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东：澄清真相 分清主次

今天讨论师大女附中1966年发生的“85事件”，我的心情很沉重。当时我是师大一附中初二的学生，和卞仲耘的儿子王行是同班同学。和北京八中的书记华锦是一个院的邻居。当年的悲剧，就在身边发生，离自己并不遥远。

我们这一代，已经年过花甲，应当反思自己的过去，对历史有一个交代。反思的前提是恢复真相，而不是改写真相。我要坦率地承认，我自己当时是个人崇拜的信徒，文化革命的信徒。我家庭出身不是红五类，也不是黑五类。我想积极投身文革，又有一种轮不上自己充当革命主力的失落感。我虽然没有参与过武斗，但参加过文斗，用极左思潮的逻辑和语言，批判过同学，伤害过别人。

当时的舆论宣传导向，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放到十分突出的位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就有这样的说法：“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据穆欣回忆，在起草过程中，刘志坚曾建议删去这些话，认为这是毛泽东过去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讲的话，现在引用，搞得不好，就会在文化大革命中拿当年贫苦农民对待恶霸地主的办法，来对待本单位的领导干部，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陈伯达说：要革命就不能怕乱，毛主席的话没有过时，文化大革命也不能文质彬彬。刘志坚等人的意见没有被采纳。可见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的高级干部，对宣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严重后果有预感。但是，对于十几岁的中学生来说，哪里懂得其中的深浅？就是当时动手打人的学生，也是那种狂热政治宣传的受害者。

还原历史真相要关注微观细节，也要结合宏观背景。卞仲耘之死，不仅仅是校长和学生两方面的事。要把基层的事件放在文革的全局中考察。从1966年6月开始，不只是师大女附中一个学校的领导被打倒，进而成为暴力摧残的对象，全国大中学校的校长书记几乎同时遭遇了灭顶之灾。究其原因，就不能不直面当时高层领导人的政治决策。

文革的发动者是毛泽东。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之一是“易储”，也就是换接班人。“516通知”里有一段话，是他亲自加上去的：“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毛泽东没有参加5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但会议讨论“516通知”时一个字都不能改。毛泽东已经打定主意，用群众运动的方式，通过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实现权力的重新洗牌。但从哪里入手，具有偶然性。此前拿《海瑞罢官》开刀，编历史剧的人已经不安全了。批三家村，写杂文的人也不安全了。但这时还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群众运动。“516通知”下发以后，中央文革有几个人分头点火，找“516通知”传达范围内的人写大字报。5月下旬北京出现了三张大字报，一张是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一张是学部吴传启的大字报，比北大早两天，一张是教育部卢正义的大字报，和北大同一天。毛泽东选择了北大的大字报向全国广播，作为发动群众的突破口。这张大字报的题目点了宋硕、陆平、彭云的名字。陆平是北大校长、书记，彭云是副书记，和他们职务相似的全国大中学校的校长书记，面对突如其来的文革，态度其实差不太多，他们很快在本校成为众矢之的，纷纷倒台。

火烧各个学校的校长书记并不是毛泽东的最终目标，他们是通向最终目标的垫脚石。平心而论，在党政军群各条战线，学校的领导干部既不是最腐败的，也不是官僚积习最深的。但毛泽东说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大中学校停课闹革命，校长、书记们在6月就失去了免于恐惧的自由，成为文革初期付出代价最大的群体。我们师大一附中的书记兼校长是刘超，他没有被打死，也饱受皮肉之苦，落下了后遗症。

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是刘少奇、邓小平。他们领导运动的时间虽然不足两个月，但他们对学校校长书记的态度也应当正视。以他们分别过问的师大一附中、师大女附中为例。刘少奇6月21日接见师大一附中工作组部分成员时说：“刘超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是可以肯定的。”“要争取陶书寅（师大一附中的副书记）起义，她不起义就批判。”邓小平7月5日接见了师大女附中工作组的讲话提到卞仲耘，说她“意志衰退”，“ 卞仲耘只给我寄了一个信，承认她执行了前北京市委修正主义路线。”从中这些言论中，我们可以体会一种舍卒保车、舍车保帅的心态，而非尊师重教，保护校长，砥柱中流，仗义执言。

刘、邓和这些受冲击的中学校长书记其实有三重关系。第一重是中央领导与基层领导的关系。第二重是参加革命先后的关系。这些学校的校长书记，大多是抗战前后参加革命的党员，他们的革命资历刘、邓是知道的。第三重是家长与校长的关系。刘、邓都有子女分别在师大一附中和师大女附中在读。这些中学是北京市的名牌学校，用今天的话说，是稀缺教育资源。作为家长，他们本来是乐于把子女送去读书的。运动以前，他们对校领导的态度也是友好的。如果认为校长书记是坏人，他们不会把孩子往火坑里推。可是运动一来，就翻脸不认人了。放在文明史的长河里看，家长与校长这样的关系，也是不多见的。虽然很快刘邓也受到文革冲击，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但他们运动初期体现的政治伦理也有反思的必要。

陈小鲁、刘进、宋彬彬作为北京八中和师大女附中临时机构负责人，为当年没有保护好校长、老师而道歉。这种主动承担历史责任的精神值得肯定。但是，还原当时的历史环境，实际上他们掌控局面的能力相当有限。不能超越时空，要求他们完成当时不可能做到的事。我们每个过来人应当从严律已，拷问自己的灵魂。但对别人应当实事求是，不能要求别人承担不应承担的责任。

文革是一场全民族的灾难。文革的罪责应当在弄清真相的基础上，分清主次。毛泽东去世后，一些文革中受到冲击的老革命重新掌握了国柄，否定了文革。80年代初追究文革责任时，审判了两案，强调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的罪责，在清查四人帮和清理三种人的过程中，一些文革的既得利益者和一些文革初期积极造反的青年品尝了苦果。但有些地位高得多的老革命，其实在文革的某些阶段，也曾紧跟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对干部、教师、学生和其他公民有这样那样的伤害，他们只强调自己受迫害，并没有反思自己伤害过别人。这个问题，不应成为历史的盲点。

（2014年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