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 叶敬忠：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民工流动

内容提要：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民工流动，从“离土不离乡”的就地转移到“离土又离乡”的民工潮，进入新世纪后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其背后的逻辑是市场化与全球化推动的制度变迁的影响。国内社会科学界对于农民工流动的研究从最初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的讨论、对城乡隔离制度的批判发展到对流动背后的阶级与性别、乡村的商品化与社会化乃至发展主义的揭示，包括这种流动所塑造出的不平等与断裂的城乡关系等。随着流动的多元化和推动制度变迁力量的多元化，农民工流动、乡村发展以及城乡关系也有了新的选择可能性，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空间。

关 键 词：农民工/城乡关系/政治经济学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逐步转向市场化，同时也不断被卷入全球化，形成一个以资本主导的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经济模式。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与农业相对收入水平的不断下降，大批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与非农业部门寻找工作机会，这些被称作“农民工”的劳动力支撑起中国这一“世界工厂”。庞大的农村人口被工业化与经济发展动员起来，他们尽管已经成为城市与工业部门的主要劳动力，却没有被城市所吸纳，而是不断在农村与城市之间反复流动。城乡之间、内地与沿海之间的年复一年、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成为中国工业化与现代化的一个独特景观。塑造这种流动形式的制度背景、权力结构，以及为这种流动所链接、形塑的城乡关系成为国内众多社会科学研究者关注的主题。以下谨就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民工流动状况及其制度背景变迁，以及国内相关研究的发展进行一个综述。

一、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流动变迁概述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部门的转移并非改革开放以后才出现，早在20世纪70年代即有农村集体组织、以“农村副业队”等为形式的外出务工，用以增加集体收入。①然而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三十年中，这种转移表现为农村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工农之间、东部与中西部之间规模愈来愈大的流动，从80年代初期的不足200万人②发展到2011年的1.58亿人（外出务工农民工数量），③占到中国农村人口近1/4。④除了庞大的流动规模外，工业化、市场化、全球化的推动是这一时期农村劳动力流动区别于改革之前的主要特征。

（一）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80年代末：就地转移与选择性准入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重新将家庭作为组织农业生产和核算的基本单位，农业模式也从规模化的集体生产回归到以自耕农的家庭小农场经营模式为主。尽管土地在法律上仍然归村集体所有，但是通过村庄内部按人口分配和不定期调整土地的原则保证了每户农民的土地使用权，而土地的平均分配则带来普遍性的劳动力投入过密化，并且人口增加和新劳力的投入使这种过密化较之集体化以前更为严重。⑤这一时期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主要发生在一些经济较为发达、人口稠密、农业劳动生产率高、乡镇企业发展较好的地区，通过经营家庭副业和进入当地乡镇企业就业的方式实现就地就近转移。⑥

由于自身沉重的就业压力，这一时期的城市劳动力市场总体上依然对农民关闭着。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家采取严格控制农民外出务工的措施，各地大量清退农民工和计划外用工。以“农民工”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检索发现，在1982到1984年的三年中大部分文章是关于开展清退工作的。仅1982年的两期《劳动工作》就刊发了六篇宣传清退工作“先进经验”的文章，涉及到安徽、山东、河南、山西、青海五个省。而在《劳动工作》1983年第1期的一篇文章中，我们能够看到这种清退农民工和控制农民进城务工的措施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当时城市大量待业青年的就业需要。⑦相应地，这一时期中国政府积极鼓励“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中央与地方政府也出于增加就业与财政收入的目的大力扶持乡镇企业与小城镇建设。

尽管如此，农民并没有被完全排斥在城市之外，一些高度危险、体力繁重的工作被挑选出来向农民开放，例如煤矿采掘（齐管，1981）、⑧码头搬运⑨等等。这种做法在当时被作为改革用工制度、提高经济效益的“先进经验”进行宣传。从1984年开始，国家准许农民在“自筹资金、自理口粮”的条件下进入城市务工经商，⑩这种规定实际上希望农民工能够进城从事那些为城里人所不愿意从事的工作，同时又免除了城市为农民工提供进行劳动力再生产的生活资料的责任。这个城市工业部门对农民的选择性准入机制，提供那些限定性的工作（体力繁重的、环境恶劣的、工作危险的、地位卑下的），采用非正规的雇佣方式（包工、临时工），不负责劳动力的再生产，为此后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农民工陷入半无产阶级化境地埋下了伏笔。

（二）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民工潮与歧视性控制

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和大城市的迅速扩张，很快将本地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吸纳完毕，一些沿海发达地区甚至通过将村庄整体变为工业园区(11)或纳入城市成为城中村(12)的方式，彻底“消灭”了农村和农民（在此之前，这些地区的劳动密集型工业部门以吸收本地农民为主，外来劳动力主要通过承包土地从事农业的方式填补本地农业劳动力转移后的空缺(13)）。与此同时，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对农村生产力释放作用的衰减和对农业、农村投资的减少，农民税费负担的增加，农民面临着日益沉重的货币压力。内地乡镇企业发展陷入困境（原因包括效益下滑、破产改制，以及一些政府部门以治理假冒伪劣、环境污染为名义的打压等）将大量已经被就地吸纳的农村劳动力重新抛出。在沿海地区与大城市日益增长的劳动力需求和内地农村的货币压力与就业压力共同作用下，大规模跨区域流动的“民工潮”取代“离土不离乡”，成为这一时期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形式。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全国常年流动的农民工约有5 000万到6 000万人，其中四川、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安徽六省就有2 400万人，(14)从而形成了此后以中西部省份作为劳动力输出地，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长三角、珠三角）和北京、上海、广州等发达城市作为劳动力输入地的格局。

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面对有增无减的民工潮，各级政府依然试图将其阻挡在城市之外。通过极力凸显农民工进城的负面信息（诸如挤占城市公共资源、违法犯罪、影响市容等等），或者称之为“盲流”，(15)从而实现对进城务工农民的“污名化”。然而，随着1992年以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劳动密集产业主导的外向型经济日益在国民经济起到了支柱作用，内地农民工对于满足沿海发达地区和大城市劳动力需求的重要性已经无法忽视，各级政府对待劳动力流动的态度从单纯限制转向控制与规范。(16)这一时期各地政府部门对劳动力流动的主要政策可以归纳为输出地有组织、输入地有管理、流动中有控制，而劳动力流入地区以“暂住证”和“收容遣送制度”为代表的流动人口管理措施也得到空前强化。并且，90年代国有企业改制造成的大量城市下岗工人在给城市带来就业压力的同时，也成为当时社会抗争的主体，各地方政府和媒体出于维护稳定的考虑而将外来农民工视作城市就业机会与福利资源的争夺者，从而通过限制与歧视性的准入政策来转嫁就业压力。(17)部门利益驱动的对农民工的歧视性政策使原有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不断被强化，(18)农民工处在不平等的竞争地位而沦为无权的“弱势群体”，(19)这种地位的直接体现就是沿海地区农民工工资水平在90年代几乎没有增长。(20)在这里，歧视既是各种控制流动人口措施的普遍特征，其本身亦是制造隔离并进行控制的手段。事实上，直到2003年发生的“孙志刚事件”(21)和2004年起的“民工荒”(22)现象之后，对待劳动力流动与农民工的种种歧视与控制政策才得到社会广泛关注并逐渐改变。

需要注意到，随着跨区域流动成为农民工流动的主要形式，并形成相对固定的农民工输出地与输入地划分，地方政府对于农民工流动的态度也因为各自所在地区角色不同和相关利益不同而产生差异。对于农民工输出地，由于农业收益微薄而工商业弱小，农民外出务工带来的收入无疑对促进本地经济发展和增加财政收入意义重大，当地政府因此更乐于积极推动本地劳动力外出。(23)对于农民工输入地，特别是一些自身就业压力巨大（下岗工人多）的大城市，当地政府更倾向于限制外来劳动力的进入；(24)而对那些以劳动密集的外向型经济为主的地区（例如南方沿海地区），开放外来农民工进入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歧视与隔离控制更多是为了维持外来劳动力的无权与弱势地位，满足资方对劳动力“廉价、听话”的要求。(25)

（三）2000年至今：农民工流动的多元化与多元推动的制度变迁

进入新世纪，农民工流动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新生代农民工开始成为主体。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外出打工的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大多为80后或90后，在外出打工之前接受过中等教育，大多是从校门直接走上外出务工的道路，缺乏务农经验，有些甚至没有基本的务农常识。(26)与第一代农民工为赚钱补贴家用而外出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外出动机则趋于多样化，赚钱已经不是唯一的目标，追求生活意义与自我发展开始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外出动机。相应的，新生代农民工对于自己的农民身份认同开始趋于弱化，对于家乡农村的认同也趋于弱化，因此有学者将新生代农民工定位为“介于生活者与生存者之间”和“介于回归乡土与定居城市之间”。(27)

随着第一代农民工年龄增大而陆续回到农村，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占据流动的主体部分。他们虽然在身份上依然是农民，却几乎没有、也从未想过从事农业，无法返回农村却又无力融入城市，(28)他们的未来依然不确定。这种不确定反映在现实当中，就是新生代农民工中强烈的“漂泊”感和不满与焦虑情绪，频繁地转换工作和在农村与城市以及城市之间流动成为一种生活常态，还有就是对不平等现实的激烈抗争。一些学者认为，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出生的农民工同他们的父辈相比，少了对现实的屈服与忍耐，而有更多的权力意识和反抗意识。(29)相比于90年代以城市下岗工人和沉重税费负担下的农民为主体的社会抗争，新世纪的社会抗争运动更多由农民工发起，激烈的讨薪维权乃至大规模罢工事件屡屡见诸社会媒体，“愤怒”(30)与抗争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重要特征之一。

除了流动主体的多元化，在流动方向上也出现了多元化趋势，即大规模向外流动与大规模返乡回流的并存。新世纪以来频频出现的“民工荒”与“返乡潮”同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开始的“民工潮”形成鲜明对比，其背后的原因既有沿海地区农民工工资长期不变和各种歧视性待遇引起农民工“用脚投票”的抗争，也有深度卷入全球化的中国外向型经济面对全球金融危机时对农民工的危机转嫁。而在返乡农民工中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农民工回流的原因包括年龄、婚姻、生育等自然与家庭原因，外出就业失败或遭到欠薪、工伤等侵害，厌倦工厂流水线单调紧张的生活等等；(31)年龄较大而被城市工业部门所抛弃的第一代农民工大多选择不再外出而重新务农，而已经习惯于城市生活的年轻人则感到在家乡“无事可做”，他们倾向于再次外出；(32)同样，一些在外出务工过程中积累了资金、技术、人脉的返乡农民工则会在家乡农村或附近城镇投资现代农业或工商业，(33)还有一些则成为乡村精英、意见领袖或者被选为村干部，(34)他们带回来的新的观念与思维方式也对乡村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与日常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

同农民工流动的多元化类似，影响流动的制度变迁在新世纪以来也呈现出推动力量多元化的特征，除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以外，全球化与社会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日益显现。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已经深度融入到市场经济体系当中，参与全球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