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君立：中国农民的不平等起源

我认为人类中间存在两种不平等：一种是自然和生理上的不平等，比如年龄、健康、体质、智力、能力等自然造成的差异；另一种是精神和政治上的不平等，因为某种特定的制度安排造成的不平等。后一种不平等赋予一些人以特权，使他们比另一些人更富有、更尊贵、更强大，甚至使其他人必须服务他们服从他们。

――卢梭《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商代据说是古代商品经济主导的一个时期，被农业文明的周消灭后，从此中国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农业文化。这跟西方由游牧文化转向海洋文化大相径庭。在古代中国，可以说农业是唯一支柱产业，农民是古代中国的中坚核心职业。其他如政治、战争、科技、商业、文艺等等，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农业文化的延伸和衍生。

3000多年下来，农民成为中国最古老、最成熟、最丰富、最稳定、最庞大的社会群体。农民的社会地位也很高――“士、农、工、商”中，农民忝居第二，在手艺人(工)和生意人(商)之上，仅次于读书人(士)。

农民+土地产生了一切，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不是说土地是万物之母，只有当土地遇见农民，土地才是万物之母。所以说土地与农民的关系是古代中国第一生产关系。

私有制是人类财富文明历史起源，也是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卢梭在《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说：“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人是这样一个人，他第一个圈起一块地，并想到说：‘这是我的!’”土地的价值被发现的那一天，也是私有制诞生的那一天。

在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中，土地作为生产资料的角色一直是很清晰的。土地作为资产(财产)一直在农民之间买卖、转让、租赁、继承。契约这种在西方超发达的东西，在古代中国的土地与人的关系中，绝无仅有地体现得那么成熟。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对(土地)契约都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白字黑字”、“口说无凭，立字为据”就是这么来的。

现代经济学认为，只有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产权清晰的情况下，生产力才能得到最大的发展。农业作为古代中国的经济命脉，支持中华文明发展壮大生生不息。农业生产作为古代中国的核心生产力，实际上完全得到了最大释放。因为土地的产权在古代中国是清晰的。

虽然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句话，但那更多的只是一种象征意义，连“理论上”都显得不那么真实。就像通过暴力和阴谋获得皇帝这种职业的流氓自称是“天之子”一样。中国人都心知肚明。

皇帝拥有的不是对土地的占用权，而是对农民的统治权。就如同牧人不拥有青草的占用权，而拥有对羊群的任意宰割权。草永远是羊的，牧人没必要关心哪只羊吃哪棵草。具体土地的拥有者是具体的农民，大多数土地被大多数农民拥有。皇帝出于“维护稳定”的统治需要，甚至要保护农民对土地的世俗权利。

在这里说明一点，农民并不是单指耕地的农夫，而是指从事农业生产的一切劳动者。这个“农民”有点类似现代中国的“农村户口”――许多“农村户口”就从来没种过地。

如果对农民细分下去，会出现三种社会差别：

地主：土地的主人，就是拥有土地的农民。根据其名下土地面积的大小分为大地主和小地主。地主有的自己种地，有的雇用“雇农”种地或出租土地，而自己从事土地管理。地主收入主要是自耕土地产出和出租土地的“租子”(租金)。“剥削”是政治学术语而非经济学术语。

雇农：没有土地，出卖劳动力(打工)，从事农业劳动。长期“打工”者叫长工，农忙季节短期“打工”者叫短工。雇农收入就是“工钱”(工资)。

佃农：没有土地，租赁地主土地，从事农业劳动。除过付给地主的“租子”，余下的土地产出为佃农的收入。

在现代中国，出于政治目的的“阶级成分”，基本依农民拥用财产多寡强制命名，与农民本身的社会分工无关：“地主”财产最多，“富农”即富裕农民财产较多，“中农”、“贫农”、“下中农”财产依次递减。这一点具体表现在按官方要求的比例来确定农民的“阶级成分”，结果出现了不少“富农”其实是赤贫，只不过其他人更赤贫罢了。

经济社会是一个微妙完善的生态系统，它具有极强的自我调节能力，以此保持着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力，使社会财富保值增值。

地主、雇农、佃农这三种角色如同老虎棒子鸡，互生互克，在经济生活中，自然地发生着有趣的互动和转换。

一个身无片瓦的人在古代中国，只要他勤劳，他可以到地主那里出卖他的力气――成为雇农。不管长工短工，地主一般管吃(饱)管住(好)。逢二月二(春种)、端午(夏收)、秋收(中秋)、年关(春节)等，地主按习惯必须特别犒劳雇农，否则会受到社会谴责。这样的地主要比好多如今五一十一上班不给加班费的“成功人士”老板宅心仁厚多了。

雇农的工钱一般不会被拖欠。如果节俭一点，几年下来，雇农也可以积攒一笔不菲的银子，娶妻生子的问题就可以解决，房子也可以向地主借(免费)。许多雇农终身都给一个地主打工，虽有主仆之别，事实结果是与地主情如一家。试想，一起吃饭一起干活一个家生活，这其实已经成了“事实家庭”。

因为中国农民对土地的依附性是如此之强，人与人的依附关系自然也极为强烈。雇农对地主的依附类似于官吏对皇帝的依附。这种依附增强了雇农的安全感，提高了地主的成就感。雇农传递给地主淳朴的美德，地主熏陶了雇农的人格品德。当然这是理想的关系。

就像《穷爸爸富爸爸》中的“富爸爸”一样，雇农若是精明、有野心，可以省吃俭用进行原始积累。等到土地价格较低时，雇农用自己的积蓄(或者借贷)来置买土地。这样一来，雇农因为拥有了土地就变成了地主。

同样，一个没有土地的农民，如果不喜欢每天“给老板上班”，他也可以“SOHO”一下，向地主租一块土地，自己种。这种佃农一般有家有室，比雇农境况要好一些，佃农也更自由一些。

佃农的“租子”具体额度经过双方谈判确定。古代没有“法律公证”，但有中间见证人。原则上税收(皇粮国税)由地主承担，租子(租金)在庄稼收获后才兑现，而且一般由地主提供种籽等费用。地主的租子习惯上只收一季。如果佃农夏收缴清租子，那么秋种的一料庄稼完全由自己支配，不需再缴租。

也同样，佃农也可以通过置地完成向地主的转化。

地主因为与雇农、佃农同乡同土，甚至是同宗同族，所以他们一般比较体恤恻隐，多有承担宽让。一般赈灾救难施粥修桥补路办学之类的公益支出，也都由地主自愿承担。地主和乡绅的榜样存在，使古代中国一直保持着健康而充满活力的乡村自治能力。

古代中国的官方历来对这种自治是赞赏和保护的。在不少时期，官吏是绝对禁止擅自出城下乡“视察”的，否则以“扰民”治罪。在没有法治的古代中国，这是一种伦理和秩序，值得社会各界严肃尊重。

当然世界之大，“南霸天”“黄世仁”这样的土豪劣绅抑或也是有的，但这种先天怪胎一般在乡土熟人世界是无法长久生存的，“唾沫就能把他淹死”。何况一旦治安恶化，为富不仁众叛亲离的财主，下场会很惨的。地主都是人精，谁也不会自毁长城的。所以自古地主亦有“善人”的誉称。

地主是皇帝老儿的民间版。皇帝将统治权遗传给皇子皇孙，地主将土地遗传给儿子孙子。如果生子如孙仲谋，蛋变成鸡，鸡变鹅，鹅变羊，羊变牛，几代下来，小地主就“和平崛起”变成大地主。

如果生子如阿斗，牛也可能变成蛋，甚至连蛋也打了，那“败家子”地主就会堕落成为雇农或佃农。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破产的地主往往因为养尊处优好逸恶劳，境况之失败常常连雇农佃农都不如，最终甚至沦为流氓无赖，乃至蜕化为离经叛道巧取豪夺的暴民。

古代中国的金融体系比较落后，粮食实际一直扮演着稳定货币的角色。土地的价格就与粮食产生紧密的关系。粮食维系着人类的生命与发展，土地的重要性是绝对无可替代的。所以，从一定意义上，古代中国的社会矛盾跟土地矛盾往往是一回事。

当土地过于集中，略类似基尼系数过大，即超级大地主增多，小地主迅速减少，失地的雇农和佃农难以与地主进行正常“商品交易”。这时，就出现农民失地又失业，土地闲置，粮食生产降低，社会财富缩水，食品危机(经济危机)引发社会危机，失地农民被迫成为暴民，爆发“土地革命”。社会在剧烈动荡中人口迅速减少，大地主如同侏罗纪末期的恐龙一般，遭到灭顶之灾。

经过战争这种“人类社会的左手”的自然调节，人与土地重新建立较为松弛的关系，土地矛盾消除，社会矛盾也随之消除，中国重新进入“五谷丰登国泰民安”的所谓“盛世”。这大概就是如同谶语一般的古代中国周期律。

即使经过开垦处女地，短期时间内，可耕土地总面积大体仍是一个数。这个地主的土地多了，那个地主的土地必然就少，或者地主的数量减少。地主数量少到成为稀有物种时，它就失去安全屏障，该灭绝了。这与自然界的生物圈类似。所以地主的数量一般维持在一个微妙的合理范围内。

在大多数时间，地主与雇农佃农数量比例保持着微妙的平衡。这种平衡因土地的贫瘠肥沃，和生产力水平差异，而呈现不同的社会格局。简单的说，大地主稀，小地主(自耕农、富裕地主)多，雇农和佃农也不少。和现在相比，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无力饲养那么不劳而获的寄生虫。

所以大多数农民事实上都是多少拥有一些土地的地主。“二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是中国农民保守而又现实的生活写照。如果查阅下资料，“二十亩”恰恰是古代中国人均可耕地面积。以户为单位，二十亩完全满足自耕能力，也可满足小康所需。

土地不仅是一种资产，更是中国农民的生活保障和天然银行。农民在一定时期出卖土地，然后在另外一个时期置买土地，这如同我们今天去银行存款取款一样正常。

一次偶然机会，我意外发现了我家祖上留下来的10来份发黄破损的地契和房契，时间从清道光到民国时期100多年间。每张内容各异，但清楚的展示了土地(房产)对家庭经济的命脉意义。比如婚、丧、病、起屋等，都需要不菲的支出，就可以出卖或典当三分或半亩土地，筹得相当的银子，以度过难关。勤俭持家，待到年景好转，如果同村某人银根紧，就可以再从某人处，置办七分或半亩的田地。因为不会异地置地，都是同村甚至邻居之间进行土地交易，通过中人(说合人和代书人)见证，双方签字画押，互相都公平公正、诚信可靠，而且也没有什么官府契税。

我通过比对所有地契后还发现，我家百余年持有的土地虽然在不同时期大小不等，从七八亩到几十亩，但从来都拥有自己的田地。后来土改时，我家被定为“贫下中农”中的“下中农”(经济状况中下等的农民)。如果这不是孤例，那么可见，绝大多数农民都是拥有自己的土地的，大多数也是自给(耕)自足的。

秦晖先生在《田园诗与狂想曲》中也认为关中自古都是自耕农的世界。他通过对关中民国时期的土地状况统计发现，即使将不在地主的土地计算在内，关中的土地基尼系数也在0.2到0.3之间，大多数农民拥有大多数土地，70%以上的农民都拥有自己的土地，而且是完全产权。根据秦晖先生的计算，全国平均土地分配基尼系数大概是0.53，这在全世界各国中算是最低的。0.53的土地分配基尼系数能够推出来的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只有0.26上下，相当于已经达到了欧洲福利国家那种贫富差异水平。

《中国土地制度史》(赵冈陈钟毅著，新星出版社)中，通过大量的数据统计，得出这样的结论：“从绝对的观点来看，大地主拥有的土地数量一般都在下降中，而没有土地的农户也越来越少。到了20世纪，严格说来，中国已经没有几家大地主，农田是分散在中小业主手中，70%以上的农田是由业主自耕的。”这跟当下的中国城市类似，大富豪毕竟是少数，个体私营小业主比较普遍，打工者也不少。

根据广西环江县88个小乡(全县125个小乡)土改前的统计，解放前占农村总户数3.7%的地主，占有耕地14.89%;占农村总户数2.9%的富农，占有耕地9.41%;而占农村总户数54.9%的贫雇农，则占有耕地31.1%。可见大多数农民是有土地的。比起当下中国社会来，其基尼系数和贫富悬殊简直不值一提。

我想，这种事情实际应该是中国农民经济生活的一种常态。很明显的一点，可以发现土地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在增值，不像钱存进银行在贬值，最后肥了银行。

从清朝进入民国，相对迅速崛起的城市，中国乡土农村的变化并不是很大。与北方农村不同的是人多地少的南方稻耕地区，土地被分为田底和田面，就是所有权与使用权，不在地主占有大量田底，富裕农民占有大量田面，土地分配不太均衡。大量的富余劳动力甚至没有土地，但南方发达的纺织工业导致了城市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