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鸣：中国民族考古学的形成与考古学的本土化

内容提要：中国民族考古学的形成是由自身独特背景和学术环境所决定的，在辩证唯物史观指导下，运用民族志材料解释，复原考古学材料，从民族考古发展到民族考古学形成了中国民族考古学的强烈特色。

“民族考古学”，自80年代开始在我国的讨论多起来。众多学者对民族考古学这一新兴学科的定义、内容、方法、理论、范围及发展史都已做过论证（注：容观琼：《值得提倡的民族志类比分析法――“民族考古学”介绍》，《中南民族学院》1984年第3期；容观琼：《关于民族考古学发展史上的几个问题》，《中山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张寿祺：《论民族考古与“民族考古学”――兼及对西方哲学“整体论”的分析和批判》，《中山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本文试图通过对我国民族学和考古学两门学科历史的回顾，叙述早期的民族考古活动，论证中国民族考古学的形成是自身独特背景和学术环境所决定的。由此可见西方学科进入中国后本土化的过程，亦可见人类学对考古学影响的过程。

一.中国近代民族学和考古学的形成

民族学与考古学的起源都可以追溯到很古老的年代，但在西方它们成为独立的学科都是在19世纪上半叶。而我国近代考古学和民族学的形成，都是在本世纪“五四”运动前后。

所谓近代考古学，是指考古工作者通过地面调查和考古发掘去发现文化遗迹，加以整理，并据以研究古代人类社会的历史。近代考古学的形成，在西方（欧洲、北非、西亚）是1840～1870年，19世纪末30年代是成熟期（注：格林・丹尼尔著、黄其煦译、安志敏校：《考古学一百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87年。）。美国近代考古学的形成则稍晚些。

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是与五四运动中新文化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可以说，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是伴随着五四运动的兴起而来的（注：夏鼐：《五四运动和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考古》1979年第3期。）。

人类的考古活动很早就开始了。在古代中国，古物在统治者手中不但具有实用价值，还具有政治意义，私人也竞相收藏古物，作为古玩。宋代形成的“金石学”到清乾嘉时期大大发展，其重在器物收集、文字考据，目的欲在鉴赏。也有不少著述，如梁代顾煊的《钱谱》，唐代徐浩的《古迹记》，宋徽宗的《宣和博古图》，吕大临的《考古图》，欧阳修的《集古录》等等。中国古代的学者，为了著述的需要也研究古物，访寻古迹。如北魏郦道元著《水经注》，除引用丰富的史传、碑志之外，还亲自考明了许多古城、古迹的沿革。司马迁著《史记》也访问了许多史迹（注：卫聚贤：《中国考古学史》，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六年。）。这些可以说是考古学的萌芽。

到晚清初期有所谓“罗（振玉）王（国维）之字”，他们利用甲骨、铜器简牍、石经和墓志等，做了大量整理工作。中国近代考古学批判地继承他们的成果。

本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西方的考古学已经开始渗透到中国，但是伴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来的。英、德、俄、法、日等国纷纷派遣探险队到新疆和甘肃西部、东北、内蒙古进行探险工作，这些探险队常常以考古为名，掠夺古物，也做了些考古调查和发掘，如敦煌、楼兰、居延等地的考古发现（注：荆三林：《考古学通论》，第二篇《考古学史的发展》，郑州大学讲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刺激了以后国内学者把历史、民族、考古相结合的边政研究。

历史学也是考古学的重要来源。如五四运动后兴起的古史辩派，吸取了西洋史籍考订法和史事考据法。顾颉刚先生意识到要建立新的史学，必须依靠民俗学（包括民族学）和地下考古的发现（注：顾颉刚：《古史辩》，朴社一九二六年六月初版。），先秦诸子（包括儒学）和两汉经师所制造出来的“三皇五帝”的古史体系因为经受不住史证，而被怀疑、抛弃。

“五四”运动以后，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近代考古学在我国兴起，1922年成立北京大学国学门考古研究室，1923年成立古迹古物调查会，并开始了对仰韶遗址（1921年）、甘肃洮河流域史前遗址（1923～1924年）、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1921年）、殷墟（1929年）等考古学文化的调查和发掘。

民族学知识的萌芽，同样可以上溯到很远的时代。我国《史记》不仅记载了中国广大土地上的各民族状况，还包括东亚许多民族的资料。另外还有《诗经》、《楚辞》、《山海经》、《蛮书》、《百夷传》等以及大量的杂史、地方志。古人也很早就认识到民族共同体间的差别。史书上记载的民族已多达“九夷、八狄、七戎、六蛮”。但古人不能合理地解释这种差异。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中，有许多关于民族起源的，如纳西族的长篇叙事诗《创世纪》就描述同一个母亲生下了藏族、纳西族、白族三个民族的祖先。

我国近代民族学的兴起时间与考古学大致相同，是本世纪初开始的，也就是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而兴起的。但直到1926年，蔡元培先生发表《论民族学》一文提出“民族学”的名称（注：蔡元培：《论民族学》，《蔡元培选集》，中华书局1959年。），1927年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下设民族学组。主要活动是广西凌云瑶族调查（1928年）、台湾高山族调查及研究（1929年）、东北赫哲族调查（1930年）、湖南西部苗族调查（1933年）（注：陈永龄、王晓义：《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民族学》，《民族学研究》第1集，民族出版社1981年。）、云南彝族调查（1928年，中山大学）（注：周大鸣：《中国的早期民俗学研究活动及其成就》，《中山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

早期民族学的形成，一方面从西方引进了各种民族学理论和方法，同时继承了中国古代文献中的丰富的材料。蔡元培先生指出，民族学不但要继承古籍中丰富的材料，同时与人类学、人种学、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都有一定的联系。因此在早期民族学研究调查中已注意到民族学的资料和考古学资料的关联。

二.中国早期民族考古活动

民族学与考古学的起源都可以追溯到很古老的年代，但它们成为独立的学科都是在19世纪上半叶。而我国近代考古学和民族学的形成，是本世纪“五四”运动前后。我国两门学科形成后，在平行发展中出现了交叉，在接触点上产生相互作用。而这两门学科中的相互作用，我们称之为“民族考古”。早期民族学活动可以分为两类：

1.考古学印证民族学的问题

在我国追溯早期人文科学的学术史，往往会提到王国维先生。王国维（1877～1927年）是我国近代大学者，开创了许多学科的学术潮流。王国维先生是最早开考古证民族史之先河。如他在《匈奴相邦印跋》一文中，从匈奴相邦玉印考证“其形制文字均类先秦古玺，当是战国讫秦汉之物”，又谓“此印年代较古，又为匈奴自造，文字并同先秦”，这些结论为后来考古发掘所证明（注：林斡：《王国维对匈奴史的研究》，余大钧：《论王国维对蒙古史的研究》，《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第1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

这种以“考古证民族史”的方法多为后来历史考据学家仿效，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古代民族的形成来源上。如对北方民族史的考证（注：孟世杰：《戎狄蛮夷考》，《史学年报》1929年第1期；胡君泊：《匈奴源流考》，《西北研究》1933年第8期；董柱臣：《匈奴西迁与欧洲民族之移动》，《学艺》1942年第2期；郑师许：《匈奴先世鬼方猃狁与殷周之交涉》，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集刊》1943年第1期。），东南沿海民族的探索（注：卫聚贤等人成立的“吴越史地研究会”（1936年）并主编《吴越文化论丛》（商务印书馆），关于东南吴越民族的研究文章多裁于此丛书，如卫聚贤的《吴越释名》、《吴越民族》、《太伯之封在西关》、《中国古文化由东南传播于黄河流域》，陆树栅的《吴越民族文身谈》等。），楚民族的来源（注：胡厚宣：《楚民族源于东方考》，《史学论丛》第1册，北京大学潜社出版1933年；蒙文通：《古代民族移徙考》，杨向奎：《夏民族起于东方考》，《禹贡》半月刊第七卷第六、七合期，1937年；罗香林：《古代越族考》，《文史学研究所月刊》第一卷第二期，1933年第2期。）等等。其代表人物有孟世杰、方壮猷、胡厚宣、徐炳旭、卫聚贤、蒙文通、杨向奎、罗香林等等。其文字多见于《古史辩》论集、《禹贡》半月刊等刊物中。

2.民族学印证考古学问题

最早提出这种方法和研究的是蔡元培先生。蔡先生在《美术的起源》（1920年）一文指出：“考求人类最早的美术，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古代未开化民族所造的，是古物学的材料。二是现代未开化民族所造的，是人类学的材料。”这里所说的“古物学”，即指考古学，“人类学”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民族学”。在文章中，他鉴于古代文物是“静的，且往往有脱节处”，因此不得不借助于民族学材料来加以说明。认为“考求美术”的原始，要用现代未开化民族作主要研究材料。

蔡元培先生还开创了用人类学方法研究人种、民族和文化，说要利用体质人类学研究民族的体质特征，用文化人类学方法探讨民族文化的差异（注：蔡元培：《美术的起源》，《蔡元培选集》，中华书局1959年；胡起望：《蔡元培和民族学》，《民族学研究》第一集。）。

林惠祥先生是一位人类学家，是我国最早注意到运用民族学材料解释考古遗物的学者之一。在1929年调查台湾少数民族时，除了收集高山族各类民族学资料外，还注意收集考古学材料，并调查了园山贝丘遗址。运用民族学材料对“雷公斧”作出正确解释。同时据台湾普遍发现的新石器遗址中的石器、陶器、骨器、贝器，证明台湾番族与大陆之联系（注：林惠祥：《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专刊，1930年。）。

早期民族考古学活动主要表现在几个专题上，试举几例。

一是西南地区发现的悬棺葬（或称“岩葬”）的研究。本世纪20～40年代，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一种与中原不同的葬俗――悬棺葬。对于这种时代延续长而发现与中原以外的考古学遗物，研究者确认这是古代某民族的葬俗。但究竟是哪个民族的葬俗呢？于是一些学者从古代文献中寻找有关民族活动的记载，调查这种葬俗分布区域的现代民族的风俗（主要是葬俗）与悬棺葬的联系。用以证实其族属。葛维汉、郑德昆等认为是白人（注：葛维汉：《四川古代的白人坟》（1932年）秦学圣译等三篇文章。）。向达认为是苗族的葬制（注：向觉明（向达）：《中国崖葬制》，《星期评论》第二十七期，重庆，1940年。），而方欣安认为最早起于埃及和波斯，后传入中国西南（注：方欣安：《所谓蛮洞》，《星期评论》第15期，重庆，民国三十年。）。

把考古学文化与地方民族史结合研究，首推卫聚贤及同人。1936年，卫聚贤与同人组成“吴越史地研究会”，结合当地发现的考古学文化，如良渚文化，探索吴越民族的族源（注：孟世杰：《戎狄蛮夷考》，《史学年报》1929年第1期；胡君泊：《匈奴源流考》，《西北研究》1933年第8期；董柱臣：《匈奴西迁与欧洲民族之移动》，《学艺》1942年第2期；郑师许：《匈奴先世鬼方猃狁与殷周之交涉》，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集刊》1943年第1期。）。

此外还有些学者把一些普遍发现的考古学遗物，与古代民族相联系，作为某一古代民族的文化特质，如罗香林先生考证铜鼓是越族的文化特质之一（注：罗香林：《古代越族考》，《文史学研究所月刊》第一卷第二期，1933年第2期。）。

周口店，北京猿人发现地，是早期最重要的考古基地之一。在对北京猿人及旧石器文化的研究中也运用了当地民族学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