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人炳：低生育率陷阱：是事实还是神话？

「内容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后，欧洲国家生育率持续下降，一些国家生育率降到并持续保持极低的水平，这种现象引起了西方人口学界乃至大众的广泛关注，很多学者对欧洲持续的低生育率现象及其原因进行了探讨，其中最有影响的理论之一是鲁茨等人提出的“低生育率陷阱”。按照鲁茨等人的观点，一国总和生育率一旦降到1.5以下，就会产生一种“低生育率自我强化机制”，于是，生育率就如同掉进了“陷阱”，很难再回升到1.5以上。本文介绍了低生育率陷阱的概念和作为其理论核心的“低生育率自我强化机制”并从人口学机制、社会学机制和经济学机制分析了“低生育率自我强化机制”本身的缺陷，从理论上论证“低生育率陷阱”可能存在的问题，在这一基础上笔者结合近年来欧洲一些低生育率国家生育率回升的事实，认为低生育率陷阱究竟是事实还是神话，还需要进一步的理论证明和实践检验。

「关键词」低生育率陷阱；低生育率自我强化机制；进度效应

「作者简介」石人炳，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人口所教授，博士。

1、低生育率陷阱的提出

“低生育率陷阱”（low fertility trap ）理论是当今西方人口学界最有影响的理论之一，它主要用来解释为什么西方低生育率国家生育率持续降低并保持在很低的水平难以回升。

低生育率陷阱理论是W.Lutz 和V.Skirbekk （2005）在研究低生育率国家中政策对生育的“进度效应”（tempo effect ）的作用时提出来的。之后，Lutz等人（Lutz，Skirbekk and Testa ，2006）进一步深入论证了低生育率陷阱的“自我强化机制”（self -reinforcing mechanisms）。根据Lutz等人的观点，总和生育率等于1.5是一个关键点，当总和生育率降到这一水平时，会引发低生育率的自我强化机制，从而进一步降低生育率，提高生育率将会变得更加困难，即陷入低生育率陷阱。

Lutz等是在将“陷阱”的本意与欧洲低生育率的特点进行类比后提出低生育率陷阱这一概念的：“如果把‘陷阱’定义为一种人们无意识地进入，而且一旦进入就难以摆脱的不愉快的境地，那么上述人口状况的变化就可以称为一种‘陷阱’”（Lutz and Skirekk，2005；Lutz ，Skirbekk and Testa ，2006）。在Lutz等人看来，低生育率与“陷阱”一词的本意有3个共同特点：第一，是一种令人不愉快和不安的境地；第二，进入者不是本来就想要进入的；第三，一旦进入想要摆脱这种境地就很困难。

低生育率陷阱的提出有其现实的社会背景。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是世界人口变化的最主要的两大趋势。根据联合国的统计（UN，2002），2000年全球187个国家和地区中，只有16个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人口转变的迹象，保持高生育率的国家变成地理上的孤岛，且对世界人口的影响力减弱，生活在这些国家中的人口只占全球人口的3%，而且联合国预测这些国家不久也会开始人口转变。有64个国家（占全球人口约45%）生育率在更替水平或低于更替水平。

105个国家在经历人口转变。另据美国人口咨询局的统计，到2004年，世界上一半以上的人口生育水平低于更替水平（PRB，2005）。

有观点认为，生育率转变一旦开始，在达到或低于更替水平之前是难以停止的（Morgan，2003），Morgan以欧洲为例，说明生育率下降的单向性。20世纪60年代，欧洲的总和生育率为2.5，1993年降到了1.5（Barroso ，2008），2000年，欧洲的总和生育率中位数只有1.31，略高于极低生育率水平（即总和生育率为1.3）。仅南欧、中欧和东欧就有17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在1.3及以下。西班牙、意大利等总和生育率甚至在1.2以下（Kohler et al.，2006）。一个没有迁移的稳定人口，如果总和生育率保持在1.3的水平，人口将每年减少1.5%，人口减少一半所需的时间是45年。发达国家持续的低生育率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甚至担忧。1993～2001年德国非专业性的主要报刊上有328篇关于低生育率文章，其中有8%的报纸文章放在头版（Stark and Kohler ，2004）。

在1998～1999年两年间，11个总和生育率低于2.1的发达国家的437份报纸和杂志中登载的关于低生育率的大众争论的文章，其中对低生育率持消极观点的占62%，持中性态度的占33%，只有少于5%的文章表示的是乐观的态度（Starkand Kohler，2002）。

越来越多的低生育率国家的政府对本国生育水平表示不满。在欧洲，1976年，24%的国家认为本国生育率太低，76%认为满意，到2003年，63%的国家认为太低，只有37%的国家认为满意。制定政策提高生育率的国家由1976年的24%上升到2003年的47%，这其中还不包括德国、意大利、挪威、葡萄牙、西班牙和瑞典等国家，这些国家都有促进生育的家庭政策或社会政策，只是他们没有贴上促进生育的标签而已（Kohler et al.，2006）。

人口学家们更是责无旁贷对发达国家生育率持续降低的原因、持续的低生育率可能带来的后果以及如何避免生育率继续降低或提高生育率进行了探讨，低生育率陷阱理论就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

有两项研究成果对Lutz等人提出低生育率陷阱理论具有直接的重要启示：第一个是McDonald（2005）对低生育率国家的分类，他把低生育率国家分为两类：一类是总和生育率在1.5以上；另一类是总和生育率低于1.5并保持在这一水平之下的。2003年有28个国家总和生育率在1.5以下，且所有这些国家的政府都认为这一生育水平太低。McDonald假定，一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如果降到1.5以下，如1.3或1.4，就会比在1.6左右更难以升高。根据这一假设，他建议各国应努力采取措施使总和生育率保持在1.5这一关键性的生育水平之上。第二个是Rindfuss等人对日本生育率下降原因的分析，他们认为，社会转型使日本生育率的持续下降有一种非线性的、自我强化的作用（Rindfuss et al.，2004）。

2、低生育率陷阱的作用机制

为什么总和生育率降到1.5以下就有一种继续下行的压力？Lutz 等用低生育率的自我强化机制来解释这一现象，该机制由3个部分组成：一是人口学机制；二是社会学机制；三是经济学机制（Lutz，Skirbekk and Testa ，2006）。其中人口学机制是从总量水平上的一个解释因素，即从宏观上解释人口的萎缩，后两个机制是与行为效应相关的，即从微观上解释人们为什么不多要孩子。

人口学机制是基于“人口负增长动量”（the negative population growthmomentum），它是过去低生育率的结果。低生育率导致出生队列规模缩小，进而，未来进入生育年龄的妇女（或潜在母亲）越来越少，不断减少的生育人口亚群体将会产生向下的人口压力，使生育的绝对数量减少，粗出生率下降。根据Lutz等人的计算，一些国家和整个欧洲已经进入到负人口动量时期：如果死亡率保持不变，没有迁移的话，即使生育率升高到更替水平，现有人口年龄结构预示未来欧洲人口将会减少（Lutz，O‘Neill ，and Scherbov 2003）。近期的更低生育率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会强化负人口动量。

对一个给定年龄结构的人口，这种负动量是导致未来生育减少的独立力量，近期生育水平越低，未来负动量的压力就越大。

社会学机制的核心概念是“个人理想家庭规模”（personal ideal familysize），它被看作决定实际的队列生育率的因素之一。社会学机制基于这样一种假定：理想家庭规模和实际家庭规模之间存在互动，一定时期之前的实际生育率下降会引发该时期理想家庭规模的下降，这是通过社会化和社会学习来实现的。社会规范，特别是年轻一代的理想家庭规模受他们经历的环境的影响，年轻一代经历的环境中家庭孩子数越少，他们理想生活中的孩子数量就越少。

Lutz等认为，有足够的理由假定生育偏好会受实际生育率的影响。因为年轻一代在形成他们的理想家庭规模的时候，正如其他规范和社会期望的形成一样，是通过观察他们的父母的实际生育行为或看到其他对他们有影响的人的家庭规模形成的。在理想家庭规模的社会化过程中，一旦孩子数量（兄弟姐妹、朋友、从其他家庭可见的孩子数）经历了一个下降，自己理想的家庭规模就会缩小，这种减小又会导致实际的家庭规模下降，进而使下一代理想的家庭规模更加缩小。例如在两个孩子的家庭占主导地位的生育偏好持续了几十年之后，2001年德语国家的女青年报告的理想家庭孩子数为1.7（Goldstein et al.2003）。作者解释认为，这种下降是因为在欧洲，德国、比利时等国时期生育率的下降发生得更早。德语国家的妇女最早表示理想家庭规模低于更替水平出现在婴儿骤减的20世纪70年代，她们是在较小的家庭中实现社会化的，她们会把其父母的实际家庭规模（1～2个孩子）作为自己的理想家庭规模。根据Lutz等的观点，对社会生育的背景和个人行为关系反映的机制可能是年轻一代和年老一代之间的“社会学习”过程。这个过程不一定是通过“父母――子女”关系，虽然家庭背景起十分重要的作用。

经济学机制表述为个人渴望的消费（asp irations for consump tion）与预期收入（expected income）的差距会导致少生，这一观点源于伊斯特林的“相对收入假说”（relativeincome hypothesis ）。按照伊斯特林的理由：“如果夫妇预期收入能力相对于他们渴望的水平而言更高，他们对前景更乐观，会对结婚生育感到更轻松；反之，她们会怯于结婚生育。判断夫妻的经济前景的两个因素：一个是他们的预期收入能力；另一个是他们对物质的渴望”（Easterlin 1980，p39）。

渴望收入和预期收入的差距，是这两个因素变化的结果。就预期收入而言，生育数量的下降，人口出现快速老龄化，这就导致社会保障体系的必然变化，使再分配更加倾向于年老的一代，不仅年轻一代预期社会保障收益会恶化，而且人口快速老龄化导致生产率下降，作为经济全球化的结果，未来投资下降，经济增长放慢，这两个因素都会使今天的年轻一代对未来经济持更加悲观的态度。Lutz等援引欧洲民意调查来证明这一点。另一方面，在当今渴望的物资消费可能比以往更高，今天的年轻人不仅经历了前所未有进一步提高消费渴望的广告宣传，而且他们更可能来自相对富裕的家庭。他们的父母是过去经济繁荣的受益者，而这也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人口因素――生育水平下降，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孩子和父母分享了较少兄弟姐妹的好处，因为孩子少有利于提高生活水平，这些较少的孩子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水平。

Lutz等断言，关于渴望收入与预期收入差距扩大对生育的影响，会在两个方面表现出来，首先，不断下降的相对收入会影响生育的数量，即影响队列生育率，但同时，更广泛的影响是推迟生育年龄，这本身就会通过进度效应降低时期总和生育率。

上述3个机制就构成了低生育率陷阱的核心内容――低生育率自我强化机制，Lutz等用它解释为什么生育率降到1.5以下后就难以回升，甚至导致未来生育水平进一步下降。因此，Lutz 等认为，要摆脱低生育率陷阱，政府应该采取措施提高生育率，特别是在年轻人理想孩子数还不是太低的时候，否则，一旦理想孩子数降到很低的水平，采取措施就为时已晚。

3、是事实还是神话

低生育率陷阱理论提出之后，在人口学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这一理论不仅被人们广泛引用，而且成为一些低生育率国家政策干预生育的理论依据。

然而，低生育率陷阱确有其事吗？就连Lutz等在提出这一概念的时候似乎也信心不足，他们自问：“把这种不可逆转或很难逆转的机制称为‘陷阱’合适吗？”（Lutz and Skirekk，2005）。

在笔者看来，不仅低生育率陷阱的关键值（总和生育率等于1.5）的确定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就是构成低生育率自我强化机制的3个组成部分，也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所谓的“人口学机制”并不具有低生育率的“自我强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