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美雄：人口结构严重失调将影响中国经济增速

当前我国人口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由人口数量转向人口结构，呈现严重少子化叠加快速老龄化的人口结构扭曲与人口众多并存的新常态，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可能导致我国出现经济增速台阶式下行等重大风险，因此需早做应对。

当前人口结构严重扭曲

我国现代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加上以往过严生育政策的长期实施，严重扭曲了我国人口结构，使得人口发展出现新的发展困局。

一是严重少子化，未富先“少”。我国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1982年为33.6%，2015年只有16.5%，下降了17.1个百分点。大大低于世界27%的平均水平，远低于印度的34%，比美国的20%还低;同时0~14岁人口总量也大幅下降，2015年只有2.2亿人，比1982年减少了1.2亿人。我国处于严重少子化水平。

目前发达国家人均GDP普遍在2.2万美元之上，而我国在7000多美元。我国的富裕程度与发达国家相差甚远，然而少子化程度不仅远低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而且已达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水平。少子化大大超越了经济发展阶段，出现严重的未富先“少”，已危及人口可持续发展。

二是人口老龄化提速，未富先老。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015年已达1.44亿、占全国人口的10.5%。据预测，到2050年，我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4亿，占总人口比重将超过30%。

三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居高不下。2010年，0～19岁人口男孩比女孩多了2210万，男女比例是114.6比100。

人口困局制约社会经济发展

当前我国人口危机初露端倪，2020年之后恐将全面爆发，并深刻影响当前及今后我国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削弱经济发展动力，制约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一是减少了劳动力供给。少子化将造成劳动人口减少，将使得劳动力老化且供给不足。我国劳动力供给短缺局面已拉开帷幕，2012~2015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连续4年下降，2015年流动人口30多年来首次出现减少。可以基本判断我国劳动力供给高峰已产生并出现了拐点。劳动力供给将由“无限供给”转为短缺、由结构短缺转为全面短缺，今后我国企业用工成本的优势将不复存在。

笔者预计2020年之后，我国将爆发劳动力危机。20~34岁的青年劳动力，是劳动力的主力军、生力军，2022年至2025年4年间，我国每年将净减该年龄段人口1100万人以上，到2030年则将比2010年减少1.04亿人、总量只有2.21亿人。20~44岁的青壮年劳动力，是活跃经济人口，2025年将比2010年减少0.94亿人;到2030年则只有4.49亿人，将比2010年减少1.20亿人。20~59岁劳动年龄人口是有效劳动力，到2030年只有7.64亿人，将比2010年减少6900万人。

届时，招工难将成为社会的一个严重问题，许多单位尤其是企业将面临无工可招的窘境，将促使工资大幅上升、产业竞争力急剧下降，从而制约经济增长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二是会弱化社会创新能力，降低社会劳动生产率。青壮年是社会创新的主力军，由于青壮年劳动人口急剧减少，将减少创新人才总量，严重弱化社会创新能力;此外，劳动力老化也将导致社会劳动生产率降低。

三是降低消费能力，影响内需。青壮年是社会消费的主体，老年人消费欲望和需求、消费能力相对较弱，一旦青壮年人口比重下降，就会降低整个社会消费能力，导致内需不足进一步加剧，很多产业就会萎缩，极大影响我国经济转型。

四是社会养老面临空前压力。2020年后，届时既缺乏养老所需财力也缺乏养老所需人力。尤其是2030年后，养老问题将更严重，届时供养一个老年人所用的劳动力将由目前的近5个演变成2个。

五是造成社会总储蓄下降。青壮年人口减少及养老负担增加，将导致社会总储蓄减少，使社会总投资下降，弱化经济增长动力。

六是将引发房地产泡沫提前破灭。青壮年是购房的主要推动力，青壮年人口急剧下降，对房地产业将构成沉重打击，少子化日益加剧将使房地产泡沫破灭并难以复苏，日本就是前车之鉴。

或引发经济台阶式下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托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优势，紧紧抓住全球化机遇，高举改革开放旗帜，经过30多年艰苦努力，迈进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人均GDP已达7000多美元，GDP总量位居全球第二，成为了全球工业品生产制造基地和世界工厂。

然而，随着少子化的日益严重，劳动力供求发生逆转，未来劳动力供应量将急剧下降，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将成为历史。传统依靠劳动力扩张的粗放型发展模式走到尽头，已难以为继，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重大挑战。

由于少儿人口大幅下降，减少了未来的劳动力供给总量，从而造成人口红利期缩短。我国人口红利已于2010年出现拐点，开始衰减，并将于2020年左右枯竭，目前处于末梢期。同其他国家人口平稳变动不同，我国人口红利消失之后，将快速进入人口负债期。人口红利的消失，必然会带来经济增长的减速。2020年之后，仅考虑人口红利消失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就将导致潜在经济增长率在过去三十多年年均增长率基础上，降低2个百分点左右。

作为发展中大国，大量增加劳动力投入依然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未来劳动力供应量的急剧下降，会造成我国在现代化进程推进中，过早丧失劳动力比较优势。在全球化背景下，届时我国既无发达国家的技术优势和资本优势，又无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在全面小康社会建成之后，我国将遇到改革开放后最为严峻的社会经济发展危机，或将面临经济大幅滑坡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双重风险。

人是社会发展的首要因素。劳动力的减少，就意味着财富创造者的减少。由于人口的剧变将导致中国潜在生产率大幅下降，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可能既不是U型、V型，也不是W型，而是台阶式下滑。“十三五”期间，经济增速将维持中高速，“十四五”将下一个台阶，进入5%左右的中速，2030年后将再下一个台阶进入3%左右的低速。由于中国经济体量已经较大，中国经济增长应从速度赶超型转为质量效益型。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对于这两个百年目标，从人口角度看，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有忧无险;而要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则存在重大战略隐患。问题就在人口上。

由于我国尚处于人口红利末梢期，还有较为丰富的劳动力供给。此外，当前我国还存在市场化程度低、服务业发展滞后、创新能力不足及城镇化水平低下的发展瓶颈。上述四大领域不仅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而且在市场化、服务业发展、城镇化方面也与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存在较大差距。这些差距既是约束条件也是潜力所在，这几个方面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四大引擎，有效推动我国经济发展。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要注意人口再生产是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至今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人口结构处于少子化(即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20%以下)情形下，能由中等收入经济体演变成发达经济体。当前我国发展水平离现代化目标距离甚远，然而人口已进入少子化。

至今，全球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由中等收入经济体演变成发达经济体的国家并不多。如果我国不能构建相对健全的人口结构，即使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还可能出现跨越之后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局面。

应抓紧全面推进深化改革和全面鼓励生育并举

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从短期看，是由当前传统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中国发展遇到出口导向难以持续、资源环境难以为继、人口红利衰减、投资消费失衡、产能过剩严重、房地产存在泡沫、地方债务过大、贫富差距拉大等一系列困难所致。而根本原因是人口结构严重失调，由于人口红利衰减导致经济增长放缓。但这还只是人口危机爆发前的冰山一角，真正的考验是在2020年之后。特别是2030年后，由于后备劳动力急剧大幅减少，我国将遇到极其严重的人口危机。

过去20多年，日本经济出现了长期低迷，根本原因是日本人口陷入了低生育陷阱，导致劳动力供给不足、内需不振、创新能力减弱及财政供给压力大。而美国之所以能从金融危机中快速复苏，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人口结构健康。当前我国人口发展态势已呈现低生育、老龄化及少子化加快特征，如果不立即修复扭曲的人口结构，就可能步日本后尘。

人口和制度是社会发展的两大基石。笔者认为，要摆脱当前及今后发展困境就必须标本兼治，必须全面推进深化改革和全面完善人口战略政策并举，缺一不可。

一是全面加快深化改革，大幅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要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有效释放市场化、服务业化、创新和城镇化的潜力，激发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大幅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走向中高端产业，实现有质量效益的可持续发展。要加快实现转型发展，加快实现向内需为主、消费拉动、创新驱动的以服务业为中心的集约型发展方式的转变，在保持制造大国优势的同时，推动由制造大国向服务大国转变。要以能源资源使用效率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升应对要素投入增长的放缓，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应对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

二是全面鼓励生育。目前，我国虽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但由于严重少子化和快速老龄化相叠加，人口结构已严重扭曲，曾引以为傲的人口优势正逐渐丧失，并将成为今后发展的最大战略软肋。未来我国人口将大而不强，难以担当支撑实现现代化的历史重任。

作为刚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发展中大国，合理的人口结构水平应该是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20%～23%。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新增6000万以上少儿。

为确保实现十八大提出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我国人口结构改善目标的底限应是：0～14岁人口所占比重由现在的16.5%调到18%，这至少需要新增2500多万少儿。

此次放开“二孩”目标人群约9000万对，其中40岁以上占了50%。此外，目前我国不孕不育的平均发病率为12.5%~15%。按照28%的生育意愿测算，则补偿性生育量为1600万人，这远远低于构建相对健全人口结构、确保人口安全所需的2500多万人的底限数量。因此，仅仅放开“二孩”还不够。

由于百姓生育意愿已十分低下，少生、优生已成为主流价值观。抚养孩子的经济成本日益增长，也让许多家庭无力生育培养更多孩子。妇女广泛参加社会经济生活，也无暇和没有较大意愿生育更多孩子。

再加上后备育龄妇女的急剧减少：2010年，0~9岁女孩只有6600万人，比20~29岁妇女11300万人少了近一半;20~29岁活跃育龄妇女，到2020年只有8200万人，将比2015年减少25.8%;到2030年只有6600万人，比2015年减少40%。因此“十三五”之后，维持原有人口结构尚属不易。

因此我国的人口发展战略及工作思路，应立即由数量控制转向改善优化结构，构建家庭养孩与国家养孩相结合的新人口再生产机制体制，倡导“二孩”、鼓励“二孩”，争取用2至3年消化释放“二孩”生育堆积，并随后立即走向鼓励生育、提高生育率和生育量，从而构建起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人口结构。

(作者系人口学者)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