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哲：民族理论政策热点问题的讨论与启示

【内容提要】文章在简要梳理近年民族理论政策研究热点问题基础上，根据争议较大的几个热点问题所提出的观点，阐发几点思考和看法。文章认为，这些热点问题的讨论与争鸣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具有多方面的意义；民族理论政策的创新务必立足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现实国情；鉴于理论界的认识歧异应进一步总结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民族理论政策的经验和成就，发扬传统，检视不足；新形势下，对待民族问题，在民族平等的原则下需要有差别化思维。

【关 键 词】民族理论政策/热点问题讨论/统一多民族国家国情/差别化思维

一

我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历来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有关民族理论政策问题也始终是民族研究的重要内容，而且历来不乏热点问题的讨论。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学界就有关于汉民族形成①、民族概念、民族定义和“民族”译名问题的广泛讨论。②改革开放之后，民族理论学界掀起研究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热潮，在继续热议民族定义、民族形成、民族概念的基础上，对民族政策、民族事实上不平等、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民族同化、民族融合、民族意识、民族心理素质、民族精神等问题也展开了研究和讨论。而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理论的研究，如对列宁、斯大林的民族理论研究，其中尤其是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的讨论与批评成为一个时期的热点问题。③此外，关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维汉、乌兰夫、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以及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民族理论和解决民族问题的思想研究，关于党和政府制定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等一系列民族政策的研究也是民族理论学界研究的重要内容。在这一较长时期中，民族理论研究成果可谓相当丰富，成为传统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研究高峰，而且此后也难以再加逾越。

随着社会发展与转型，全球化步伐加快，国际上民族主义浪潮再次兴起，世界局部地区民族问题的凸显，相关理论、跨学科理论和思想的大量引进，以及国际交流与对话的不断扩大，进入新时期以来民族理论学界越加活跃。

一方面，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仍在继续，但已逐渐感到深化和创新的艰难，成果的数量和建树也都开始变得有限。正是在这样一个学术背景下，民族理论学界探索新的发展路径，不断拓宽学术视野，加强了族际政治理论和民族政治学视角的跨学科研究，研究问题也明显呈多样化态势。传统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研究悄无声息地吸收借鉴政治学、法学等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和视角已成学科发展的新气象，这给传统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带来新的生机和更大的空间。但总的来看，借鉴西方政治学等学科理论的系统性和理论话语尚有不足之处。

另一方面，国内政治学界、法学界、人类学界，乃至哲学界也有相当多的学者利用系统的学科理论开始关注和探讨民族理论问题，越来越多研究世界民族问题、国际问题的学者也从国际关系、国际法、族际政治角度加入了民族理论问题研究的队伍，这不仅使得研究者队伍的规模扩大了，更重要的是研究的议题和范围也扩大了。可以说，目前中国民族理论界的学术视野、研究的问题和涉及的领域相比之前都有了一个全面的拓展和提升，而且有很多问题是过去未曾论及或较少论及的。诸如少数人权益保护、多元文化主义、民族主义、民族过程、承认政治、身份认同、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民族凝聚力、协商民主制、跨文化比较、跨国主义理论、日常民族主义、离散理论，移民理论、族群理论、族群建构视域下的资源竞争理论、民族国家构建、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的治理等等，呈现出一片繁荣的盛景。所有这些问题的研究和讨论，较大地促进了民族理论问题研究的深入发展，但也不能不看到，这方面的研究，理论性的确较强，对问题的研究有独自视角，但不足之处或结合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情有限，或对现实问题观照不够。

当然，以上研究议题基本上属于纯理论问题的探讨，有不同的见解也都是在理论框架内进行讨论，一般并未引起学界的整体性关注和争议。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既是理论性研究也涉及民族现实问题，既属于学术探讨也有很强的政策指向性的研究，则引起了民族理论学界甚至整个民族工作领域的巨大反响、争议和讨论。如实行第二代民族政策问题、民族问题去政治化问题、民族关系去政治化问题、促进民族交融一体问题、族群替代民族问题，以及构建国族、构建民族国家、民族共治、中华民族是实体民族问题等等。

其中，备受争议甚至饱受批评的当属实行第二代民族政策、民族问题去政治化、族群替代民族等几个较大问题。④可以说，这些问题的探讨和讨论代表了近年民族理论学界研究和争议的热点和焦点。

主张第二代民族政策的学者认为，实现我国民族政策从第一代向第二代的转型，即实现从识别国内56个民族、保持56个民族团结发展的第一代民族政策，到推动国内各民族交融一体、促进中华民族繁荣一体发展和伟大复兴的第二代民族政策的转型。[1]

所谓民族问题去政治化，是有学者把历史上处理民族关系的政策导向大致归为两大类，一类是政治化导向，一类是文化化导向，并就马列主义从政治革命的角度把族群政治化问题，分析了苏联是把民族问题政治化的典型和表现，同时也对新中国建立后的民族政治化措施进行了比照分析，继而描述了两种政策导向的不同后果，提出“少数族群问题”去政治化。[2]

所谓族群替代民族问题，是有学者认为，中国少数民族在社会、文化等方面与其他国家如美国的少数种族、族群大致是对应的，改称族群可以更准确地反映我国民族结构的实际情况，并避免在中华民族和下属民族层面都使用“民族”，同时也避免在对外翻译时引起误导。[3]

对于这几种观点，民族理论主流学派先后进行了密集的、大规模的和有众多学者参与的讨论、对话、争鸣和批评，在多种杂志、数家报纸发表文章，召开多个专题研讨会、出版论文集乃至专访、答记者问。从理论到实践，从经典作家的论述到实证研究，从国内的现实到国外的经验教训，在理论上从各个角度包抄围剿，全方位进行批评和反驳。对于这些热点问题的讨论和批评，无论是广度、深度、规模和影响，在民族理论学界应该说都是空前的。经过广泛、充分和较长时间的讨论，看得出来，民族理论主流学派对这些观点的驳斥和批评在学理上、在结合中国具体实践的论述上，得到了学界多数学者的赞同和支持；同时，经过深入的讨论和辨析，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很多学者渐渐有了基本的共识。

二

当理论激辩、讨论、批评高潮渐过，学术论战的硝烟开始慢慢散去，反观近年民族理论政策热点问题的讨论和争鸣，笔者认为这场舌枪唇剑的理论冲突也给了我们诸多启示。

(一)近年民族理论政策热点问题的讨论具有多方面意义

首先，第二代民族政策等观点的提出，客观上是从不同的问题、不同的侧面对党的传统民族理论政策提出的思考和探索，把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进入新时期以来出现的民族问题主要归因于以往的理论政策，尽管属于学术看法和理论见解，但对党和政府在过去的民族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和今天依然坚持的理论政策方向具有一定的冲击和解构作用。这不仅关系到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如何认识、如何评价的历史观问题，更重要的是关系到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未来道路、方向何去何从的问题。如果由此成为民族理论政策的拐点，将对今后处理民族问题带来难以逆转的影响。适时、全面、透彻地分析和论述这些观点的理论偏颇与片面之处，并指出其不符合中国国情，不仅在实践上行不通，而且容易造成更多的民族问题，显然是非常必要的。

其次，从学术角度自不必言，即便从民族问题事务的角度来看，这些观点的提出应该说也是一种有意义的探索，并有其独特价值之所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新疆、西藏出现了暴力冲突事件，包括汉族在内，人们的民族意识、身份认同意识渐趋增强，民族问题的重要性、复杂性再次浮出社会的水面，变得不容忽视和回避。这些观点、看法可以说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下产生的，体现了作者对现实社会中民族问题的敏感和学术担当，也反映了作者独特的学术思考和探索。这种精神、勇气和责任感以及居安思危的社会关怀是宝贵的，有些也是令人钦佩的，对于民族理论学界无疑是一种感召。除此，它外在的价值还体现在对民族理论学界多年来基本保持一成不变话语的冲击和挑战，迫使民族理论主流学派披挂上阵、对垒和迎战，并在理论论战中全面展示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丰富内涵和解释力。另外，单纯从理论探讨和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出现一些不同的声音，持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提出新的问题，特别是具有独立思考并带有一定学理性的观点，可以引起学界的广泛思考和讨论，促进问题的深入研究，并有可能在充分的讨论、碰撞中产生一些新的见解和思想。特别有意义的是，讨论的过程，也是对很多理论问题重新进行梳理、反思和进一步澄清的过程。

再次，通过对民族理论政策热点问题的讨论，我们也应看到，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反驳、批评错误观点方面有较强的说服力和一定的理论优势，说明民族理论主流学派在传统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方面有足够的储备和积累。但与此同时必须承认，这次热点问题的讨论，也反映了民族理论主流学派存在一定的理论局限。因为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只有在展示姿态时才会暴露自身的问题。如果说我国民族理论学界主要可分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学派和西方民族主义理论学派的话⑤，那么传统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学派在主张坚持经典作家的理论和原理的前提下，通过吸收借鉴西方相关的理论成果，面对全球化和中国现代转型社会出现新的民族问题，似乎还缺乏重大的理论创新、建树和发展，也还没有形成具有影响力的新理论，以致于在民族理论领域的讨论中不得不投入大量精力长期打保卫战。这也是此次热点问题讨论中最值得民族理论主流学派深思的问题，同时也是此次热点问题讨论的一个重要意义之所在。在各种学术理论思潮此消彼长，诸多前所未有的现实民族问题层出不穷的今天，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进行理论创新显得尤为紧迫。

(二)民族理论政策的创新务必立足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情

主张实行第二代民族政策等观点之所以受到民族理论主流学派的批评，主要是作者多利用西方的经验、理论甚至价值观念来解读、认识和评判中国的民族问题，未能区分中西方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未能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现实国情出发，既有偏颇、片面的一面，也不无主观、鲁莽和冒进的一面。尽管初衷是好的，但好的出发点和好的结果有可能南辕北辙。或许可以说，如果按照这些观点来处理中国的民族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老一辈革命家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结合中国国情形成的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以及由此在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发展等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连同我们今天仍在继承的宝贵遗产和事实上一直在享受着的理论与政策红利都会付诸东流，而且还可能出现更多、更大的民族问题。所以，研究民族理论政策问题，进行民族理论政策创新，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的理论为指导、为基石，必须从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情和民族现实情况出发，立足于维护国家统一、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举个例子，即便我们把多民族国家也看做是民族国家的一种类型，在民族国家构建的多种模式中，美国的熔炉模式⑥、法国的共和模式⑦、加拿大的多元主义包容性建构模式⑧、包括苏联以民族区域自治为基础的联邦制模式⑨，对我们而言都只能是了解、参考、借鉴的对象，而绝不是照搬的模板。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对经典作家的思想、理论的运用，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对西方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等文化的学习也都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并结合了中国的具体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