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利尔・贝尔绍：社会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的未来面临挑战

人类学的现状与问题

我给自己规定一个任务，那就是以现状和现存问题为根据提出问题:社会和文化人类学的学术系统中存在什么缺欠，如何进行研究以求消除?我认为这些便是这门学科从现在起到本世纪和下世纪之交这段时间内所面临的无可回避的挑战。社会一文化人类学的生命之源在于科际性。这门学科有一个区别于别的学科的特征，具体说来，就是我们的理论和方法论都是，要把人这一现象置于全面的环境中来考察，要涉及自然的生物的以及尤其是社会的世界的一切方面和种种变项;社会一文化人类学之所以以科际性为生命线，便是这个特征的符合逻辑的结果。我们整体地而非单个地、同时而又平行地使用的思维技巧，既渗透了我们自己独有的范式，也反映着凡所能有的任何学科的思路。这就便我们得以把这些思路做比较性的检验。从理论上说，这给我们以机会来对其他学科做出贡献，我新近便联系经济学对这个课题做了一番考察。通过这样的交互作用，不断受到刺激，我们的学科于是成长和成熟。这种情况是至为重要的。

但另一方面，特别是自从社会一文化人类学成为大学本科的一间课程以来，我们已经把自己变成了一切求诸己的专门家，往往很少有功夫或有兴趣深入学习其他学科的基本知识。新一代研究人员中有一种倾向，很令人担心:他们把人类学当成了一个自给自足、自我封闭的体系，极少乃至完全不求了解在其他学科中包含着人类学的那些根源，也不把自己和其他研究者直接比较，看看各自的前景如何。

显然，没有哪位人类学家能够全部掌握住和其他学科的那么许多联系。但又必须向这个方向努力，这种挑战于是导致我们发生分歧。出于人之常情，我们就这一类的分歧进行了一场场辩论。或者主张某一特定的解决问题方法为惟一"正确"，别的方法一概谬误----虽然没有什么标准可以做这样的判断。不知道有多少作者大费笔墨，或申言从生物学角度进行解释优于从文化角度进行解释;或主张文化生态法优于新马克思主义或传统的社会变化理论;或认为就事论事的研究优于结构主义;或断言经济人类学中的形式主义应由实体论取而代之;而所有这些论断又无一不有完全相反的观点。又不知有多少博士论文对旧的范例不加试验便予摒弃而采用新的范例。但事情的真相常常是，在论战中提出的种种新方法大部分并不是另辟蹊径，而是从不同的方面看事物，它们是互为补充的。

当前的三项挑战

以上引言提出三项我们当前面临的挑战:1从保持和加强学科际联系的角度，设计并实施培养和研究规划;2制订更加严格而自觉的标准，借以就互相排斥的不同研究方法进行选择;3寻求各种方式，把看来似乎矛盾而其实并行不悖的立场观点协调起来。例如，通过对术语和概念的调整，表明两个体系之间其实有共同语言，有时甚至可以表明二者可以融合为一体。

我当然不是主张社会一文化人类学应当通过这种学科际联系而丢掉自己的特征。所以，这就需要赶紧提出我的根本论点。我认为，由于特殊的目的和使命，社会一文化人类学如今正站在一个具有伟大意义的未来的大门的面前。这样一种光辉的前景是来自它的已经萌发、必须培养、在任何情况之下也不会丧失的特征，人类学以一间学科涵盖了其他人文科学的全部内容。人类学并不侵犯其他专业的领域，但惟独它负有一宗使命，那就是综合概括它们所有的观念并加以发展。但是，人类学家在着手探讨面临的种种新的实质性问题时，却往往情不自禁，会忘却上述的这个观点，从而丧失了我们自已的这一特色。我们在研究复杂社会时，当然耍使用社会学的观点;可也要使用许许多多别的研究方法;但在这样做的时候，决不可以一头扎进社会学的(或经济学或生物学的、甚至包括哲学的)特定领域，把自己禁锢起来。

我的意思也不是暗示人类学多多少少"优于"其他学科，虽然行文用语，有时可能令人有这样的印象。专家们的眼光透过长长的隧道，看见了尽头处的光亮，却会对较为全面的视野视而不见，至少在隧道已经全然打开，它的珍贵资源都已分配之前会是如此。从某些方面来看，我们与自己的竞争者相比，在方法上要贫乏得多;但就长期来看，这倒又可能有个好处，就是因而有机会来评价不同的研究方法之是否有效。(一个恰当的例子是经济学。我们从经济学家那里大可学得若干方法;但有一个条件，即不可认为只要运用了抽象的逻辑推理和统计数字，就一定能获得准确的结果。)我为经济学界的读者写文章时，强调的是具体的人类学内容。而在为人类学界读者写文章时，却必须反其道而行之，着重以下论点:应当把抽象模型的建构和不同方法的逻辑及其修订运用于本专业论著中所包含的体系，而这个方面我们做得不够。

我们也没有尽其可能地创建虽较为简单而涵盖面较广的理论。我们的研究方式之一，是先提出过于简单的方法，然后为了补救，又把问题弄得愈来愈过于复杂。好吧，事情只得这么办。但这就违背了传统科学中一个首要的原则:有两种理论同样足以解释某一现象，可资选择。这种情况下应当选择二者中较为简单的一种;而且，所寻求的也必须总是较为简单的阐述。人类学必须至少部分地遵守这个原则，进一步，要选择对现象的涵盖面更广一些的理论。从这个方面着眼，如我过去在不同情况下提到过的那样，首先用以解释大洋洲美拉尼西亚的船货崇拜这种地区性现象，然后加以简化而用于所有救世主运动、千年至福运动、宗教复兴运动等等的解释模型，很可以再做进一步的修订，从而包括诸如非宗教性的政治抗议运动，以及在类似环境中产生的、并无政治内容的其他抗议运动等等现象。

类似的可能性还很有一些。我所想到的包括关于典礼性经济的理论;可以选择典礼性经济中的若干变项加以分析，从而决定它们对有关的整个经济体系所带来的后果。另一个例子是关于社会层次化的理论;就是说利用一组严格・规定的变项，把阶级、种姓、以及种种高低之别(门第、种族、联邦内部的政治等级)做比较性分析，考察其间的差别出人。我相信读者在社会一文化人类学各分支的领域中都能找到类似的例子。

再有三项挑战

它们是:为研究生提供机会，使他们能在田野工作的限制之外获得理论方面的进步;5进行学科际的综合;6通过综合及修订现存的理论模式，建构一系列简单些、但涵盖面更广的理论模式。

会一文化人类学中某些总的趋势是很有成效的，但却牺牲了可以对这种风气有所补益的其他办法。人种的个案研究以及范围甚广的比较性分析在本学科申处于优势地位。大致看看《当代人类学》这本刊物的论文和评介文章便会发现，即令我们对各位作者提出的关于人种方面的资料不加怀疑地信以为真，他们从中得出的结论却几乎从未为所有的读者所接受。这门学科中几乎全然不存在普遍认可的论证这样一种东西。近些年来，一些较为正规的稿件试图通过对假说的验证来克服这种弱点。但所使用的验证方式----包括以单一的种族个案做为验证对象，利用统计数字，以及把代表性的典型做有限度有控制的对比－－虽就其本身而言尚能说明问题，终归不能彻底说明问题，因而仍旧难以获得人们一致赞同。

我这里当然不是要全然否定这方面的努力，否则势必导致不健康的争论和无休止的反复核查;人类学若要达到成熟，便一定要寻求更多的途径。一个潜在的关键性问题是:人类学从不乐于进人预告这个领域，因为这种活动给我们带来专业上的风险，可能表明我们往往是错误的。我认为有两种既互相关联又互不相同的预告模式。一是时间方面的，它以若干已知事实为根据，预告某一事情将会发生(即预报);另一一种是理论上的，它以已知的、已确立的理论为基础，预告某种理论将会由事实得以确证。

理论上的预言虽可以以比较性研究为基础，两种预言方式本质上都属于动态性质。其基本结构是说，如A(单独地或与其他事物结合地)变化，则B将按某一特定方式变化，或C将消失或发生(有时的说法是C将会或将不与A相关)我以为－－－虽然在此无法证明－－人类学自发端以来就其变化和演变问题讲了许多动听的话，但就其动态模式而论，却具有根本性的弱点。而且，动态的命题既可以通过实地的考察研究产生，同样也可以通过对想象的社会做抽象分析而产生(虽然这必须从前者得到某种启发)。

我相信社会一文化人类学应当在这个方面投入比现在更多的精力，作为一种自觉的学术追求，它将会－－也许同时它也应当－－正视一个难题。这个难题不妨称之为不确切性问题。半个世纪之前，皮季卢姆・索罗金为了证明社会科学之不能达到确切的知识，曾援引过若干理由;这些理由今天仍旧成立。这是因为它们涉及的是观察者与所观察到的数据资料之间的关系。"这个观点在这里同样无法深入讨论，但必须武断地提出来。即令是在自然科学领域中，以推论为确证也是站不住的。至多不过是就当时看来属于确证而已。因此，说社会科学的成果并不确切而只是近似，我们不必为人们的这种批评感到羞愧。

这是个心态问题，但其后果对于我们极为重要。一位学者发现某些命题有可能加以论证，他自然就会肯定它们是真理，而且信心十足地欣然加以宣布。这是人之常情，出乎自然，不必苛责。但就我们这个专业的整体而言，我们的怀疑态度不应当仅仅用来寻求波普尔所说的那样的反证，而是也应当借以形成一种积极的心态，即认识到不确切性之确实存在，认识到我们正在寻求进一步的近似值，而同时又认识到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将永远限于近似。

理论、动态研究和不确切性

所以我们面临的还有更多的挑战:

制订足以据以做出预言的理论;8赋予本学科的抽象理论以更大的重视;9更加注意进行严谨的动态研究;认识到知识是由不确切的表达构成的，并自觉地遵循这个观点去从事研究工作。

为了较好地达到这些目标，我觉得有儿个方法论和技术上的问题需要作进一步的说明。以对行为的微观研究为基础的理论，如何才能与宏观的社会一文化数据相一致，而从有限的观察建构起来的理论，又如何才能与历史上的或民族的复杂情况联系起来，这个双重的困难可做一例。为了解决这一类的问题，许多人类学家不断地做过努力，但在实证观察所得和宏观世界实际之间通常总是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举例来说，依附论在理论上的不足之处便由此而来。再一个例子是我自己多年以前所写的博士论文，其中的实证性数据便不能证明什么东西，而只是与作为假说提出的一些概念相一致，虽然当时不是以这种方式表达的。这个问题同样纠缠着经济学，以至于关于市场行为的若干宏观性表述是以个人心态为前提的表述为基础而做出的。这就无法进行单个的验证:市场行为似乎证明这些前提是成立的，因为能够根据它们准确地预测。这就使得某些实证性的验证无关紧要，甚而多余。但在人类学中，这种观点却无法接受。而我们既然需要对属于不同层次的宏观和微观的各种社会现象做出相互一致的解释，便面临着真正的困难。

列维－－斯特劳斯提醒我们注意，有可能存在着一种文化的"语法"，从而恰如其分地受到极大的赞赏。我们如今需要的是再做一次考察，看看在寻求各种文化特性之间的属于动态性质或属于配置方面的联系这个如今已不行时的任务中，是否存在过原来可能具有某种价值的东西，我并不以为上述的研究方法有哪一种将会最终给予我们某种最有用的工具，使我们能够回答关键性的问题。而是认为这样做的意义在于使我们从中了解在一种文化的各个因素之间存在着什么互相竞争、互相加强、以及其他方面的关系，以之作为基础，进而阐明道德价值和选择标准的形成，以及文化系统(包括其中互相排斥的因素)何以成其为系统。另一相似的做法是，把关于社会交换的理论用来说明社会结构与社会组织的形成。当前，人们对认知人类学、符号人类学以及诸如此类的人类学赋予了极大的注意力，但它们的技术仍处于稚年。有太多的人类学家满足于现存的那些依靠直接经验的、主观而武断的解释方法，而不愿正视现实，承认我们迫切需要严谨的、客观的研究方法。各种文化不同质，是一个重要的观点;但我们却躲到它的后面，避而不谈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关于质的表述可以从量的角度另做表述。而无论这样的表述是怎样的仍旧只能提供一种近似值，如果我们希望做出的解释更能令人信服，那就非此不可。

这可不是呼吁人们一轰而起，都去从事无批判的计算或摆弄统计数字。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按表面价值来接受所谓的"准确"计算，往往误人歧途，而且这也并不总是必要的。说明数值或较大或较小，就等级高低或顺序先后加以整理排列，这样做可能也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