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杰：网络化时代的社会治理创新

【摘要】网络社会已然成为一种真实存在的具有崭新结构的社会形态，并使各种社会层面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传统自上而下垂直管理的网格化社会管理已经不能适应快速网络化的新社会形势。实现网格化管理向网络化治理的转向，才能科学合理地解决社会治理边缘化、社会脱域等现实困境，开创最广泛有效的社会治理新局面。

【关键词】网络化；网格化；社会治理

【作者简介】刘少杰（1953-），男，安徽含山人，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社会生活网络化的快速发展，引起了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已充分表明，网络化的信息社会是活生生地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新社会形态，垂直行政管控的网格化社会管理方式已经不合时宜。

一、网络化变迁对社会治理的挑战

在《中国网络社会研究报告(2011-2012)》的导论中，笔者曾论述了网络化快速发展引起社会的复杂变迁。时至今日，这种变迁更加广泛而深刻。可以说，网络化推进的社会生活的总体变迁，其力度远远超过了机器的发明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在遍及社会生活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层面的网络化引起的社会变迁中，最明显、最重要的是缺场交往的快速发展、传递经验的地位提升、社会认同的力量彰显和社会权力的结构转变[1]。

因为交往是社会的基本形式，经验是社会存在的基础，认同是社会的精神指向，权力是社会的支配力量，当这些社会结构的基本因素都发生了变化，就没有理由认为网络化引起的变化仅仅是局部的或枝节的，而应当明确承认网络化引起的变化是社会结构的总体转变，是一种新社会形态的诞生。卡斯特十分明确地指出，网络社会崛起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发展变迁，而是人类社会在工业社会基础上进入了一种新社会形态。在卡斯特看来：“信息技术革命和资本主义的重构，已经诱发了一种新的社会形式――网络社会。”[2-1]“这个新社会的组织形式以其普遍的全球性，扩散到了全世界，一如工业资本主义及其孪生敌人――工业国家主义在20世纪所做的那样，它撼动了各种制度，转变了各种文化，创造了财富又引发了贫穷，激发了贪婪、创新和希望，同时又输入了绝望。不管你是否有勇气面对，它的确是一个新世界。”[2-2]

应当指出，卡斯特关于网络社会是一种新社会形态的论断，实际上是受到了马克思社会形态变迁思想理论的影响。马克思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3]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形态变迁的根本动力来自生产力，而生产工具则是生产力发展变化的标志或尺度，因此，必须依据生产工具的发展变化来判断新社会形态的诞生。而卡斯特理论观点的提出，正是因为其意识到计算机和移动通信技术作为当代人类社会最先进的生产工具，它们的广泛使用必将引起生产力的变革，并推进生产关系直至上层建筑的变迁，进而实现整个社会结构的变迁，迎来一种崭新的社会形态。

如果承认网络社会是一种有其真实根据和崭新结构的新社会形态，并且认同网络社会的各种因素已经影响各种社会层面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那么当前党和政府以及社会相关机构开展社会治理工作时，应当以不可轻视的重大社会变迁为现实基础或重要背景。然而，自2006年中央作出《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来，虽然社会建设、社会管理或社会治理成为中央和地方的中心任务之一，各级党委和政府也在积极努力实践探索，但都未明确把网络社会的崛起作为实现这项战略任务的基础和背景，而往往将之作为一个难题去对待。

怎样看待网络社会是社会治理的一个难题？一方面，网络社会作为一种新社会形态，在中国的大规模发展才不到十年，人们对这些迅速进入社会生活各种层面的崭新变化，尽管有着身临其境的直接感受，但对这种变化的复杂性和深刻性的认识还十分有限，对网络社会出现的大量新社会现象难以作出符合实际的正确认识和评价。另一方面，也正因为这种局限性，一些政府机构或某些官员往往还是沿用管理工业社会甚至农业社会的模式开展社会治理工作，通常不是把网络社会作为社会治理的新背景或新基础，而是仅从技术手段来对待网络社会的快速发展，甚至过高估计网络化发展对社会秩序冲击的消极性，简单把社会成员的网络信息交流和网络群体行动作为严加监控的对象。

如同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管理必须适应其管理对象的发展变化一样，社会治理也必须根据社会的发展变迁作出相应的调整，特别是当网络社会作为一种新社会形态已经崛起之时，更应当别无选择地调整原来在工业社会或农业社会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管理方式。虽然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并没有因为新形态的网络社会的崛起而退场，工农业生产以及以之为基础的社会生活仍将持续地发展与存在下去，但正如工业社会崛起并没有消除农业社会却不可否认地获得了社会支配地位一样，网络社会也在同工业社会、农业社会的并存中获得了不可阻挡的支配地位。不仅网络社会本身的崛起与扩展要求社会治理作出调整，而且从网络社会对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的支配作用来看，社会治理也应当作出与时俱进的变化。

社会学家对社会治理应根据社会变迁而发生变化的问题作出过很多论述。面对工业社会快速发展引起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迪尔凯姆论述了依靠宗教信仰或道德教化实现的机械社会团结，向依靠社会分工导致社会成员功能依赖的有机社会团结的转变，其实质也可看成是对社会治理方式转变的论述。韦伯关于传统权威、感召权威、合法性权威及科层制的论述，更明确地揭示了伴随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社会统治方式和管理模式发生了性质与形式上的变化。

福柯论述了欧洲古希腊、中世纪到近现代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治理的宗旨或目标发生了从城邦安全、君主安全、领土安全到人口安全的变化，西方社会治理方式也发生了多次重要转型。他推崇以人的自由为基础的社会治理，并称之为生命政治或生命治理。生命治理是注重人口安全的治理，它在依靠人的自由意愿、自由行为的基础上，维护个体与集体的利益，追求人口的生命安全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协调。

吉登斯依据当代社会已经从匮乏转向富裕、工业社会转向后工业社会的变化，论述了解放政治向生活政治转变的思想观点。在吉登斯看来，物质生活资料贫穷匮乏问题的解决，不仅导致了统治者对被统治者武装镇压的收敛，化解了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暴力反抗，而且也要求社会治理方式随之发生变化。吉登斯提倡用生活政治替代解放政治。解放政治所关心的是消除剥削、不平等和压迫，把人从被压迫和被奴役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因而它是一种“脱离”的政治；而生活政治则是对“我们怎样生活”的问题进行反思的政治，是在高度现代性条件下重建人类自由和有道德的生活的政治，因而是一种个体获得自主性的政治。不难看出，吉登斯的所谓生活政治也就是我们所论的社会治理。

总之，社会学中有大量关于社会治理应根据社会变迁作出相应调整的思想理论，十分值得中国社会治理研究与实践认真借鉴。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当前大规模开展的中国社会治理研究与实践中，人们不是借鉴社会学已有的研究成果，因时制宜地根据当代中国社会变迁探寻社会治理的新理念、新模式，而是因循守旧地重复一些旧的社会管理方式，导致耗费了巨大人力和物力的社会治理走向表面化和形式化。

二、网格化社会管理的进取与退缩

在各级政府和社会组织不断努力推进下的中国社会治理实践中，得到大力推广的网格化社会管理，被认为是一种取得了重要创新进取的社会管理模式。然而，随着网格化管理在全国各地的推广，这种社会管理模式因其局限性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很多学者指出，网格化管理并没有跟上社会发展变迁的步伐，而是流于形式地细化了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

刘安对网格化社会管理的利与弊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根据对某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深入考察，一方面，他肯定了网格化管理取得的一些进取：“网格化管理是近年来我国基层政府自上而下主导推动的城市社会治理变革。它延长了治理链条、下沉并整合了治理资源，加强了基层政府与市场、社会组织的互动合作，构建了服务与管理并重的治理体系。一些地方还引入数字信息技术，提升了社会治理的精细化水平。”另一方面，刘安也指出了网格化管理存在的一些弊端：“‘科层化’的组织结构增加了治理的复杂程度；治理的‘行政化’制约了社区社会资本生成‘；选择性执行’行为导致了治理目标的不完全实现‘；目标导向’下存有治理手段运用不当的风险‘；网格泛化’则模糊了多元治理主体间的边界，致其权责不清。”[4]

由刘安的调查分析可见，网格化管理并非在新形势下的社会治理创新，它不过是由上至下的行政管理的细化，是试图利用网络技术对社会实行的全面精细的管理。这种动用大量人力试图包漏无遗的全方位管理，不仅给政府及其延伸机构增添了无尽负担，而且更重要的是，把广大社会成员看成等待监控和服务的被动对象。其结果不仅使政府及其延伸的社会管理机构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无法完成自己对社会开展“心连心服务”的承诺，而且还抑制了社会成员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起不到“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的作用。

王颖对网格化管理作了更加深入的分析。在她看来，当代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以共同房产利益、生存环境和共同志趣为纽带，自主连接而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它既有明确的地域性，又有着很强的超越地域的特征。网络技术赋予新社区超越地域限制的能力，赋予社区居民根据各自的爱好自主选择参与社群的权利和能力。而社区、基础社群间的连接度也因网络而变得更加牢固。”[5]王颖称这种变化为社会扁平化，这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扁平化治理。可是，与之相反的是垂直性的科层制管理――网格化管理的加强。以加强传统科层体制垂直管理的网格化管理，同网络化变迁而导致的社会扁平化相比，不仅不是推进，反而是退缩。

王颖所论的可贵之处首先在于，把社会治理实践放到社会生活网络化的现实基础上加以考察，在快速网络化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延续传统行政管理方式的矛盾关系中，揭示问题的症结、探寻解决问题的出路。虽然王颖论述的是社区层面的扁平化，但社区是社会最基本的存在，从社区中的变化能清晰地看到网络社会新形态的具体表现。正如其所论，网络技术既使广大社会成员在共同兴趣、共同利益和共同环境基础上便捷地联系成为新的社会共同体，又使人们超越社区地域的空间局限而进入更加广阔的社会空间，形成了脱域性的网络交往与网络联系，并因此而使基于传统社会的垂直性的行政管理力不能及。

概言之，网格化社会管理的展开形式和运作路径已经不符合快速网络化的新社会形势需求。网格化管理的努力目标同网络社会新形态的发展趋势相比，虽然不能说二者完全背道而驰，但也可称之方向不一致。网络化展开的是横向的平面扩展，而网格化追求的是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尽管垂直和横向有交叉点，但因展开方向不同，网格化的垂直管理对横向展开的网络社会接触面太小了。前面论及的网络社会中大规模展开的缺场交往、传递经验、认同力量、信息权力等，是在更广阔层面上表现出来的社会生活扁平化，是社会成员脱离社区物理空间展开的具有旺盛活力的新社会行为，这些都是指向局部物理空间的网格化管理无能为力的更广阔的社会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