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东：美国人口结构变化危及国家认同

美国人口结构变化问题近年来越来越受关注，当选总统特朗普在大选期间有关移民政策的一些言论，更使这一问题频频成为媒体焦点。非洲裔、拉丁裔、亚裔等族群的人数在美国总体人口中占比越来越高;来自亚非拉等区域的移民潮也在继续，以至于相关报告得出结论说，再过二三十年，白人人口在美国总人口中的占比将下降到50%以下。尽管目前依然占总人口的多数，但预见到“国内少数族群正在变成多数”的前景，美国白人群体的焦虑与担忧还是与日俱增。

面对就业机会流向少数族裔和移民以及自身经济与社会地位的下降，白人群体明显感到，以往美国引以为傲的化众为一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正遭受严重冲击，英语在美国社会中的唯一主导地位，也正因更多语种的采用而弱化。为确保自身在美国社会中的优势地位，缺乏安全感的美国白人群体对拉丁裔、非洲裔、外来移民排斥倾向越来越明显，历史上因人种、族裔等因素而不断出现的“白人本土文化保护主义”再次出现，并与当下盛行的多元文化发生激烈碰撞。

当前人口结构的变化势不可挡，亨廷顿也曾有所预言，到2040年，非拉丁裔白人将成为美国的少数。在此背景下，特朗普胜选的出人意料结局既被认为是白人的胜利，有时也被解释为可能是白人的最后一次胜利。目前来看，人口结构变化所带来的人群分化、传统价值观边缘化、公民意识淡化，导致并加剧着美国的国家认同危机。

首先，美国人群分化现象要比民主、共和两党极化严重得多。各不同群体强调立足于人种、民族属性、性别身份特性以对美国社会施加影响，谋求有利于自己的政策和舆论，“美国人”的国家身份认同已远不及“某某裔美国人”“美国妇女”“美国穷人”更令美国不同群体感同身受。

特朗普胜选反衬出精英群体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对立。实际上在美国政治话语中，还存在白人与黑人对立、男人与女人对立、异性恋与同性恋对立、富人与穷人对立、新移民与老移民对立等不同人群之间的深层次分化。当同一国家内部不同人群在各问题上各执一词、各自为政时，这个国家将难以顺畅发展，关于“我们都是美国人”的国家认同感必然受到削弱。

其次，人口结构改变和人群分化，更是导致美国传统价值观的边缘化。作为世界上典型的移民国家，美国通常鼓励移民经历一个成为美国人的“美国化”过程。这种美国化以往被认为是盎格鲁―撒克逊化，强调白人主体地位、英语语言、新教信仰，“大熔炉”便是广为人知的概括，这也是不同移民群体对美国国家认同形成的必由之路。然而随着移民结构沿非白人、非英语使用者、非基督教信仰者方向泛化，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多元文化论在学术界、知识界、新闻界渐趋盛行，甚至已成为政治正确的观点而不容挑战。

新入移民带着自己祖先文化与白人文化如“马赛克”一样并列，“百衲衣”成为美国文化典型概括。亨廷顿在其著作《我们是谁：美国国家认同面临的挑战》一书中指出，由于高校普遍贬低了美国历史和西方历史，常春藤大学的学生90%知道黑人妇女罗莎•帕克斯，却不知道“民有、民治、民享”这句名言出自何人之口。美国传统价值观正失去凝聚力，国家认同塑造进程面临日趋严峻的挑战。

再者，人群分化、传统价值观边缘化又必然导致当前美国比较盛行的第三个问题，即公民意识的淡化。正如一位著名美国黑人作家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所说，以前美国人叫“公民”，说“我是美国公民”时美国人满怀骄傲;二战后，美国经历了繁荣时代，民众成为“消费者”;如今美国人有了个新标签叫“纳税人”，该词充斥政论、时评等媒介中，仿佛成了美国人的代名词。

在美国，公民与纳税人之间区别很大且时常彼此对立。公民关注的往往是社区、邻里安全等，而纳税人则关注的是自我，关心的是收谁的税、收哪些税、税收本身是否用到了“不应该”支持的群体身上等。国家认同的淡化直接导致了美国人公民意识的弱化，个人与国家间的关系也势必出现变化。当个好公民以前是美国人的行为规范，现在则是加强对政府资源分配的监督成了纳税人的关键要义。

可以说，人口结构的变化带来多元文化的盛行，多元文化大行其道又保障了移民保留其原生文化的权利，从而进一步瓦解了白人为主体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而那曾是构成美国身份认同的基础。拉美裔及其他移民人数的激增及在社会、经济、政治中对白人语言、文化和政治地位威胁的增强，激发了白人和保守人士对自身文化保护主义的本能和强烈反应。曾广为流行的国际政治中的“文明间冲突”，现在已演变为美国内部不同族群间的“文明冲突”，这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美国社会和政治认同的再建构，美国当前面临的巨大挑战是如何重铸它的国家认同，否则就将长期受困于目前已经显现的深刻政治分裂，无法自拔。

从这个角度讲，特朗普的“意外胜出”合情合理，美国人口结构变化导致了白人民众的强烈危机。他的当选是带来一个回归传统价值认知和国家认同的共识，还是多元文化继续盛行并将美国带向前途未卜的国家认同探寻之路，还需继续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