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世平 吐尔文江・吐尔逊：警惕灾难性的族群政策

在我国族群政治问题有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面前，我国的民族（族群）政策可能需要一个系统的重新思考，有所调整也已经提上日程。这时候，各种各样的政策建议都会出现。但是，这其中的一些政策建议往往来自于一些并不太了解族群政治，特别是对今天的社会科学就族群政治的广泛和深入的研究成果并不太了解的人士。他们往往会提出一些看起来简洁有效的政策建议。

正是在这样的关头，我们要特别警惕简单化的政策建议。这些简单化的政策建议不仅不会有助于改善目前的状况，甚至有可能进一步加剧族群之间的矛盾，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本文旨在给出一些理解族群政治的基本原则，并提醒我们一定不能犯一些根本性的错误。

理解族群政治：一些基本的事实和原则

首先，族群政治并非中国独有。在现代化的世界里，只要一个国家有超过一个族群，这个国家内就有族群政治。换句话说，族群政治是不可能消除的，只能去尽可能地管理，达成基本的族群和谐。想一劳永逸或者是从长远消除族群政治的思想都是乌托邦式的危险空想。

其次，族群冲突作为族群政治的暴力体现并不是族群政治的必然结果。事实上，世界上绝大部分族群之间尽管有族群政治，但却并不一定恶化成为族群冲突。但是，确确实实，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曾经经历而且仍在面对比我国更为严重的族群矛盾和族群冲突。统计资料表明，从1945年到2012年，世界范围内的武装冲突中，国家之间的冲突呈稳定下降的趋势。相比之下，国内冲突却在相当长时间内呈上升的趋势。而在国内的武装冲突中，族群冲突又占到了近70%甚至90%比例。

因此，族群政治和族群冲突是当今社会科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研究领域。这些研究已经使我们对于族群政治和族群冲突有了相对广泛而深入的理解。因此，我们已经可以从其他国家管理族群政治的教训和经验中学到许多东西。不幸的是，对社会科学有关族群政治和族群冲突的最前沿研究，我们的许多人士了解甚少，甚至基本不了解。如何管理我国的族群政治不能只懂得一点中国的族群政治历史（包括边疆史、族群史）。我们必须从其他国家的历史中吸取经验和教训。

中国近代以前的管理族群政治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于管理今天中国所面临的族群政治尽管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其借鉴作用也非常有限。这是因为，以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为标志，现代民族主义兴起之后的族群政治和此前的族群政治有根本意义上的区别。一些1789年以前的政策（比如，强制性的族群融合）已经基本不再适用。而因为中国王朝传统中的“天下观”，许多人士对历史上和当今中国的族群政治的复杂性可能都有严重的低估。

群体的社会心理学明确地告诉我们，几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族群中心主义者”。而因为“族群中心主义”的存在，不同族群对族群之间的许多问题的主观判断往往会有很大差距，而且这些主观判断可以几乎完全和客观的事实脱节。比如，就族群之间的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制度安排来说，少数族群的一些人士总是会认为自己受到了歧视和不公正待遇，而多数族群的一些人士则会认为少数族群获得的特殊待遇太多了。

因此，要更好地理解族群政治，我们的每一个人，特别是族群政治的研究者必须时刻提醒自己注意控制自己的“族群中心主义”情绪。

族群政治的“象征性”和“情感性”

族群政治从来都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首先，族群政治有很强的“象征性”。这些象征性因素包括族群认同（含语言、宗教和文化因素）、历史记忆、历史神话、少数族群精英能否代表整个国家，等等。任何触及到这些“象征性”问题的讨论和话语，都需要谨慎对待。来自多数族群的话语体系尤其如此。

比如，显然，传说中的“炎黄”的子孙只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但绝对不是中华民族的全部。因此，“炎黄子孙”不能和“中华民族”等同。类似地，“龙的传人”也不能和“中华民族”等同起来。又比如，现在的许多所谓“国学”其实主要的研究对象都是汉族的文化思想，而显然汉族的文化和思想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全部。因此，要么“国学”真的研究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和思想，要么“国学”这一名称就应该被取消。

而正是因为族群政治的强烈“象征性”，在族群政治中，客观的历史很多时候可能并不是最核心的问题。族群政治中最核心的问题是被不断“建构”的“历史”。某些对历史的“建构”有利于族群和谐，而某些对历史的“建构”则有可能加剧族群矛盾。比如，在涉及族群政治和族群冲突的素材时，某些中国的历史影视作品对历史的诠释和建构往往有加剧族群冲突的危险成分。这些危险成分包括过分渲染某些族群对其他族群的赫赫战功或者是伟大征服，而不去反思这些赫赫战功和伟大征服背后的血腥和残酷。

族群政治还有极强的“情感性”：事实上，“族群中心主义”是我们情感的一部分。不仅如此，族群政治还一定会和我们每一个人最最真切的情感混杂在一起：恐惧、仇恨、愤怒（包括暴怒）、尊严都是族群政治的重要构成因素。不能理解族群政治中的情感因素，也就不能理解族群政治。

警惕危险的政策建议和话语体系

当前，在一些公共舆论平台上，已经出现了一些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因而是非常危险的政策建议或话语。为了避免造成更多的族群矛盾甚至流血，国家应该可以考虑，在公共舆论平台限制此类有危害的话语。这些话语尽管可能不会直接导致更多的矛盾和暴力，但却极有可能间接地导致更多的矛盾和暴力。

有的人士明确提倡用更多的暴力来解决族群矛盾和族群冲突。这样的言论，无论是来自多数族群还是少数族群，都是极其危险的。这些人士不明白，更多的暴力不仅不能缓解族群矛盾和避免更多的族群冲突，而且只会导致更多的仇恨、暴力和流血。

有的人士则提出，要“改变某某地区的人口结构”。这些人士根本不明白，世界其他国家的历史表明，仅仅是提出“要改变某某地区的人口结构”都可能加剧族群矛盾，更不要说是切实推行这样的政策。

有一些人士认为，只要把少数族群地区的经济搞上去就万事大吉了。但是，世界各国的历史表明，增加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总量却不能缩小族群间的相对经济地位差距的经济发展政策通常无助于缓解族群矛盾。更糟的是，很多时候，增加少数民族地方经济总量却不顾及少数族群的相对经济地位的发展政策往往会加剧族群矛盾。

有的人士说“要取消民族自治（区）”。这些人士不懂得，只要有了民族自治（区），那任何取消，甚至削弱“民族自治”的口号都会加剧族群矛盾，更不要说切实推行这样的政策：历史不能从头再来。而中国的民族自治区制度尽管和前苏联（以及今天的俄罗斯）的民族自治制度有相似的地方，但也有非常重要的区别。而且，中国和前苏联的民族自治制度所处的制度环境以及其他因素也有非常重要的不同。不能简单地因为前苏联的民族自治制度是导致前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得出中国的民族自治区制度一定会导致中国的解体这一结论。得出这样的结论的人士对确立复杂社会结果背后的复杂因果关系的诸多困难缺乏基本的了解。在人类社会这样一个复杂体系里面，一个因素的作用在不同情境下可以有截然不同的影响。

还有一些人士认为，为了长期的目标，可以不惜在短期内加剧族群矛盾。尤其在7・5和3・1这样的大规模恐怖袭击事件之后，这种思想会特别流行。这样的政策口号也是极其危险的。短期内加剧族群矛盾通常会不可逆转地增加族群之间的仇恨，进而长久地危及国家更好地管理族群政治的能力。“长痛不如短痛”的族群政策无论从短期还是长远来看，都只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只有能够将短期的目标和长期的目标比较好地结合起来的族群政策才是可取的。

结语

零星的修修补补已经难以从根本上帮助我国管理当前的族群政治问题。我国的族群政策确实需要一个系统的重新思考和设计：在各个不同的族群之间，构建一个稳固的和谐族群关系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但是，任何对我国族群政策的重新设计都必须建立在对族群政治的深入研究和了解之上。在这样的紧要关头，我们的政府和领导人必须慎思熟虑，注意听取那些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族群政治的历史经验有相当了解而且有原创性的理论研究成果的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的意见。只有基于这样的社会科学知识基础，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我们才有可能设计出比较好的管理族群政治的政策体系。任何简单化的、甚至是粗暴的族群政策都极可能加剧族群矛盾，导致更多的冲突，甚至灾难。

（唐世平，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复杂决策分析中心主任；吐尔文江・吐尔逊，新疆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