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戎：21世纪的中国是否存在国家分裂的风险

一、国家分裂的机制和要素

在不同的地理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人类历史上曾经建立过各种形式的政治实体，如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城邦国家、世袭贵族领地、王朝、帝国、现代民族国家、联邦国家等。这些政治实体在历史演进中不断发生分裂解体或合并重组的事件，这些变动的背后有着各种政治、文化、军事等因素发挥作用。归纳起来，一个政治实体如发生国土分裂而成为两个或多个新国家，其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外敌军事入侵的结果，敌国使用武力强制分裂一个国家，吞并它的部分国土或在其部分国土上建立一个服从自己的傀儡政权；二是国家内部一些地区的部族群体首领要求自治独立，通过内战（通常有他国的支持）或政治妥协达到国家的正式分裂。

那么为什么一个国家内部会有一部分人口在群体领袖的号召下要求在自己聚居的部分国土上建立独立国家？为什么一个国家会出现领土分裂和国家解体？大致归纳起来，发生这样的情况通常需要三个必要的前提条件或基本要素。

第一个条件，就是这部分国民认为自己不再从属于这个国家（甚至认为自己群体从来不属于这个国家，只是历史上因外在强制力使本群体被迫接受这一地位），他们在政治从属观念上和文化观念上（语言、宗教、历史族源等方面）不认同这个国家的主流群体，自认为是一个具有特质并相对独立的群体。在“民族国家”语境下的现代社会，这部分国民认为本群体是一个独立“民族”（nation）。正是这种具有独立和排他意识的群体政治与文化认同观念使这一群体在内外条件适宜时努力争取政治独立。

第二个条件，就是这个群体的聚居地（也许是历史延续下来的传统居住地，也许是集体迁移后逐步形成的聚居地）在国家体制中形成了相对独立的行政区划单元，在一个群体和一个地区之间发展出相互对应的关系，这个群体已把这个地区认作是本族群的“固有土地”（领土），在条件适宜时便以这个聚居地作为争取政治独立的地理空间。一个不断迁徙流浪的群体，即使本族的独立意识再强，也不可能以某个无直接关联的地域作为未来“独立国家”的“领土”来发动“独立运动”。

第三个必要的前提条件，就是在这部分群体中已经形成自己的领袖人物（群体）即政治和文化精英集团[1]，这些人积极构建本“部落”或“民族”的政治历史，总结归纳本“部落”或“民族”的共同祖先和文化特点，强调本群体成员与其他群体成员的差别和人口边界（“谁是我们，谁是他们”），发掘和讴歌本“部落”或“民族”的历史英雄人物，强调本群体与聚居地之间久远和牢固的历史联系。这些精英人物通过以上步骤逐步构建和加强本群体民众的政治与文化认同，逐步把本群体民众凝聚和组织起来，联络境外势力使本群体的“民族自决运动”国际化，与执政当局开展政治谈判或组织游击战争，创造条件推动独立建国的社会运动。假如没有一个政治目的明确的精英集团在引领和组织，具有群众基础和真正有影响的社会运动是无法动员起来的。

独立民族意识、“领土”、群体领袖，是民族主义独立运动发动和取得成功的三个基本前提条件。在导致国家分裂的这三个必要条件中，独立的“民族”意识是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只有当一个群体中由历史延续下来的“群体”认同（氏族、部落、血缘集团、帝国臣民等）转变为现代“民族”（nation）意识时，这个群体的传统居住地才可能被视为“本族领土”，群体的代表人物才会以“民族领袖”的角色领导社会政治动员，以“民族解放”和“民族自决”为旗帜来激发群体内部凝聚力并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

在传统的部族社会，一个多部族帝国中的某些部族在其领袖人物的领导下强化本族的独立意识，要求从目前的国家中分裂出去，以自己的传统聚居地建立独立的王国或部落国家。而在现代多族群社会，一些群体在其领袖人物的领导下构建并传播本族是一个“独立民族”的意识，要求通过“民族自决”建立自己独立的“民族国家”。在具体情景中，这些争取独立的民族主义分裂运动可能表现为多种形态。例如：这个争取独立群体的人口在现代政治体制中可能被分割在多个国家，如居住在伊朗、伊拉克、土耳其边境地区的库尔德人；这个群体有可能主要居住在一个国家境内，如俄罗斯联邦的车臣人；这个群体也有可能是一个国家境内的少数族群，但本族人在境外建有独立的主权国家，这个群体要求争取独立并与境外本族的主权国家合并，如南斯拉夫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

如果不具备上述三个必要的前提条件或要素，一个国家内部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争论，如对最高领导者（如国王、皇帝、总统）或领导集团（如世袭贵族集团、执政党、军政府）的批评，甚至以武装革命和内战手段推动的改朝换代或政体改变，并不一定必然导致国家领土的分裂。这是因为无论是传统社会的“部落国家”（tribalstate）或现代社会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通常都是领土和人口边界清晰、有历史延续性并在全体国民中具有某种共同认同意识的社会共同体。所以，民众对本国政权体制和国家政治领袖的不认同或不接受，并不等同于对以国家为单元的社会共同体的不认同。

在工业化以后的现代社会，各政党在多党体制中的轮替执政，甚至社会革命导致的意识形态和政体变革都不构成国家分裂的条件。只要绝大多数国民对自己的“民族国家”依然保持政治认同和忠诚，他们所要求的政治变革，并不是民族和国家（即社会共同体）的分裂，而是执政党政治纲领的改变或国家政体的改变（如从专制帝国变为共和国、从一党制变为多党制）。因此，在一些国家里有些政治家、思想家可能反对本国的现任政府、政治体制、社会阶级与权力结构，但是他们依然热爱自己的民族和国家，他们也许会流亡国外，建立革命组织，鼓吹推翻现任政府，但是他们仍然可能是最深情的爱国者，他们反对现任政府，其目的恰恰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复兴与强盛。

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内部有些群体已经具有独立的现代“民族意识”、在国家行政区划中拥有自己的“传统居住地区”，并出现了由本族精英集团推动的有明确“独立建国”政治目标的民族主义运动，那么在这个国家内部许多政治矛盾和利益冲突的演变结果可能就会完全不同。发生在这个国家的剧烈政治变革或社会动乱，很可能将成为这些群体争取政治独立的最佳历史契机。在整个20世纪，除外敌入侵强行割地的威胁外，各国政治分裂的主要威胁来自国内一些群体的“民族独立运动”。

二、现代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

1．现代“民族”意识的起源

那么，这种现代“民族”意识又是如何出现的？这就必须从近代起源于欧洲的“民族主义”运动说起。

西欧近代的工业革命和“民族”（nation）理念的出现，是人类政治史上划时代的大事。西欧是民族主义运动的发源地，建立起一系列“民族国家”来替代传统王权国家，以共和理念和公民权为基础建立了新的政治实体。“民族是社会发展的资产阶级时代的必然产物和必然形式”（列宁，1914a：600）。“民族自决的要求，是在资产阶级革命进程中发展起来的，是与自由、平等、博爱的所谓‘普遍人权’思想相联系的”（潘志平，1999：160）。现代“民族”是替代中世纪“君权神授”世袭体制的新型的“法律和政治共同体”。

资本主义产生之前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各种群体认同，应当说与现代社会政治理念中的“民族”（nation）没有关系。人们在进行历史追溯时，有时可能把古代的群体或部族也称之为“民族”（“古代民族”、“资本主义前的民族”等），但他们或者是从学术角度探讨现代“民族”的酝酿期和“民族主义”的起源，如黑斯廷斯对“前现代民族”的讨论（史密斯，2006：100-104），或者只是把现代政治概念和话语体系简单地套用到历史场景而已。

安东尼・史密斯认为西欧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市民的‘民族’模式”（acivicmodelofthenation）包括四个要素：（1）历史形成的领土；（2）法律和政治共同体；（3）成员在法律和政治上的平等权利（公民权）[2]；（4）共同的文化和意识形态（Smith，1991：11）。但是在推翻王权并建立新生“民族国家”的运动中，各个“民族”的领土和人口边界究竟应当如何划分，则视当时内外政治形势而定。这些“边界”的最后确定，多少带有“构建”和“想象”的成分[3]。

“民族”理念一旦在群体中萌生并传播，就必然会推动这一群体产生追求以“民族”为单元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的政治运动，而且正如安东尼・史密斯所总结的，“领土”要素是“民族”构建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民族主义的基本宗旨。“民族主义认为人类自然地分成不同的民族，这些不同的民族是而且必须是政治组织的严格单位”。“各民族是由上帝所安排的相互分离的自然实体，因此最佳的政治安排的获得是当每一个民族形成了独立的国家的时候”（凯杜里，2002：7，52）。“民族主义首先是一条政治原则，它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元应当是一致的”（盖尔纳，2002：1-2）。

在“民族”问题研究中，长期存在“原生论”和“建构论”的争论。如果分析各地“民族－国家”的实际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两者都在发生作用。如果没有族源的历史记忆和共同文化特征，就没有“民族”构建的客观基础和素材；而在一个现代“民族”的地理、人口边界的确立和型塑过程中，无疑也存在内外因素影响和作用下的具体“建构”现象。

2．在外力冲击中被动转型的传统部族国家

当欧洲出现以新兴“民族国家”为主导的现代政治格局和国际秩序后，受到冲击的其他地区政治实体也开始仿照西欧“民族国家”的形式，即在原有疆域范围内，努力把本国统辖下的各群体整合成一个现代“民族”，推行统一的文字，强调各群体间的共性，构建共同的“历史记忆”，在各群体中建立共同的政治认同和文化历史认同，以便使各群体所有成员都能够认同和忠诚于这个新的“民族”（nation）。无论是以传统部族帝国（如中国的清朝）还是以殖民地（如英国统治的印度）为基础，这一国家政治转型都必然要经历这一个以现代“民族”理念重建社会共同体的“民族构建”（nation-building）的政治历史过程。

史密斯把亚洲和东欧地区在外力冲击下被动转型建立的“民族国家”称之为“族群的‘民族’模式”（anethnicmodelofthenation）。其主要特点为：（1）对血统和谱系的重视超过基于领土的认同；（2）在情感上有强大感召力和动员效果；（3）对本土文化传统（语言、价值观、习俗和传统）的重视超过法律（Smith，1991：11）。这第二个“民族”（nation）模式，体现了传统部族国家的政治认同基础，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政治启蒙思想尚未发展起来的东欧和亚洲各国面对西欧已经发展和建立的国家形式的政治反应。由于这些国家缺乏现代工业化经济基础和政治思想基础，它们的“民族构建”只能是对西欧政体形式的被动模仿，在此基础上重新整合而成的国家与西欧原发型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之间存在着认同基础的重大差别。

在一个传统多部族国家进入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期后，这个国家中原有部族是在中央政府和主流群体的引导下（包括强制同化政策）分别成为新生多族群民族国家的一个族群（anethnicgroup），还是在内外因素引导下自认为是一个独立“民族”，并在条件适宜时争取建立独立“民族国家”，则是由这个国家进行“民族建构”的实际进程所决定，这里恰好可以用“建构论”来解释。而多部族殖民地在“非殖民化”潮流中转型为新生的主权民族国家，则为“建构论”提供了最强有力的佐证。

3．在现代社会，“民族自决”是国家分裂的合法性原则之一

什么样的政治分裂运动有可能在国际社会获得普遍的同情甚至支持？在欧洲出现民族主义运动后，“民族解放”和“民族自决”已经逐步成为各国民众和知识界普遍接受的政治理念。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自决”已经成为从现有国家分裂出去的合法性原则。19世纪后期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的解体，与其统治下各群体的“民族主义运动”密不可分，加上外部势力的推动，最终促成两大帝国完全解体。这两个多部族帝国统治下的各群体，自认为是应当独立的“民族”，把“民族自决”作为现代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提出独立建国的合法性。“民族自决在1918年之后作为一种新的国际合法性原则被提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