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校扩招：圆了大学梦，碎了翻身梦

中国罕井镇――在他生命中的每个工作日里，吴业兵几乎都要下到煤井里去，为了每月500美元（约合3115元人民币）的收入，在不见天日的坑道里那令人窒息的烟尘之中，费力地端起电钻，只是为了一个目的：供他女儿上学。

在苹果成熟的5月和6月里，他的妻子曹渭平每天在果园里从日出辛苦工作到日落。她每天挣12美元，工作是把树上的约3000个新鲜苹果逐个包裹在塑料袋里，使它们免受昆虫危害。一年里的其他时间，她兼职做商店店员，每天挣几美元，全部都用于他们女儿的教育费用。

西方国家的许多家庭为了孩子上学做出牺牲，存钱供他们念大学，希望自己的子女能更好地生活。但很少有西方家庭的努力，可以与中国低收入父母为让孩子接受尽可能多的教育所承受的沉重负担相比。

然而，大学学位已经不能再保证一份高薪工作，因为中国大学毕业生的数目在过去十年里翻了两番。

吴业兵和曹渭平在中国西部的小村庄里长大，他们成为了到处寻找较好报酬的民工，在精打细算中度过一辈子。在将近20年里，他们住在一座200平方英尺（约合19平方米）的拥挤而漏风的房子里，头上是茅草屋顶。他们从未拥有过一辆车。他们从不度假，也从未见过大海。为了节省公交车费和送礼钱，也为吴业兵能够在煤矿里挣到额外的假日加班费，他们已经连续五年没有回老家的村庄过年。尽管他们非常节俭，却基本上没有退休储蓄。

多亏这些付出，他们19岁的女儿吴曹英现在成了一名大学二年级学生。她是中国不断增长的、数千万大学生中的一员，这是他们父母在小时候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尽管吴曹英的父母如此努力地工作，他们却不敢保证付出能够有所回报。他们的女儿对于继续上学感到很矛盾，因为学费和食宿费用加起来超过了他父母年收入总和的一半。作为一名成绩中等略微偏上的学生，她想要辍学，去找份工作挣钱。

“每次我女儿打电话回家，她都会说，‘我不想继续上学了，’” 曹渭平说，“我会说，‘你得继续学下去，我们老了之后得靠你照顾’，她就说，‘这样压力太大了，我不愿去想所有这些责任。’”

吴曹英梦想着在一家大公司工作，但她知道许多毕业生都最终失业。“我想自己或许能开一家小公司，”她说，但她承认缺乏这方面的资金和经验。

对于中国的农村父母来说，每一年的高等教育要花费6到15个月的劳动所得，而贫困家庭的孩子想要拿到奖学金或其他政府财政补贴很不容易。在美国，私立大学平均每年所需费用，差不多等同于工薪阶层一年的收入，而州内公立大学的开销相当于6个月的收入，但是获得财政补贴往往比在中国要容易一些。此外，一个每年拿出一半收入供一名孩子上大学的美国家庭，其另一半收入所具有的购买力比一个年收入少于5000美元的中国农村家庭要强。

压在中国父母身上的重担不仅仅是大学的开销，他们还面对着送他们的孩子进入小学、初中和高中所需的费用。许多家长还聘请了家教，令他们的孩子可以在高考中拿到足够高的分数。在孩子的学费上大力投资的美国家庭，在他们晚年时可以依赖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社会安全福利(Social Security)和其他社会福利项目生活。而中国公民把他们所有储蓄都压在了孩子的教育上，如果子女在毕业时不能找到工作，他们也就没有太多其他的出路了。

《纽约时报》已经追踪报道了吴曹英的家庭7年，她的经历是一个窗口，令我们得以一窥中国各地家庭所面对的扩大的教育机会和资金障碍。

她父母为女儿受教育所做的付出，揭示了在过去十年里，中国制造大学毕业生的速度如何远远地超过了美国。现在每年有800万中国人从高等教育机构拿到学位。

但高额的教育开销，正巧发生在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以及近期大学毕业生失业率飙升的时刻。像吴曹英这样的年轻人，是否在毕业时是否能够找到一份足以养活自己，甚至是一家人的工作？这个问题将会在未来的时间里，考验中国保持高经济增长速度并维持政治和社会稳定的能力。

离开村庄

古老的村庄木竹坝村位于深处中国内陆的陕西省，在北京西南900英里（约合1448公里）处。村庄处在一座陡峭的山上。那里树木茂盛，俯瞰着一个险峻的山谷。在谷底的小溪旁，有稀稀拉拉的几英亩平地，直到最近，还被分做花园大小的耕地，种植稻米、玉米和蔬菜。

村民们是靠种地糊口的庄稼人。除了最年幼的孩子，村里所有人都从早劳作到晚。他们种植、除草、手工浇水，并收割稻米、玉米和蔬菜来养活自己。在山谷弯曲上升的地方，他们也建造了并维护着三英尺（约合0.91米）宽的梯田。梯田的上方是高耸入云、覆盖着森林的山峰。

无休无止的劳动使人极少有机会接受教育。曹渭平现在39岁。她在村里读小学一二年级时学认了一些字。但是，三年级以上就得去山谷另一端的一个大村子上学，要走七英里的路，于是曹渭平在三年级就辍学了。

曹渭平的丈夫现年43岁。他在山另一边一个同样贫困的村子里长大，完全没有上过学。

他们很早就结婚了。曹渭平生吴曹英时，才刚满20岁。夫妇二人每月仅挣25美元。吴曹英蹒跚学步时，父母开始担心，如果她每天也得走那么远的路去上学的话，她难免会辍学。所以，就像过去20年里几亿中国人所做的那样，他们决定离开老家和亲戚。

曹渭平说，“村里所有父母都想让孩子上大学，因为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

吴曹英读中学时，对于木竹坝山区清澈空气的记忆就很模糊了。她家搬到了陕北平原上的采煤镇罕井，在他们老家东北近300英里处。

挖煤工的女儿

吴业兵自己动手，修建了自家的一室一厅砖房。他们买了第一台小冰箱，一个煤炉，一台二手立体声收录机，还给客厅和卧室各安了一个电灯泡。

这座房子位于该镇远郊。穿过一条两车道的铺面道路，就是吴业兵工作的小煤矿。在那里，他学会在地下很深处的狭窄空间里，肩上扛着一个45磅（约合20公斤）重的电钻工作。他工作时间很长，回家时一身煤灰。那时他一个月赚近200美元，有更多的钱供女儿上学。在家里的卧室（墙上贴着演员章子怡的挂历张贴画，以改善保暖），曹渭平细心存放着女儿的全部试卷。吴曹英在读初一，村里学校教的几何和代数，比美国多数七年级学生学的都更难一些。她还在学习地理、历史和科学，作业本上的字迹很优美。

但是英语是个问题。这门科目越来越重要，想要读稍微像样的大学，就得学好英语。

村里曾有一名英语老师。吴曹英从四年级开始学英语。但是后来老师离开了，所以她在五年级和六年级都无法学英语。

到了初一，吴曹英又开始学英语了。但是她妈妈很担心，开始给孩子聘请代课教师充当英语家教。

曹渭平说，她相信这样就能帮助女儿成为家里第一个大学生。她说，“我们要是没来这儿，她就会待在家里，帮忙砍柴做饭。”

但是他们的财政牺牲才刚刚开始。

吴曹英上了高中，就去离家两英里的公办寄宿学校上学。中国许多高中都是寄宿学校。这种安排使得地方政府可以向家长收很多钱。学费是每学期165美元，伙食费每星期8美元。书本、补课和考试都要额外收费。

寄宿学校

吴曹英和其他七个女孩子住在一间窄小的宿舍里，睡的是双层床。她比别人穿的好。她穿着一件蓝色修身外套，是过年时妈妈给的。

她每天早上5:30起床学习，7:30吃早餐，8:30到12:30，下午1:30到5:30，晚上7:30到10:30都在上课。学校偶尔放映爱国电影作为娱乐。周六和周日的部分时间，她也要学习。但是她也参加了一个探望老人的志愿团体。在美国，这种社会工作可能有助于申请大学，在中国却不会。中国最重要的是全国高考。

吴业兵已经不在街对面的煤矿上工作了，由于安监员的关注和煤层枯竭的双重影响，那座煤矿已经被关闭了。他再次背井离乡，在北部荒漠的一个煤矿找到一份工作，从他家到那里需要坐13个小时的火车。吴业兵最多要连续上30天的班，每天工作10个小时。新煤矿的安全标准更低；每年，煤矿事故都要导致数以千计的中国挖煤工丧生，并使更多挖煤工致残。

然而，新工作让吴业兵的收入翻了一番，每两个月，他带着收入回家一次，交给他的妻子来支付女儿的教育费用。

他们主要担忧的是女儿的学习表现；他们认为，女儿学得不够刻苦。“她喜欢和男孩子说话，尽管她没有男朋友。” 曹渭平说。

在班里40个学生中，她女儿的成绩排名第16位，还算不错，不过在他们眼中仍然不够优秀。然而，当吴曹英周末回家时，夫妇俩对无法帮助女儿感到绝望。“我们只受过小学教育。我们不太知道她在学些什么，” 曹渭平承认道。

几年前的一天，就在女儿上寄宿学校的时候，吴业兵坐在家里说，他对女儿的表现失望透了，以至于他并不介意女儿辍学，之后坐上30个小时的火车，前往沿海的广东省，在那里的某家工厂找份流水线工作。

农村青年面临的不利因素

2011年春季，在吴曹英迎接全国高考之际，她面临着极大的不利因素，其结果是她的父母将迎来沉重的代价。

在中国，来自穷乡僻壤的年轻人支付的学费，一直比来自富裕城市家庭的同龄人要高得多。而据教育财务专家表示，前者就读的学校要差得多。

原因在于，没有几个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能在高考中获得高分。所以，他们被排挤到了质量较差的学校，这些学校得到的政府补贴最少。

结果，高等教育正迅速丧失其作为中国社会平衡器和安全阀的作用，这个安全阀本可以让贫穷但有天分的年轻人有机会脱贫。“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倾向于过上相对较好的生活，”中国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所长王继平说。

中国的一流四年制本科院校顶住了扩招的压力。所以现在大约有半数大学生就读于数量不断增多、但声望较低的三年制专科院校。

这些专科院校类似于美国的社区大学，不过，它们提供更加专业的职业培训，而较少提供一般知识课程，比如历史或文学。

专科院校附属于省级或地方政府，或者由民营企业经营，它们收取的学费最高可达一流本科院校的两倍，后者由中央政府拥有和运行，并得到中央政府的大量补贴。尽管专科院校收费高昂，但它们在每个学生身上花费的教学费用比本科院校要少得多，因为他们几乎没有任何补贴。

尽管中央政府向四年制本科院校的学生提供范围广泛、按需给予的助学金和贷款，但专科院校的学生几乎无法获得任何资助来帮着承担更高的学费，尽管后者更有可能来自穷困或者农村家庭。中国教育部透露，去年，专科院校中有80%的学生是家中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孩子。

高考严重偏袒富裕的城市考生。集中分布在北京和上海的一流本科院校优先考虑当地的中学生，针对本地生的考分标准低于外地考生。农村学生必须获得更高的分数才能被录取。

这无异于雪上加霜，因为高考的一个重要部分是考核学生在一门外语（通常是英语）上的能力。像吴曹英所在的那种农村学校，就连找到英语教师都不容易。

中国最富盛名的学府之一北京大学的大部分学生来自富裕家庭，去年夏天，研究人员不得不暂停一项长期研究，该研究对撰文叙述家乡变化的学生提供二等座火车票。学生们开始拒绝写文章，因为他们对二等座不感兴趣，而更喜欢价格更高的新型高速列车车票。

对于来自相对贫困的家庭的吴曹英来说，进入一流大学的挑战将被证明实在太大了。

大城市的学生

吴曹英通过了高考，然而仅仅是勉强通过而已。

满分750，她得了300，比大专线280略高一点，远低于进入中国最好的四年制本科院校所需的600多分。就这样，她进入了陕西省会西安市的一所专科学校。

考试中拖她后腿的科目是英语。相比之下，她的语文等科目表现良好。

她介绍说，罕井镇上的小学如今从幼儿园开始教英语，并表示，希望下一代在高考中表现更好。

吴曹英一直在尝试借助好成绩实现专升本，但迄今尚未成功。那所四年制本科院校与她的学校有关联，学费低25%。

中国政府对专科学生提供一些奖学金，不过发放标准主要基于学习成绩，而不是财务需要。最优秀的学生往往来自更富裕的家庭，在其成长过程中得到家庭更多的学业帮助。他们获得的奖学金最多能负担四分之三的食宿费。

像吴曹英这样的普通学生得负担全部费用，为此常常听到父母的抱怨。曹渭平说，“我跟女儿讲，要更努力地学习，这样就能减少学费了。”

但是，吴曹英几乎花了所有时间来学习。她说自己还没有男友。“我的一些朋友有男友，然后时间全花在了吵架上。太麻烦了。”

对吴曹英及其家人而言，她毕业后从事什么工作是个大问题。她选择的专业是物流学，学习如何配送货物。随着中国越来越多的家庭从商场转向网上购物，该产业不断增长。

但是，这个专业也是她所在学校最热门的专业，这可能意味着将来该领域的人才将供过于求。这一前景令人警醒，目前，由于工厂岗位比办公室岗位更为充足，中国年轻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是那些仅读过小学的同龄人的四倍。

吴曹英了解这些不利因素。她说，去年春天从她所在学校毕业的学生中，“有50%到60%的人还没找到工作。”

曹渭平已经在担心了。他们在废弃煤矿马路对面的家，在大风和刺鼻污染的侵蚀下，已变得愈发破旧，而由于积蓄很少，他们无法翻修房子。曹渭平的丈夫找到一份工作，在罕井镇一个新开发的煤矿做钻井队队长，这样他就能搬回家住了。由于承担着额外的责任，他现在的报酬几乎能赶上他在那座荒漠煤矿干活的收入了，但是在这样的年纪，肩扛沉重的电钻越来越难了，他不可能一辈子做苦力活。女儿是他们唯一的希望。

“我只有一个孩子，所以我得确保我们老了之后她能照顾我，” 曹渭平说。“一想到万一我们把这么多钱花在教育上，她还找不到工作时，我就头疼死了。”

来源：纽约时报；EITH BRADSHER 报道 2013年02月18日

Chang W. Lee/The New York Times

翻译：黄铮、林蒙克、梁英、张薇、谷菁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