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鉴：文革岁月――我与遇罗克

愤上访星夜闯梅州

文革初，我据《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马恩列斯经典著作中有关论述，对毛泽东“社会主义阶段始终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提出质疑，写成几万字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关于当代共产主义运动若干理论问题的商榷》投陈伯达主编的《红旗》。不久退稿。听说上头批示：内容反动，对作者要严加注意。其时，我正创作长篇小说《朝霞》。因以一些村干为生活原型，造反派抄家拿去原稿后，认为是丑化他们，而一再批斗。我不服，决定去地委上访。67年春节后，我从山村徒步百余里到县城，连夜又向梅州进发。午夜行至兴梅交界的南蛇岗，山高路黑，幽谷阴森，孤魂野岭，疑入冥界。

好不容易风尘仆仆赶到地监委，但见门口也是贴满批判他们的大字报，心凉半截。一中年女干部和蔼的劝导我，有问题还是要回当地反映。日夜兼程二百余里，竟是白来一趟。又乏又饿，踯躅梅城，沮丧至极.路过梅州车站，南来北往串联的红卫兵人山人海，人声鼎沸。谅难买票挤了出来.忽见街头一大群人围观新贴小报，挤进一瞧，原来是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宣传部主办的《中学文革报>.许多文章都提到《出身论》。欣喜甚，即在街头邮局，草书一信，直寄北京四中，索要《出身论》。

布疑阵巧贴《出身论》

回乡后又遭批判，好笑的是，造反派把我抄自《梅岭三章》的“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作纸钱”“此去泉台集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以为是我写的，气势汹汹的说我反动透顶.我答是陈毅的诗，他们才面面相觑，将信将疑。

不久，收到北京寄来的多份《中学文革报》。其中有署名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写的《出身论》。对唯出身论，我在《出身论》之前就在投<红旗>论文中作过批判。这下找到知音，十分兴奋。即去好友刘姓同学家。一拍即合，决定抄贴出去，扩大宣传。以罗浮毛泽东思想学习研究小组名义加上按语全文抄录。同学家独门独户，我们用七、八张白纸抄写了一整天，也没人知晓.第二天，同学找到镇中学的革命小将。他们一听说是首都中学生革造司报纸上的文章，二话不说拿去闹市张贴。浆糊未干，围观者便里三层外三层挤得水泄不通。

其时正是谭力夫“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混蛋逻辑横行，红五类、黑七类森严对立划界的非常时期。动辄查你祖宗八代，凡与地富反坏右及海外关系沾点边的，都会被打入另册，挂牌、剃十字、抄家、斗，受到冲击。《出身论》甫出，石破天惊，似沉沉暗夜透一线薄曦.人们奔走相告，纷纷传抄。

我们镇是紧邻江西的山区小镇(后因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提到她父亲的一位战友的家乡而出名)。地处偏僻，相对闭塞。但也分成红旗、红联两派。《出身论》贴出后，听说也有人追查我们小组的来头。我们这个毛泽东思想学习研究小组，虽只有我和同学两人，却也正儿八经的由我起草了纲领，拟了研读马恩列斯毛著作的计划，并呈报过中央文革陈伯达。所以不怕人查。

接京函初闻遇罗克

我以我们研究小组的名义，给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写信。称许他们的理论勇气，告诉他们血统论在农村更为猖獗的事实。还冷静的分析了他们即将会遭到围剿的艰难的处境.我提出三项建议：(一)加强相互联系；(二)共同对付血统论的反扑；(三)加强与广大读者的联系。为安全起见，联系人定为我同学，他和当地干部关系较好，尚未受到冲击。

不久，收到署名为遇罗克的复信。此前，我们都未听说过这么稀罕的姓氏。原来他就是《出身论》的作者。由此，遇罗克的名字就深嵌心中，永远铭记。

罗克在信中写道：“《出身论》作为在海内有一定影响文章的写出，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血统论在一个时期严重泛滥，至今也还在杀人。这都不是偶然的，而是反映着深刻的社会矛盾。”他表示十分佩服我们的分析能力。可惜我们这里不通火车，不然，他很想来看望我们。他还表示接受我们的第一项建议，保持联系。也接受第三项建议，与读者联系。他说：“文章发表后，收到全国大概二千多封读者来信。因个人精力有限，此前都未联系过。兹付来广东部分读者名单和典型来信四封。如有必要，请代为联系”。

记得四封来信的作者是：湛江省建四公司生产科科长李心行、顺德龙江中学老师童彪、连南某兵工厂卫生所的军医及本县一农村青年。我们都先后通信联系过，本县的还见过一面。他们收到信都十分高兴。一再打听《出身论》作者的情况，渴望能见到他。

两地书同道情谊深

第二封信起，我改用自己真实姓名和遇罗克通信。我告知他此前我也写了长篇论文，质疑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批评了社会主义时期始终存在阶级的理论。我在论文中提出的观点是：所有制的改造完成之后，我国社会已不存在完整意义的阶级，至多只存在阶级的残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人剥削人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已经不能把工厂、机器、土地等生产资料攫为私有了。”(列宁《国家与革命》第五章)我批评把一定时期划定的阶级成分，当作家庭成分，子孙代代相传的政策，是形而上学的阶级世袭论。比如某人在土改时定为地主，他的家庭就是地主成份，他的子女及子女的子女就是地主出身.其实，依辩证法万事万物无恒定不变的，家庭成份亦然。今天你是资本家。明天你经营投资失败，也会破产变为贫民.反之，原来的无产者如当上厂长、经理而贪污腐化侵吞公款，也会成为新的剥削阶层，如九评中所列举的苏联社会现实。等等。文中对几十年不变的家庭成份，我都作了详尽分析和尖锐批评。

自此，与罗克成为理论研究上的好友。他热情邀我上京，说如能成行，将会告知沿途接待的朋友地址。还曾说过颇有水平的安徽同志会来拜访.我们盼望着，但之后未曾见来。

戚本禹点名批判《出身论》后，罗克已身处险境。他来信告知已被人跟踪。且已认出那人，有时还开开玩笑。罗克慨叹：“以一天二班计，我一个学徒工，平白浪费国家两份工资。”我写信安慰他“我们不是躲在阴沟里的跳蚤”，只是探讨理论，没做见不得人的事，不怕跟踪。（关于此信的回复，见《光明日报》王晨、张天来《划破夜幕的陨星》：“他在给广东一同志的信中说：“我只有一半自由了，我的身后总有人跟踪，我的朋友开始受到讯问，我的信件都被邮检了。”“尽管我们不是阴暗角落里的跳蚤。不过，……整个一部历史也并非一册因果报应的善书。罚不当罪的决不是没有。”）尔后，他来信“北京出现传单.谢富治发誓不破反动传单，死不瞑目。”又告知“目前北京邮检平常”要我今后通信用双信封，由崇外梁鑫路收转。

收到罗克最后一封信大在67年末。说他正在写《工资论》。他告知我他把工资分为二部分：一是用来维持生存及延续后代部分；二是奖励部分。他说查遍马恩列斯毛有关著作，都找不到和他相同的观点。他还邀请了京津沪武穗等五大城市老工人座谈，调查各地工资现况。他表示十分希望我这同道能一起讨论，再次邀我上京。

68年春节后，我去佛山探亲，行前约罗克广州会面。在佛山曾匆见顺德龙江中学童彪一面，是一位戴眼镜斯斯文文的青年教师.他也盼望能见到罗克。可是，等了一星期也不见其南来.只得泱泱而返径回乡下。

此后数信无复，料遇已遭不测。我停止了和遇罗克的联络，也停止了与省内读者的通信。

陷囹圄潜心修广福

68年8月，我与同学同时被拘.抓我时乘人不备，我机警的把一包信件文稿丢出窗外。我抓走后，堂嫂拾到交弟销毁。可惜罗克的信未能保存下来。

公社拘禁期间，我悄对同学说：“你有老父妻子，把一切都推到我身上。无必要一起坐牢。”他很感激的表示，我走后他会关照我弟。月余转囚县狱，与同学分仓关押。和我同牢的还有公社红旗派头头。他本是公社党委宣传委员，起初官架子十足。听我与室友谈起山区农村苦况。便大声斥责我放毒.后囚日难捱，我背古今诗词，凑合二百多首。室友抄，他也跟抄。大家朗声吟哦。

11月中，我被解回公社宣判，同学即时释放。我父母早亡，念及从兹漫漫囚程，舍自小相依为命之幼弟于乡下孤苦伶仃，悲从中来凄然泪下。判完返县.囚车过街，时我最小，路人纷投同情之瞥。

是晚于囚室接到判书。罪曰：“写反动文章诗词十几篇首，对党的阶级政策不满，丑化污蔑…..；67年2月起，主动与北京反革命分子xxx挂钩搭线，书写反动书信，攻击……”云云.连同案名字都不敢公布，如此判词实滑古今中外司法史之大稽。翌日，起解蕉岭，投广福农场劳改服刑。广福农场位于闽交界。遍山种茶，葱茏一片。我分到四中队管理茶园。同队多为政治犯。有个澄海来的小郑是个哲学迷，带来一大套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史》。我处穷乡僻壤的小山村，仅读过马克思《哲学的贫困》、恩格斯<反杜林论><费尔巴哈和德国哲学的终结>/列宁《哲学笔记》等马列著作外，未涉猎过其他哲学书籍。因此，便如饥似渴的啃起侯外庐来。十九岁的小郑脸圆圆胖乎乎，敏锐而辩.常与我舌战。有次他抛出命题：“假如我死了，这个世界对我来说就不存在了。”我应声反驳：“不对！你死了，还会有空气、细菌来支解腐化你的尸体。世界对你来说还是存在。”“错！不管咋弄，我都不会再感知了，对我的感觉而言，这个世界不存在了。”他洋洋得意的摆出一付不屑于辩的讥诮姿态，把我激怒了。我大喊：“诡辩！偷换概念！你说的主体是你还是你的感觉？”那时每天饭碗一撂，便坐在床头各据一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争得面红耳赤。

年轻的林管教队长是部队刚转业的潮汕人，洒脱干练。他对政治犯较宽松对刑事犯很严格。他常要我为中队墙报写稿。记得我写过一篇以南京长江大为题材的《天堑变通途》，颇得好评。每到他带班总要找我谈话。常在茶山席地而坐，一聊就是一上午。他开导我：“国家主席刘少奇都打倒了，何况是你。有些事情不要说出来，藏在心里。比如。我现在心里骂你，不说出来，你能知道吗？”在那非常年代，能对政治犯如此推心置腹的说出这些话，实属难能可贵。

广福五年遇到很多好人。我患病期间，有位蕉岭某卫生院长把家里送的食物都给了我。出监前，室友小罗小何送好几件衣服给我出监穿。肝炎住院，曾结识省体委温集祥。病榻上听他讲早年南洋打工的爱情故事，曲折离奇，印象深刻。八十年代我在佛山，某天偶在《羊城晚报》读到温集祥再任梅州强民体育会长的消息，高兴的寄诗致贺：“乍闻晚报知君健，十载重温旧梦牵。蕉岭潜心修广福，梅州纵目望长宁。强民亟急集英锐，振国尤须启慧贤。八十廉颇犹善饭。祥云护顶应忘年”。诗嵌“温集祥集英锐振强民”诸字。后还收到他回信。

出牢笼无畏再上书

73年秋获释。甫出牢门，即去信北京公安局，查问遇罗克下落.要求为《出身论》一案平反。但信发出却如石沉大海。

次年春，决定直接上书毛泽东主席，为遇罗克案鸣冤。我始终认为《出身论》的观点是正确的，判我们罪是错案。我开头写道：“如果一经挫折便一蹶不振，不算是真理的战士！”我为遇罗克辩护，认为他有捍卫真理的过人胆量。”您老人家不是主张：“让人家讲话，天不会塌下来.不让人家讲话，迟早自己会垮台”吗？谭力夫可以讲“老子英雄儿好汉”，为什么遇罗克不可以讲“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呢？不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吗？

我还大胆的提出几个理论问题：社会主义社会是阶级社会吗？社会发展史的教科书上都说人类社会只有奴隶、封建、资本三个阶级社会。但八届十中全会又说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阶级。

那么，社会主义存在几个剥削阶级？几个被剥削阶级？现在的资本家/地/富/贫下中农凭什么标准划分？社会史要改写吗？

列宁说过，所谓阶级只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占有生产资料的多寡，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毛主席也说过：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靠剥削农民为生的，叫做地主。但现在的地主、资本家都不再占有生产资料和剥削他人，还算剥削阶级吗？这些人都老了，他们全死光后，又由谁来充当剥削阶级呢？马恩列斯都说过，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阶级差别，只存在富裕程度的差别。《矛盾论》中也说过：社会主义社会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注：这句应是毛引用列宁的话，当时误以为是毛主席说的)是不是这些理论都过时了？……等.其实，这些问题都是当年我在投《红旗》论文中提到过的。

奋笔疾书写成的长文，分装三个信封，特到邻县去寄。投邮时，手都抖颤.也许这一投去，就会是再次坐牢甚至杀头。但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肯定早罗克出狱，我不抗争谁抗争？心一横，投了进去，掉头就走。

时值“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