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斐:现代性与民间传统的互动

［内容提要］本文以河南省路村为个案，以路村文化大院和关帝庙建设为切入点，在田野调查资料的基础上，考察了代表国家力量及现代性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民间传统在一个具体农村场域中的不同表述、不同实践及其相互交织的过程。在政府话语中，文化大院代表着先进、理性、科学，“庙”意味着愚昧、落后、迷信，文章指出，表面上是二元对立的“院”和“庙”，在路村村民的实际生活中却并没有截然分开对立，而是呈现出混合交织的形态。文章对在当下社会中如何重新认识现代性与发展话语，如何重拾民间传统的价值进行了反思。

［关键词］现代性 民间传统 文化大院 关帝庙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 case study of the Lu Village in Henan Province， with focus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official “cultural centre” and the local Guandi Temple. Based on the data drawn from fieldwork， this thesis tries to show how the government campaign of promoting socialist values clashes with the time-honored tradition of local folks. In the government narratives， the cultural centre represents advancement， rationality， and science， whereas the Temple symbolizes ignorance， backwardness， and superstition. However， in the daily life of the local villagers， the cultural centre and the Temple are not as contradictory and confrontational as they appear to be. In fact， the two are somewhat merged together by the local people. The phenomenon should urge us to rethink the discourse of modernity and development and give due respect to the value of folk tradition.

Keywords： modernity， folk tradition， cultural centre， Guandi Temple

一、研究缘起

2009年农历正月初二，我去河南省路村舅舅家拜年。席间闲聊，被告知路村有几位老人正在重建村庙――关帝庙，已经初具规模。跑去一看，用做关帝庙的房屋正是刚刚被废弃的路村小学的教室，而这一教室在解放前就是村庙大殿，解放后才推倒神像改为教室。又得知，作为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政府主导在路村修建了文化大院，但是却建在了距路村1华里外新修的路村小学的封闭式操场上，而且大门紧闭，发挥不了作用，由此产生了群众关于“文化大院应该建在关帝庙旁而不应建在学校里”的议论和抱怨。这一现象引起我的浓厚兴趣： 一方面是代表着国家文化和现代性意识形态自上而下对农民进行教育和改造的文化大院，另一方面则是代表着民间传统文化，在后毛泽东时代重回地方民众生活的关帝庙。那么，在路村这一特定的场域里，二者是如何各自进行表述和实践的？它们的建造过程又呈现出怎样的特征？它们又是如何相互交织、碰撞或者争夺的？这一探讨对当下社会重新理解传统文化有何启示？

一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启蒙运动以来的以科学、理性为主要内容的现代主义一直是主流的社会思潮，盛极一时的现代化理论正是这种观念的集中代表。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对现代性的反思逐渐成为学界的重要课题，并在研究取向上粗略地形成两种路径：一是从相对宏观抽象的层面上对现代性进行理论性的反思；①二是将关于现代性的反思纳入到具体而微的经验材料中，在具体的背景中对现代性以及现代与传统等论题进行重新理解。但是，在国内学界，相对于现代化理论的影响及其被官方广为接受的这一现实，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的具体经验考察进而重新思考中国现代化过程的研究仍相对较少。

为此，围绕上述问题，笔者以河南省路村为个案，以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和文献法收集资料，分别于2009年2月、5月、7 ~ 8月前后三次进入路村开展田野调查，以路村文化大院和路村关帝庙重建这两个几乎同时发生的事件为切入点，通过对二者建造过程的具体考察，对上述问题给以分析和回答，并对相关理论和概念进行反思。

二、社区背景

路村行政村，包括姜村、路村、罗村和白村四个自然村，共分九个小组。本文所论述的是作为自然村的路村。路村是村委会的所在地，现有五个小组，1051人，有路、冉、黄、张、姜等姓氏，是一个人口较多、多姓杂居的大型自然村。历史上，路村一直是周边村落的中心，并且是远近有名的“主家庄”（即较多地主所居之村庄）。民国时期实行保甲制度，全乡共分为20保，路村保为全乡第19保，保长、师爷均由路村人担任，管理范围很大。解放后施行县、区、乡、村的管理模式，路村归K区管辖，而路村保也改为路村乡，下辖方圆十几个村庄。人民公社时期，K区改为K公社，并成立路村大队管理区，辖14个小队。1982年人民公社撤销，路村大队分为路村、毛村两个行政村。路村周边村落众多，人口稠密。但路村距离县城和乡镇等政治经济中心较远，北距县城70华里，东距K乡12华里，距南乡22华里，距西乡12华里，交通不便，直到21世纪初才有一条县级公路经过村庄。

进入路村，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该村拥有保存较为完好的防卫型工事――村寨：村庄四周的寨墙依稀可辨，寨墙外面人工开挖的寨河至今保存完好，一条东西方向的道路横贯全村。据文献资料记载，路村寨系清咸丰、同治年间修筑成方形土寨，寨有东西两座门楼，东寨门上书“路村寨”三个石刻大字。寨有三道防线，从内向外分别是：寨墙，高7 ~ 8米，上部有墙垛或叫马墙，设有枪眼，供护寨人员巡视保安全；墙外部约5米处种植一道密集高3米的寨刺；紧靠寨刺是寨河，寨河宽约20米，深约7米，常年有水。民国23年重修寨，西寨门一般，东寨门雄伟，高约10米，四角筑炮楼2 ~ 3层，筑有炮眼，四周围筑土墙，每隔一段均放有铁炮。寨门为双扇大门，能通过载重的大牛车，一到晚上寨门就准时关闭，并有专人掌握钥匙看守，关门后有大棍插入两边墙洞并上锁。在天灾、兵荒马乱、土匪作乱之年，每当夜幕降临，方圆十里八村的乡邻便扶老携幼，肩挑车拉，带上贵重物件、家禽家畜，拉上牛马猪羊，纷纷到寨内避难。路村寨最后一次修寨约在1941年，迄今为止无再整修。②解放后，虽然寨门和炮楼被拆除，寨墙由于村民取土而变矮，但是村寨的基本形制没有受到破坏，现如今仍能起到维护治安的作用。而且与“寨”有关的名称仍存在于村民的日常用语中。据村民介绍，现如今外村人仍然不敢轻易到本村捣乱，因为只要守住东、西边的出口，不熟悉地形的外村人是不太容易逃脱的。

由此可见，一方面，路村远离县乡政治经济中心；另一方面，由于历史上路村寨的修建及其护佑功能，使路村成为周边村落所认可的区域性中心村，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路村集贸市场兴起之后，路村作为“基层市场”（standard market）的所在地和“基层市场社区”（standard market community）的中心，承担着联系周边村民与更高的市场体系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商品、资源交换。③本文的讨论正是围绕这样一个特定的村落场域而展开。

三、不同的表述与实践

1978年以后，与经济上的改革开放相伴随的，是在广大农村社会开展的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运动，文化大院即是这一运动的具体举措。所谓文化大院，即在一个院子中开设党员活动室、科技夜校、图书阅览室、棋牌室、戏台及各类球场，成为集文艺演出、图书阅览、电影放映、科普培训、信息查询、体育活动为一体的多功能综合型文化活动场所。文化大院这一形式较早出现在山东泰安和河南许昌等地，④并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创造性举措逐渐得到国家的认可，⑤由此，文化大院建设开始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展开。正是在这一宏大背景下，2008年路村开始了文化大院的建设。

而路村关帝庙由来已久，在咸丰年间就有过一次重修，一直到1949年之前，关帝庙仍保存完好、香火旺盛，并且在村庙的空余房间里，有先生教村民读书识字、武术拳脚。解放后，村庙里的神像被推倒拆除，房子改用作教室并随后扩建为路村小学。2008年秋，路村中学（官方名称为K乡第三中学）被撤销停办，路村小学搬进了原中学的校址，原小学的教室被废弃。于是，在路村几位老人的主导下开始了关帝庙的重建。

在具体分析路村文化大院和关帝庙建造过程之前，本文首先要考察的问题是，在官方和民间的话语中，文化大院和村庙是如何被表述的？进而，又有着哪些其他实践？

（一）官方的表述与实践

官方对于文化大院这一精神文明建设新举措有着数量众多的文本性表述与评价。⑥笔者将这些文本归纳梳理之后，看到了其表述话语惊人的一致性。概括起来有以下三点：其一，改革开放以来，在物质生活日渐富裕的同时，精神却出现空虚滑坡，封建迷信活动等社会不良现象有所抬头。文化大院丰富了农民的文化生活，使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在农村占领阵地，促进了农村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其二，文化大院作为农民思想道德教育的阵地，有利于对农民进行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教育和社会主义的道德法制教育。其三，文化大院作为科技培训和致富信息传播的中心，提升了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促使农民由封建愚昧走向科学文明。概而言之，借用中央文件的言词，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改造农村落后文化的有力武器，有助于引导广大农民群众崇尚科学文明，克服愚昧落后，破除迷信，移风易俗，提高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农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⑦

显而易见，在上述的种种文本表达中，农村文化被截然二分了：村庙及民间信仰等统统被贴上了封建、愚昧、迷信的标签并归入农民落后文化之列，而文化大院则被视为科学、技术、文明、法制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载体，并且成为改造农村落后文化的有力武器。而且，这一截然二分的文本表述在笔者田野调查期间所翻阅的政府文件以及与乡干部的访谈中也得到了生动体现。在谈起近些年农村的民间信仰及大量村庙的重现这一现象时，一位乡干部将其归结为“群众素质太低，又太愚昧；可能是社会主义信仰缺失了，不懂他们为啥要信这些东西”，并且指出“农村的文化阵地，我们不去占领，就会被这样的封建迷信甚至邪教组织占领了”。

实际上，官方的这种表述并不是一个新生事物，它与20世纪初以来中国所进行的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进程，以及在此进程中以现代性的科学、理性来改造农村社会的话语及实践一脉相承。20世纪初清帝国解体以降，国家逐步在乡村建立基层政权以加强对基层社会的直接控制与渗透，⑧并通过对乡村社会的生活方式的直接监视以及大力创建代表国家意识形态的“先进文化”等方式，开展对农村社会的改造和有“计划”的社会变迁⑨。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以及在现代性的逻辑下，正如孔迈隆（Myron Cohen）所指出的，中性意义的“农夫”（farmer）被现代性所赋予的充满贬义的“农民”（peasant）一词所替代，一个与现代性相对的、知识上与文化上充满迷信、无知、愚昧与保守的中国“农民”的概念及其形象被发明与重新定义，并且作为现代文化上的异类与“他者”，被社会精英广泛表达。⑩因此可以说，民族―国家的触角伸向基层农村的过程，也是“愚昧、迷信”的中国农民的被发明从而必须要接受现代性文化的教育和改造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