李若建：1950年华北地区的“割蛋”谣言

[内容提要]本文描述了1950年华北地区“割蛋”谣言的基本情况，指出谣言爆发是建立在民间的集体记忆和民间话语所形成的不安气氛之上的，一场突如其来的签名运动是谣言爆发的导火索，而一贯道则是点燃导火索的群体。

Abstract：The outbreak of the “castration” scandal in Northern China in 1950 was apparently triggered by a signing campaign， but， as this author tries to show， it could actually be traced to the uneasy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folks. Before its outbreak， the scandal had been fermented in the whisperings of the folk mass.

1950年7月间在中国华北地区的北部，突然爆发了所谓“割蛋”谣言，造成民间广泛的恐慌。虽然此事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依然缺乏学术研究，而且现有的政府文献和相关资料均将其简单归因为一贯道造谣破坏，事情的真相如何，有待进一步分析。

谣言本身是荒诞的，但是透过对谣言的分析，有几方面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一是谣言与文化传统；二是民众对政府宣传的解读，三是民间组织与政府的关系，等等。华北的“割蛋”谣言与华东的“毛人水怪”谣言有许多类似的地方，但是也有其差异，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这两大谣言作比较分析也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近年来网络的普及，导致在网络上不时有一些真假难分的信息传播，也因此产生了认真研究谣言的需求。为什么有谣言？谣言产生的最根本原因是什么？人们为什么会相信谣言？人们为什么传播谣言？虽然本文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却可以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一、大规模谣言研究的视角

谣言是荒谬的，但是谣言不会是空穴来风。一般说来，大规模谣言的产生是社会变迁的产物，同时谣言也是一种民间话语。

（一）集体记忆的研究视角

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是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最早提出的概念，但是他没有留下关于集体记忆的明确定义。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在后人整理出版哈布瓦赫的《论集体记忆》的英译本写的序言中，根据哈布瓦赫的观点提出“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①这一定义。根据科塞的定义，本文把“过去”的范围，具体化为两方面内容：民间习俗、传说。

因为一个完全脱离现实的谣言是无法让人相信，也是无法传播的，所以没有一个谣言可以完全脱离现实。与谣言相关的社会现实是什么？这一个问题或许比谣言本身更加有研究价值。笔者曾经对1953―1954年涉及华东地区江苏、安徽、山东三省的“毛人水怪”谣言作过研究，指出“毛人水怪”谣言爆发的主要原因是社会变迁过程中，一些事件激发了民间的集体记忆。②对于1950年华北地区“割蛋”谣言，笔者也持同样的观点，并且在此观点下，剖析这一谣言。

（二）民间话语的研究视角

戴维•阿诺德在研究十九世纪末期印度瘟疫期间的谣言时指出，谣言是一种大众话语的形式，③这一观点有相当的说服力。因为在民间话语没有渠道得到正常表达的时候，谣言可能成为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在一个社会发生剧烈变革的时期，社会各阶层的利益重新调整，相当数量的利益损失者为了维护其利益，必然会通过某种形式发出他们的声音。在这一过程中，把他们的声音加载在谣言上，是一种常见的手法。

（三）研究的理论框架

根据上述的两个研究视角，笔者认为1950年华北地区“割蛋”谣言的实质是：潜在的集体记忆与一些民间话语，构成了一种不安的气氛，在一些突发事件的诱发下，同时在一些对新政权不满分子的利用下，多因素结合起来所形成的。其研究框架如下图所示：

二、谣言的内容与传播

回顾谣言的内容与传播过程，是探索谣言背后社会变迁的前提。然而今天已经很难找到对当年谣言客观和清晰的记录，因此本文只能用拼图式的拼接方法，尝试恢复当年的事实。

（一）谣言的内容

1、基本情节

根据各地的资料，大体上可以把谣言的主要内容复原如下：苏联要造原子弹，其原料（有的说是配料）就是男人的睾丸、女人的乳房和子宫、小孩的肠子。毛泽东答应供给苏联，于是就派下便衣部队到全国各地割这些东西送给苏联。“割蛋”的人化装成和尚、道士、商人、农夫，他们都经过专门训练，能飞檐走壁，白天侦查，晚上动手。割一个女人的子宫，拿到苏联能换三块现大洋。有的地方还传说：割一个人的肠子，“以肠作证”，给12匹洋布。④

关于“割蛋”人的描述，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是政府背景，有的说法是“多是穿八路的那种黄衣服”。⑤其次是外来性，“割蛋”人一般是外地人，这与明朝的“叫魂”、1953―1954年华东地区的“毛人水怪”谣言是相同的。

2、政治倾向

反政府、反苏联是谣言的基本政治倾向。谣言明确说“割蛋”人是政府派来的。当政府派干部宣传辟谣，又被说成是“共产党是为了欺骗麻痹你们，你若相信他，正好拿你开刀。”⑥对于政府的辟谣解释工作，群众甚至基层干部，认为这是向他们放烟幕，搞欺骗。⑦有的谣言说，因为“割蛋”人是政府派来的，是毛泽东的命令，所以捉住“割蛋”的，送到公安局，公安局一看介绍信就放了。⑧因为民间认为“割蛋”者执行的是毛泽东的命令，送政府也不管，所以民众捉到被认为是“割蛋”的人就往死里打，一些无辜者因此被打死。

3、影响

谣言传播之处，民众高度恐慌。从各地的资料来看，民众的反应基本一致：男人晚上上房站岗，妇女并房睡觉，不敢下地干活，行人不敢单独走路。个别人因情绪紧张而幻视幻听，往往在夜里听见狗吠而惊惶失措，望见影子大惊失色，以致发生误会。一处喊叫，全村响应，一村呼喊，邻村震动。张家口地区在1950年7月27日至8月8日这13天内，群众无故乱喊相互惊扰即达166起。⑨同期在北京市郊区，因为民众恐慌割女人的乳房和小孩生殖器，仅一个400户村民的村庄，就因谣言购买手电筒1000个，门户紧闭，彻夜亮灯，每晚消耗点灯煤油25斤。⑩民众的恐慌情况与1953―1954年华东地区的“毛人水怪”谣言传播时的情况，几乎如出一辙。

4、平息

绝大部分的谣言是很难查到源头的，因此一些人就必须为此付出代价。由于政府明确把造谣者指向一贯道，一些道徒因此被捕和枪决。被枪决的还包含其他散布谣言的人，有商人因此被处死。{11}

谣言爆发后，张家口地区的各级政府反应比较快，组织了武装宣传队、武装工作组，深入各地揭谣捕特，安定群众情绪。1950年7月24日后连续发出十余道关于镇压匪特、追谣灭谣、稳定社会秩序、保护生产建设等命令、指示，并令各县县大队以一连兵力分散配备，协助公安部门剿匪肃特。到8月下旬，各地先后共捕获造谣、投毒、暗杀、施放毒弹者数百名，谣言基本平息。{12}为了平息谣言，河北赤城县组织民兵巡逻，对道会门、烟民、流氓、反动地主、富农及敌伪还乡人员加强管制，强令他们白天生产，夜间集体住宿，不给他们留活动空隙。{13}蔚县县委发出了《关于开展追谣加强剿匪反持工作的紧急指示》，县区干部组成工作组深入各区宣传，先后逮捕了首要分子17人。{14}怀安县逮捕了16人，处决了2人。{15}

山西省应县将一贯道的道首8人判处死刑，召开群众大会，将犯人绑赴刑场，执行枪决。至此“割蛋”谣言才平息下来。{16}山西省忻县打击和处理道首323名，其中处决32名，判处徒刑的137名，判处管制63名。{17}山西省浑源县1950年将一贯道道首薄某等3人镇压，平息了谣言。{18}估计在平息谣言过程中被镇压者过百人。

（二）传播

1、传播的时间

据笔者所见到的资料，谣言的雏形是在1950年4月出现。在当时的绥远省陶林县（今天的察右中旗和察右后旗）主要道首聚会，散布说打台湾“苏联做了三十万胶皮人，需要人心、人眼、人蛋（指睾丸）”，“还要用人心、人眼、人蛋偿还苏联的贷款”，“制造原子弹”，“凡移民都有割蛋的任务。掏心割蛋的都是侉子（指河北、山东人）干的，是毛主席派来的，都带有政府命令。某村干部捉住两个割蛋人、见有毛主席的命令，就放了”。{19}这一谣言最迟到1950年9月还在北京市昌平县传播，在查出61名造谣者之后，到10月底才平息。{20}

不过从各地资料的记载，谣言基本上集中在1950年7月间在各地突然爆发，与一般谣言有一个空间传递的过程明显不同。特别是谣言的传播地区是地广人稀的华北北部地区，这种情况是非常奇特的。这个现象暗示着谣言突然爆发有两种可能：一是有一个庞大的组织，策划在同一时间点，同时散布谣言；二是，在发生谣言的地区，共同发生了某一件事情，这一事件，引发了民间的集体记忆。前者是政府对谣言爆发的解释，认为是一贯道组织策划了这一谣言。尽管这一解释不无根据，但是一贯道是一个松散的、派系林立的宗教团体，虽然其成员在谣言传播中起重要作用，但是不足以认定谣言传播是一种有预谋和计划的事情。再有，以当时的交通通讯条件，除了京（北京）包（包头）铁路沿线之外，大部分地区交通不便，很难想象会道门如何能够短期内，让谣言散布开。因此后一种解释就应该是主要原因，也就是说谣言并不是精心策划有预谋的结果，而是由一件在谣言传播地区都共同发生的事件引起。

2、传播的区域

有一种说法是谣言波及山西、河北、陕西、山东等地区。{21}但是目前笔者所见资料，这一谣言的传播区域基本上是北到内蒙古包头，南到北京，西到山西大同，东到天津，这一个范围内（基本上是当年的绥远、察哈尔两省）。这一地区有几个特点：

（1）大部分地区处于长城以北的塞外高寒区域，介于游牧与农耕的过渡地带，并且是近代历史中汉族大量迁入的地区之一。这些地区除了会道门势力庞大之外，形形色色的越轨者人数众多。1949年底察哈尔省全省有会道门50余种，道徒达20万人。―贯道占80％。全省有流氓、惯愉、惯盗、娼妓、烟鬼等5.1万人（1952年这一地区人口只有457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