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土：榜样与文革

毛泽东的时代是英模辈出的时代，那些被树立起来的英雄模范，其名字经过日复一日地宣扬，一个个响彻云霄，其事迹经过反复灌输，不能不深入全国男女老少极其有限的记忆空间，他们的豪言壮语更成为全社会毋庸质疑的座右铭。那个时代的中小学课本里，英模事迹是重要部分，无论是高度艺术化的典型情景，还是非常人所能吐出的一字一句，深深印刻在几代人的心中，最终成为亿万男女持久的思想资源。

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伴随着阶级斗争的沉重脚步，紧跟着政治运动的疾风暴雨，英模产生的频率加速，宣传规模也达到顶峰，学习的热度都在一百以上，连日记，这种隐私性最突出的文字都成了被不断加工修改的公开出版物。文革时期，英模也是文革话语的一种有效表达形式和文革成就的有力显示，在文革各个不同历史时期诞生和学习的英模与文革的进程密切相联，准确传递出文革发展的思想脉络，其意识形态特征更为鲜明、时代思维模式更为典型、塑造的痕迹更为明显。

文革期间学习的英模有两类，一类是文革期间产生的人物，而另一类则来自于文革之前。文革前出现的英模能够顺利延续为文革期间的榜样无不具备这样几种特点：一是受到毛泽东题词和表彰，二是以学毛著闻名，三是其英雄表现都是阶级斗争和保卫国家财产的简单结果，以军人和未成年人为主。所有英模都是每个时代所宣扬的意识形态主题的成果，即使没有这样的主题，也会加工改造直至成型。

极端个人崇拜的典范

极端个人崇拜是文革得以顺利发动的主要原因，文革又反过来强力推进了极端个人崇拜，直至空前绝后。而极端个人崇拜的形成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的学毛著运动密不可分，正是一浪高过一浪直至最终成为日常铁定行为的学毛著，才使后来的文革锋芒所向披靡，所有被打倒、清洗的人无不在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名下遭到社会的唾弃和批判。

学毛著运动首先从军队开始，再推向全国各地，其主要推手是林彪。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主持军委工作，1960年9月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根据他的提议，会议以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为议题，号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学毛著运动推向新的高潮，学毛著应该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1961年1月，林彪在关于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指示中又推出了影响深远的学毛著方式：“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由于他的竭力倡导和全军全国各级的极力推动，活学活用、讲用会后来成为中国政治学习的普遍说法和主要形式。发行总数曾经达到50多亿册《毛主席语录》也首先出自军队，再版前言就是林彪的手笔，全国上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不但熟记于心，还被谱曲演唱，成为中国音乐史的一景。

毛泽东时代的英模大多为军人，他们无一不被宣传为活学活用毛著的积极分子，从言谈到日记，都被毛著的“光芒”所笼罩，将毛著所有字句的注解和应用一概发挥到了极致；他们个个都是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的表率，标准形象就是捧着一本毛著在那里如饥似渴地阅读。而毛泽东又不断发出学习解放军的指示，让军人英模的榜样作用更加突出，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是那个时代英模的根本方向和最高理想。对王杰的宣传，按林彪的指示是，我们宣传王杰同志，主要宣传他的优秀品质、模范行为和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于是，王杰成了活学活用的典型。刘英俊是“毛泽东思想武装的又一个伟大共产主义战士”；吕祥璧是“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路线”，“为我们作出了树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榜样”；李文忠是“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门合是“一切服从毛主席，一切紧跟毛主席，一切为着毛主席”。

学毛著，不是我们平时所讲的阅读或学习，也远远超过了教徒对宗教经典的崇敬心理，这种学习无益于思考，更没有多少知识可以获取，而是在其中寻找臣服、膜拜的感受，通过学习再提升臣服、膜拜的水平。在对英模的大规模宣传中可以发现，登峰造极的个人崇拜几乎是英模们生存的目的。

“昨天我听到一位从北京开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回来的同志作报告。他说，毛主席在北京接见了他们，毛主席的身体很健康，对我们青年一代无比的关怀和爱护……当时我的心高兴得要蹦出来。我想，有一天我能和他一样，见到我日夜想念的毛主席该有多好，多幸福啊！可巧，我在昨天晚上作梦就梦见了毛主席……我一定争取实现自己最美好的愿望，真正见到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昨天晚上，领导宣布我代理副班长职务，可是能力不足啊！感到压力不小，自己又无领导能力，又无经验，有些畏缩。感到了困难，我就想起了学习毛主席著作，于是我就找到《关于重庆谈判》一文，在这一文中毛主席说：‘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那些地方有困难、有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毛主席又说：‘艰苦的工作就象担子，摆在我们的面前，看我们敢不敢承担。’学习了毛主席著作，又对照了自己，毛主席不正象对着自己说的吗？”

这是六十年代两位著名英模雷锋和王杰的日记摘抄，是否原文，无从得知，但公布、学习、宣扬这些日记，就清晰地表达出，全力推进极端个人崇拜是当时树立英模的主要目的。

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产物

阶级立场鲜明、阶级斗争勇敢，是文革和文革前出现的各类英模的基本标准。他们的产生紧随阶级斗争的时代风向，清晰地表达出阶级斗争的历史特征。在他们身上，让我们看到了阶级斗争理论的宣传要素，假如失去了阶级斗争的大背景，其英模主题就会丧失了那个时代的传播意义，如果没有阶级斗争残酷性的社会造势，他们的英模形象也不会显得那么高大。那个时期的所有英模，无论原始的，还是塑造的，可以说，几乎都与阶级斗争思想结为因果关系。

文革前的英模形象个个都是苦大仇深，出身在贫苦劳动人民家庭，因为受尽地主资本家、国民党反动派、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所以才热爱毛主席，热爱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反抗过阶级的压迫，与阶级敌人进行过斗争，或与阶级敌人英勇斗争而牺牲，是描述他们的人生时铁打不变的内容。而进入文革时期，英模们的行为又一律加进了路线斗争，捍卫文革的胜利果实、保卫新成立的革命政权、保护红卫兵小将、反对修正主义一类的内容成为主题。即便缺乏这样的素材，也要在艺术化加工时塞进类似的情节。

龙梅和玉荣的故事当年家喻户晓，其实，最早发现他们、抢救他们的是牧民哈斯朝禄及其子那仁满都拉，但哈斯朝禄属于“管制分子”，结果在所有的宣传中非但一概抹去，而且还在以后创造的文艺作品里将他演变为反面人物。蔡永祥，这位“一心为公舍身抢救红卫兵列车”的人物，当年凌晨2时34分，一列载有大批大串连红卫兵的列车就要开到时，正在桥头警卫的他，忽然发现桥南铁路上横着一根大木头，他马上意识到“这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怀有刻骨仇恨的阶级敌人在搞破坏活动！”就在列车已经驶近的刹那间，他奋勇上前全力抱起了那根大木头，使列车顺利通过，“红卫兵保住了，钱塘江大桥保住了！”但我们始终不知道阶级敌人是谁，那根大木头如何会横在铁路之上。而吕祥璧抢救的是学生，当然也可以算红卫兵，李文忠则牺牲在“支左”的岗位上，在门合的优秀事迹中还有坚决反对“大比武”的言论，而“大比武”恰好又可以归为罗瑞卿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军事路线。

在文革和文革前还树立了一大批活着的的榜样，他们的所作所为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发展同步，成为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学习毛主席著作、实践毛泽东斗争哲学的模范，一些人还成为自中央到地方的领导，或者中央委员、人大代表，比如陈永贵、吴桂贤、李素文、邢燕子、侯隽、张铁生等等。与生死英模同步被宣传推广的还有一批舞台、银幕和小说里的榜样，他们当中有的是以真人为原型，有些则是依据“三突出”创作原则创造的，不管前者后者，都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模范，外加一些抗日战争中的高大亮形象，例如《闪闪的红星》的潘冬子、《海港》的方海珍、《龙江颂》的江水英、《艳阳天》的萧长春、《金光大道》的高大泉、《智取威虎山》的杨子荣、《沙家浜》的郭建光等，他们的阶级语言、他们的斗争唱词也是全国学习的文化课程。

阶级、革命、斗争、共产主义，都是文革前和文革中出现的英模身上的主要标记，周恩来为雷锋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凝练、鲜明地体现了那个时代学习英模的定位。失去了这些标记、离开了这些定位，就不再属于那个时代的英模、也不是那个时代学习英模的根本目的。

当年娄盛茂和傅庚辰都写过同样的雷锋颂歌，其实，后者的作品更抒情，更动听，但前者的作品却成为雷锋颂歌的代表作，这是因为前者的作品比后者更为直白简易地表达了学习英模的时代要求：忠于革命忠于党，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立场坚定斗志强！

打倒旧英雄编创新先进

文革是对以往革命和历史的一次彻底否定，尽管其中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但在疯狂的情绪下，难得有人去认真思索文革思维的荒谬性。对待从前的英雄模范，文革的主导者和呼应者们也不例外，一概以怀疑的眼光重新审视，个个过滤一遍，似乎只要被捕过，只要和所谓黑线有点牵连，只要在国民党政府任职，只要是海瑞式的清官，只要是帝王将相，都逃不过一劫。

王孝和，这个名字在我记事时就牢记于心，因为在连环画和电台广播里他是个不断被宣传介绍的烈士，叫“不死的王孝和”，说他是工人阶级杰出代表，曾组织上海工人大罢工，被捕后坚贞不屈，牺牲前还写下三封遗书，死时年仅24岁。可在文革中他成了自首变节分子，受到大规模的揭露和批判，还和刘少奇在白区的投降主义反动路线联系起来。

向秀丽也是我少年时熟悉的名字，她出生在贫困的工人家庭里，9岁就给地主当丫鬟，十一岁就靠做童工过活，饥饿和疾病夺去了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和一个弟弟的生命。1949年以后，她自然而然地成了工人中的积极分子，还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12月13日，当她所在车间因酒精瓶破裂，蔓延起火时，她奋不顾身，侧身卧地，截住燃烧着的酒精，避免了爆炸，但因伤势过重，次年1月15日去世。这样一个极其完整的革命形象，在文革中也被广东红卫兵小报无情揭发，发表专刊《向秀丽事迹真相》，说她是陶铸等人捏造的英雄，揭发文章的标题很醒目：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住血写的事实！

时传祥在文革前更是一位全国家喻户晓的掏粪工人、劳动模范，在文革中却和刘少奇挂上了钩，被称为“工贼”、“粪霸”，饱受凌辱，还被赶回老家。中共历史上的一些领导人，比如瞿秋白、王若飞等人，在文革前的形象是英勇不屈，而文革中都成了叛徒的典型。

文革对旧英雄的否定远远不止于中共的历史，而是将上下五千年都来了个悉数清理，从炎帝、舜帝、大禹到霍去病、包拯、岳飞、海瑞、袁崇焕都被扫荡一净，有的墓被砸烂，有的遗骨被拖出来游街，有的碑匾被捣毁。连抗战名将张自忠都被认定为汉奸，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张自忠路也被改为工农兵东大街。在毛泽东的认可下，太平天国的忠王李秀成早在文革前就被定性为叛徒，一直批判到文革，连中共领袖瞿秋白也和他牵扯到一起。

文革前有一批文艺作品，曾经被观众所推崇，《红岩》、《红日》、《保卫延安》、《暴风骤雨》、《野火春风斗古城》、《党的女儿》、《风暴》、《燎原》、《冰山上的来客》、《红旗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李双双》等等，在文革中一概被批判为大毒草，里面树立的英雄人物也成了叛徒、特务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错误路线的代表。

否定数千年无数旧英雄的同时，新的先进分子和英模也在不断被创造中，没有一个英雄不被拔高，不被改写，不被美化甚至神化，其中还有从头至尾捏造虚构出来的人物。“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雄战士刘学保”就是其一，不仅有长篇通讯《心中唯有红太阳，一切献给毛主席》，还配有评论员文章《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引发了全国的强烈反响和学习热潮。

据报章介绍，刘学保是兰州部队的战士，正在甘肃一个山区林场参加“支左”，他看到“革命形势一派大好”，尤其是“革命委员会光荣诞生”了，认定阶级敌人“一定要垂死挣扎”，于是提高警惕，严密监视着林场内阶级斗争的新动向。1967年底的某一天，刘学保发现一个“反革命分子”正要爆炸一座新建大桥，他背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最高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