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颖 张秀兰：人口流动背景下的大都市人口结构变迁与治理

[摘要] 人口持续大规模的流动是我国社会转型期的典型特征，人口的集中流入在不断改变大都市人口结构的同时也为人口治理提出了挑战。本文以北京市2004年以来的近10年初婚人口作为青壮年常住人口的代表性子集，通过婚配特点分析了人口结构上的趋势性特征，并且从人口规模与结构、社会分层与融合、家庭变迁与养老等方面梳理出大都市人口治理与研究中的关键问题。在外来人口政策层面，建议大都市逐步从精英化取向转向属地化取向，避免人为干预造成的人群选择效应，在外来人口中相对公正地实现义务与权利、贡献与回报的平衡；在区域协同发展层面，建议首位城市更多发挥协作和服务职能，真正疏解、转移其中心功能，通过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和公共资源配置的差距使人口流向自然趋向分散化和多元化，进而从根本上解决大都市的人口膨胀问题。

[关键词] 人口流动 婚姻市场 人口多元化 人口结构 人口治理

高颖，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秀兰，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陆续实施了一系列人口相关的政策措施，包括计划生育政策、放松人口在城乡之间及地区之间流动的管制、推进新型城镇化等等；这些政策的效果已逐步显现并成为影响我国未来人口和家庭结构变动的重要因素，具体包括：第一代独生子女陆续步入婚育年龄；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高龄少子”的格局逐步形成；城市化水平大幅提升，大规模的人口流迁仍在持续并进一步向中心城市聚集。我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进入社会转型期，特别是在2000年之后，社会转型特征逐步凸显，2010年社会转型初步形成[1]；相应的，转型期的人口问题也日渐显现，并将始终是我国追求发展的全过程中需要面对的重大问题。大都市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沿阵地，人口结构亦随着社会转型而不断变迁，与人口规模相关的城市发展规划问题、公共资源分配问题等等，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大都市人口治理模式的构建与完善，对于我国整体的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首先需要对近年来大都市的人口结构特征及其潜在的变动趋势有所把握，梳理出其中值得关注的人口治理与研究中的新问题。

在人口流动的大背景之下，人口结构的变迁深刻地映射到婚姻家庭结构与婚配模式的变化之中，并对人口再生产、家庭生活方式等进一步发生影响。反之，从微观的婚姻和家庭入手来考察宏观层面的累加效应和可能影响，亦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外来人口的大规模流入是我国大都市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重要特征，这在促进人口多元化、改变整体人口结构的同时也拓展了社会交往空间，创造了更多的婚配机遇和可能模式；而婚姻是新家庭建立的起点，直接影响到生育和代际发展等重要事件，并进一步在宏观上影响社会结构的变迁。对于婚姻人口及婚配特点的考察有助于了解公众的行为偏好、适应环境变化的策略选择，以及家庭结构变化的新动向等等，具有多方面的社会指向意义。本文将以首都北京作为大都市的代表城市，采用大数据挖掘的实证研究方法对当前的人口问题展开分析。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北京民政系统建立并维护的婚姻登记业务数据库，其中包含自2004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的10年中在北京进行婚姻登记的全部夫妇的相关信息，共有数据记录（每对夫妇为一条记录）1,964,641条，其中结婚登记记录1,483,289条（占比75.5%）[①]。为避免对特定个体记录的重复使用，本研究主要以初婚人口的结婚登记记录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121万余人，女性124万余人。

通常来讲，任何一项针对特定群体的经验调查都只能从某个侧面去探索和接近现实；而婚姻登记数据作为政务大数据，其最大的特点在于全面性和准确性，即本研究的对象是一个总体而非抽样的样本，且所填写的信息均要经过相关工作人员的审核，从而避免了抽样调查中最为常见的样本偏差和信息错漏问题。与人口问题研究经常使用的人口普查数据相比，婚姻登记数据并非对特定时点的横断面状态进行扫描（这样的人口状态实质上是过去若干年人口变动的累积效应），而是准确记录了各个时点（每一天）的婚姻登记者的相关信息，从而更加适合动态研究和纵向比对的需要。

此外，近10年的初婚人口以青壮年人群为绝对主体，实质上相当于北京市总人口的一个子集；更为重要的是，在我国，婚姻通常意味着定居（尽管不排除婚后移居他地的情况，但目前在大都市中迁出数量和比例还是极低的），也就是说，这些婚姻人口将是北京更为稳定的常住人口，其结构性特征将对北京未来整体的人口结构及发展趋势产生重要影响。

二、人口流迁、婚配的趋势特点及其影响

综合考虑人口流动的大背景和大都市高度开放的特点，人口的迁移特性在诸多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中无疑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基础性特征。根据登记者的户籍和身份信息，我们首先将北京市近10年的婚姻登记人口从流动和迁移的角度进行初步分类。

根据我国婚姻登记办法的规定，在北京进行婚姻登记的夫妇有一方的户籍所在地为北京即可，因此根据登记时的“户籍所在地”可以将结婚登记者划分为“北京户籍人口”和“京外户籍人口”（本文简称为流动人口）。在“北京户籍人口”中包括两种情形：北京本地人口[②]和自外省市迁入北京而落户的人口（本文简称为迁移人口）[③]；在流动人口中也包含两种情形：一种是籍贯和户籍在同一地区，另一种是籍贯和户籍分在两地（比如原籍在江西，后来落户到浙江，然后又来到北京登记结婚）；为论述方便我们称前者为“一次流动人口”，后者为“辗转流动人口”[④]。具体的人口流迁类型分布如表1所示。

从表1数据的时序性特点不难看出，北京本地人口在初婚人群中的比例稳步下降，“新移民群体”已成为北京常住人口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对北京市未来的人口发展方向及人口治理结构等发生重要影响。在对初婚人口流迁类型进行细化分类的基础上，我们主要结合数据库中有关年龄、民族、地区、户籍、教育文化程度、职业类别等变量，对不同类别人口的相关特征和婚配的趋势特点进行分析，并总结为如下五个方面。

（一）人口流入大大促进了北京市人口构成的多元化

回顾人口调控的历史，北京市对于人口数量、人口迁入等一直具有明确的控制目标和措施；但是随着社会整体开放度的提高和人口流动管控的放松，北京市的人口结构逐步从相对单一走向多元，这一点在人口的国别、民族、地区来源等方面均有所体现，并通过通婚圈的拓展而不断加强和巩固。

从人口国际化的角度来看，北京市自确立“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城市发展目标以来，外籍人口的数量与日俱增，其中不仅包括驻京使馆外交人员、驻华国际机构工作人员、因招商引资和人才引进而来京的人员及留学生，更是新增了很多因跨国联姻而长期居住的“市民化”外籍人口。基于婚姻登记数据的分析显示，2004-2013年的10年间，在京登记结婚的涉外婚姻共有10,071例，涉及125个国家和地区[⑤]，其中6936例“外嫁婚”中的外国男性分布在122个国家和地区，3135例“外娶婚”中的外国女性分布在91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外籍人士的来源地覆盖了全球各大地理分区和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显示出北京市相当广泛的对外联系和高度的社会开放性。此外，涉外婚姻中的中方户籍人口有35%属于迁移人口，可见国内人口的流入对于北京通婚圈的国际化扩展亦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从人口的民族分布来看，北京的民族人口构成本来相对单一，除世居的满族和回族之外少有其他民族成分；自改革开放以来，受经济和发展等原因驱动而引致的人口流入使得北京的少数民族人口数量显著增多，逐渐演化为多民族散居的局面，族际通婚的日益普遍则进一步促进和强化了人口结构在民族维度的多元化。基于婚姻登记数据的统计表明，在2004-2013年的10年中，初婚男性和女性中分别有少数民族人口68,618人和83,053人，分别占比5.67%和6.69%，从时序上看少数民族人口在初婚人口中所占比重呈稳中有升的态势；初婚男性分布在除汉族之外的其他52个民族（仅缺阿昌族、怒族和德昂族），女性则分布在除汉族之外的其它53个民族（仅缺塔吉克族和德昂族）。从族际通婚的匹配情况看，初婚夫妇中跨族通婚的比重为11.21%，其中汉族与少数民族的通婚116,821对，占比10.16%；夫妇双方均为少数民族的有12,083对，占比1.05%。“双少数民族”夫妇中有3041对为不同少数民族的组合。结合人口迁移特性的统计显示，少数民族初婚男性和女性中分别有38.7%和54.7%为非北京本地人口；不难看出，北京作为一个世居少数民族很少、少数民族人口比重也不高的地区，其族际通婚却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民族成分，且表现为多民族之间的交互，外部人口的流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最后从外来人口的地区来源看，“北京新移民”的原籍和户籍遍布全国各省区，其中最高比例的京外人口来自近京的华北地区[⑥]。辗转流动人口的原籍和户籍所在地的分布具有较为显著的差异，很多人在来京登记结婚之前已经经历了一次较远距离的迁移，其中华北、华东和华南是迁入较多的区域，这三大区也恰好是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经济带所在地，体现了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对于人口的拉动作用；而这一人群在面临成婚和定居决策（即二次迁移）时选择来到北京则显示出北京对于外来人口的更大吸引力。落户和定居选择本质上是个体和家庭在进行成本与效益的综合考量之后做出的理性选择，在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下，户籍与医疗、教育、社会福利等一系列公共资源紧密绑定在一起，当夫妇双方户籍不同地的时候，家庭落户决策肯定倾向于户籍价值更高的一方，而北京等大都市在这方面无疑是极具优势的。

综合来讲，北京市作为我国最大的人口流入城市之一，面临的不单是人口规模过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