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玉坤 等：知识谱系、话语权力与妇女发展――国际发展中的社会性别理论与实践

摘 要：在国际发展领域，妇女/社会性别与发展范式萌发于上个世纪70年代初。它既植根于主流发展轨迹与历史遗产，又是对后者的解构和超越。该领域处于发展研究与妇女研究的交界处，既有厚实的学术底蕴，又受到主流发展努力以及诸多社会运动的滋养，遂形成了自成一体、熔理论与实践于一炉的知识、话语和实践体系。从历史与理论视界出发，本文回顾了国际发展界社会性别理论与实践的嬗变，检视了妇女发展话语的机构化与制度化进程，并就这些权力话语对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多边发展机构和各国政府发展议程、政策及项目的巨大影响做了一个系统梳理。

关键词：妇女发展；知识谱系；话语权力；女权主义发展理论与实践

一、引言

在当代不断推陈出新的各种发展思想与发展干预中，女权主义理论家和实践者[1]对妇女/社会性别与发展问题的探讨可谓独树一帜。国际发展业的缘起可以追溯到二战结束后的重建时期。1945-1965年间亚非拉有50多个前殖民地纷纷获得独立，但绝大多数都为贫困所困扰。作为一个学术和实践领域的“第三世界发展”因而应运而生。几十年来，有关发展的学术研究得到了长足发展[2]，形形色色的发展话语得以建构，发展政策与干预也得到不断拓展和完善。

尽管社会性别关系深嵌于发展进程，但国际社会对于“发展”是一个社会性别问题的认识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发轫于上个世纪70年代初的妇女/社会性别与发展范式，可以说既植根于主流发展轨迹与历史遗产，又是对后者的解构和超越。该领域处于主流发展研究与妇女研究的交界处，既有厚实的学术底蕴，又受到20世纪后半叶以来主流发展努力尤其是诸多社会运动的滋养，遂形成了自成一体、熔理论与实践于一炉的知识、话语和实践体系。

妇女/社会性别与发展范式自萌发以来就成为一项国际性事业。作为全球发展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者，联合国早在1945年通过的《联合国宪章》序言中就开宗明义地重申了“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国平等权利的信念”。60多年来，联合国连同各种双边与多边发展组织为促进全球妇女发展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不过在20世纪50-60年代，由西方白人男性主导的国际发展机构主要是根据妇女的再生产劳动[3]来审视她们在经济上的作用，因而不可避免只将她们看作是孩子生养者、持家者及家庭主妇。这种观念渗透在发展政策和项目之中，在实际操作中往往表现为不是有意无意地漠视妇女，就是聚焦于诸如计划生育、人口控制、母婴保健、营养、卫生及家政等方面的干预（Braidotti,1994）。据统计，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涉及妇女的发展援助项目还不及3%（Kabeer, 1994）。其时发展工作者几乎都失之偏颇地认为妇女的需求可以通过由男性户主主宰和控制的“家庭”得到满足。也就是说，任何嘉惠于家庭的项目必然使户内的所有成员都自动受益。

正因为如此，发展项目的计划者和管理者很少有人意识到，通过仅有男性（或以男性为主）参与的当地组织和社群来传递信息、发放实物或实施项目有什么不对的。有人进而认为通过帮助妇女提高其照料孩子和满足家庭需求的能力，户内每个人的旨趣都可以得到最佳实现（Young,1993；Kabeer，1994）。由于只狭隘地从家庭福利的角度来关照妇女，第三世界女性作为粮食生产者、加工者、小买卖经营者及其他有酬无酬劳动者的角色和作用，几乎都在发展理论与实践中被隐匿了。在此情势之下，妇女只被看作是发展项目的受援者和受益人，而且常常被视为需要他人通过特定发展努力给予援助的被动群体（Elson，1995；Kabeer et al.,1997）。

丹麦经济学家博斯鲁普(Boserup)的拓荒之作--《妇女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在1970年问世，无可辩驳地打破主流发展的福利“神话”。通过描述妇女在亚非拉许多国家生产部门的巨大贡献，博斯鲁普令人信服地揭示了妇女被排除在发展进程之外的事实：即妇女非但没有受益于发展，相反与男性相比，发展过程还常常导致妇女作用和地位的相对乃至绝对下降。譬如，当越来越多男性被吸纳到现代农业部门时，妇女则滞留在温饱农业中，被剥夺了获得土地、信贷、培训及技术的机会。有些妇女甚至被排除出其传统的生计领域，社会性别发展鸿沟因而显著拉大了。

博斯鲁普进而分析了现代化和经济变迁对不同年龄、阶级、种族的妇女群体的影响。知名女权主义学者Beneria和Sen（1981）很有见地地将博斯鲁普的开拓性贡献概括为五个方面：（1）系统阐明社会性别是世界各国普遍盛行的影响劳动分工的一个基本要素；（2）对社会性别差异的原因及影响机制做了某些令人深思的剖析；（3）描述了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对温饱经济的渗透，尤其是土地改革、经济作物生产及引进现代技术等给妇女带来的更大负面影响；（4）揭示维持生计的经济活动主要是由妇女承担的，但它们在生产与收入统计中被漠视了；（5）表明农业劳动中的社会性别劳动分工影响到妇女的非农转移。虽然博斯鲁普主要着墨于妇女户外角色而忽视了她们在户内的作用，尽管她也没有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本身提出挑战，但其理论建构和政策视野无疑是高屋建瓴的。

像博斯鲁普一样，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不少人已开始意识到，很多第三世界妇女的相对地位在过往20多年实际上改善甚微，在某些部门甚至呈下降之势。比如在非正规的工业部门，妇女通常从事报酬最低、最单调往往还是有损健康的工作（Rathgeber,1990）。缘此之故，《妇女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面世后备受推崇绝非偶然。正如Chua（2000）等很有见指出的，这本著作诞生在反帝国主义的政治运动蓬勃发展之际。而且到“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1971-1980）开启伊始，主流发展机构也开始意识到它们一直倡导的“涓滴效应”（trickle-down effect）并未取得令人满意的预期成效。这部力作系统阐明了发展进程中社会性别差异的各种表现形式及其不可剥离的重要性，从而揭示了必须“转变国际发展政策的政治与经济原由”（Braidotti, 1994）。它由此催生了绵延至今并对国际主流发展产生了很大冲击的“妇女参与发展”（“Women in Development”简称 WID）运动。自那时以降，这部迄今仍被广泛征引的经典之作，改变了并继续改变着学者、实践者、倡导者对发展过程中社会性别问题的认识及随后采取的行动（Tinker, 1990）。

始于该书出版行世，女权主义发展话语与实践相辅相成，大体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初“妇女参与发展”（WID）崛起，到80年代中后期“妇女与发展”（“Women and Development”, 简写为WAD）和“社会性别与发展”(Gender and Development, 即GAD)并起的范式嬗变。跨入1990年代之后，全球性的妇女发展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妇女发展业已成为国际学术、实践和政策领域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议题。到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前后，社会性别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被推到了前台，并被当作全球妇女发展的核心战略。联合国所有成员国都对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行动纲领》提出的促进男女平等的目标作出了庄严承诺，并公认社会性别主流化是实现这些目标的主要手段。

回望过往几十年，女权主义理论家与实践者不单致力于抨击主流的“第三世界”发展模式，她们还建构起异彩纷呈的关于“第三世界”妇女的知识体系。更值得称道的是，女权主义者还借助于上述各种范式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国际发展援助机构、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关涉妇女发展的议程、政策、项目及规划，迄今仍对国际发展业有着至深至巨的影响。

尽管这三种范式在理论表述与行动取向上不尽相同，但它们在实践中却没有那么泾渭分明的界限。时至今日，它们三者哪个也未能独领风骚，哪个也不是无懈可击的。鉴于不同地理与历史情境下妇女发展的复杂性，各路发展组织和机构通常根据自身的使命、目标及干预重点各取所需，因而在国际发展景观中形成了这三者交叠并存的局面。本文旨在从历史与理论视界检视妇女/社会性别与发展理论和实践的演进及其影响力。本文接下来将追溯妇女/社会性别与发展知识谱系的历史沿革，描述女权主义思想的机构化进程以及制度化了的话语如何使知识转化为政策与日常实践。

二、妇女/社会性别与发展知识谱系的沿革

如上所述，“WID”这个术语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发明的。最早提出并使用这一概念的是国际发展学会华盛顿特区妇女委员会的成员。该组织系女性发展专家的一个网络，致力于用博斯鲁普等人提出的新理论对美国政府决策者施加压力以期转变其外援政策（Rathgeber,1990）。鉴于妇女被遗落在发展进程之外，WID范式的倡导者力主通过使妇女融入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主流来改善妇女的处境并纠正男女之间的各种不平等。

在20世纪70年代，WID思想指导下的发展项目主要聚焦于以下活动：立足于设计专门针对妇女的项目来解决妇女面临的特殊问题；通过提供饮用水、儿童免疫、基础教育及孕产妇保健等来满足妇女的实际需求；鼓励收集分性别的数据；推动歧视妇女的立法的修订；致力于将基层妇女动员起来并开发她们管理项目与活动的能力；有的地方还建立了非政府组织和以社区为基础的组织来发起和管理妇女项目。伴随WID运动在世界各地的蔓延，许多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纷纷建立了负责妇女事务/问题的部门，有的还在政府机构中增设/增加了妇女代表。在回顾当时的发展态势时，第二次世界妇女大会秘书长Lucille Mair曾感慨地写到，“人们突然发现被遗落在发展进程外的妇女事实上是宝贵的资源，在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源中占一半甚至更多，她们不再可以被浪费掉了。将妇女从边缘引入主流的前景，不仅使发展者也令这些政策与方案的受益者感到激动。“妇女参与发展”于是成了“联合国妇女十年”期间诱人的标语，至少一度可以不必讨论将妇女引向何种发展的问题了”（参见Tinker，1990：31）。这场轰轰烈烈的WID运动无疑使第三世界妇女被长期遮蔽的工作、贡献及需求突显出来了。

旨在将妇女纳入发展的WID政策与干预，其实并未脱离国际主流发展的路径。作为在国际发展业中执牛耳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先后发起过三个“国际发展十年”（1961-70；1971-80；1981-90）。其间的发展战略大体表现为从20世纪50-60年代强调经济增长与现代化，到关注分配（重新分配）与满足基本需求，始于80年代又退回到强调经济增长和颂扬市场机制（Young, 1993）。针对第三世界妇女的发展项目正是嵌入这些主流发展轨迹之中的，因而也经历了类似的转向。根据WID政策满足妇女实际或战略性社会性别需求[4]的能力，知名发展专家Moser（1989，1993）曾将其以往三十多年的演进宽泛地概括为五类：福利（welfare）政策、公平（equity）政策、反贫困（anti-poverty）政策、效率（efficiency）政策及赋权（empowerment）政策。

如前所述，在博斯鲁普著作问世之前盛行的福利政策，往往片面地强调妇女的再生产角色，并以满足妇女的实际需求为目标。为了缩短男女之间不断扩大的发展差距，公平政策在“联合国妇女十年”（1976-1985）期间的发展议程中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也开始重视满足妇女战略性需求的问题。由于意识到妇女是最贫困的弱势群体之一，自70年代起，WID运动有时也兼顾反贫困努力，即通过提供工资劳动、创收活动和教育培训的机会等来增强贫困妇女在社会生产劳动中的作用。到了80年代，当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大力推行一揽子的结构调整方案时，效率政策随之出台。该政策旨在通过提高妇女的生产率来更有效地利用妇女的劳动力资源[5]。随后采取的赋权政策从某些意义上讲是公平政策的延续，主要反映了第三世界女权主义者的观点。这一政策主张通过自下而上的动员和组织来发挥第三世界妇女的能动性。这一理论因其挑战性姿态而不受政府和国际援助机构的欢迎。尽管WID政策演进的这种线性排序较为武断，但大体反映了其历史发展趋势。从本质上讲，这些政策往往交叉渗透，并存共处。原有的政策并不因新政策的推出而退出历史舞台，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