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鸣：底层社会与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

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有中国特色的科学文化观，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这种和谐文化既包含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和谐思想，也是我党总结古今中外和谐文化建设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各项经验教训的成果。

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建设与底层社会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底层社会的矛盾将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建设。和谐文化作为社会主义的科学文化观，一方面，应体现各个不同层次群体的和谐与协调，另一方面，应以底层社会广大群众为基础，同时满足其他层次人群的需求。

从关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到关注政治、经济、文化再到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四位一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胡锦涛总书记的十七大报告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提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思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本身在不断完善之中发展。

社会与文化是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其内涵和外延既可以相互独立，又可以相互包含。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有中国特色的科学文化观，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这种和谐文化既包含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和谐思想，也是我党总结古今中外文化和谐建设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各项经验教训的成果。它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思想价值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对和谐文化建设的讨论需要从抽象的精神价值层面的研究和提倡，转向操作性和实践性，同时建立相应的考察指标体系。

人类学以文化为核心概念和基本的研究对象，并尝试通过关注弱势群体和底层社会，采取自上而下的视角讨论文化和谐的问题。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涂尔干把社会视为由相互关联的各个部分组成的整合系统，他针对19世纪欧洲步入工业社会后由于剧烈的社会变迁所引发的激烈社会冲突，从价值、制度规则、社会联结方式等角度探讨形成“社会团结”的有机形式，以防止出现“社会排斥”和“社会分裂”。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人类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观，即文化整体观和文化相对论。文化整体观强调人类社会不同部分的文化是相互整合的系统；文化相对论则认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特征、个性，任何文化在价值上都是平等的。费孝通的一句名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概括出了人类学文化观的精髓。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在经济高速发达的同时，由于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和各阶层利益的不一致，社会中出现了一系列不和谐不稳定的因素，底层社会的出现被认为既是我国社会转型的产物，同时也是我国社会矛盾冲突的焦点所在。底层社会中弱势群体的代表包括农民工、下岗工人和失地农民等等，这些群体的民生问题充分体现了社会转型带来的在物质、制度以及精神价值3个层面上的冲突和矛盾。

从人类学的文化观出发，笔者认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建设与底层社会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底层社会的矛盾将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建设。如何理解这些矛盾并协调矛盾，是开展和谐文化建设的重点和难点。笔者认为，和谐文化作为社会主义的科学文化观，一方面，应体现各个不同层次群体的和谐和协调，另一方面，这种文化应以底层社会广大群众为基础，同时满足其他层次人群的需求。

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建设，需要采取自下而上的视角，对底层社会矛盾与冲突的现象、特点、本质、规律、解决途径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的调查和研究；厘清底层社会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思考转型期社会矛盾和冲突背后的文化因素；并实践性地引导文化变迁，缓解社会矛盾，加强对社会主义精神价值观念的认同。

胡锦涛总书记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关注底层社会的民生问题。特别是其中提到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发展乡镇企业，壮大县域经济，多渠道转移农民就业；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提高保障水平；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等等政策思路，都为我们缓解底层社会的矛盾提供了很好的方向指南。

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容，同时也是在国际文化交往日益频繁的环境和背景下的文化建设，具有开放性和世界性。在今后的和谐文化建设中，我们还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系统梳理中西方在和谐文化建设方面的研究成果和经验教训，特别是人类学等相关学科对于文化研究的成果。我国这套具有现实意义和实践操作性的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经验，实际上将会是对亨廷顿等学者所秉持的“文明冲突论”的回应和反思，其理论和实践具有普世价值。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将是中华文明贡献给全人类的宝贵智慧。

原文来源：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