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春光 邱路光:对话“九一三”

作者:黄春光   邱路光发布日期:2011-09-15

「黄春光 邱路光:对话“九一三”」正文

按:2011年7月20日,应《记忆》编辑部之邀,黄春光(黄永胜之长子)、邱路光(邱会作之长子)就“九一三”事件做了三小时的口述。“九一三”事件发生时他们都正在部队服役。这是经过他们审阅的口述记录稿。本刊发表时略有删节。

黄春光、邱路光:我们先说个前提。我们不是搞政治的,只是想研究历史的真相。由于我们也是亲历者,我们清楚地知道黄、吴、李、邱没有搞政变,他们是和“四人帮”做斗争的。他们是和总理及当时在台上工作的老同志一起支撑共和国大厦的,是倾心支持总理和国务院各部委工作、认真处理各省市、自治区工作的。

一、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冲突

黄春光:九届二中全会开始的时候,我父亲并没有上山,他留在北京值班。8月31日,主席突然通知,让我父亲上山开会。黄上山以后,主席直接把黄接到他那儿,跟他谈了很长时间。但一提到张春桥,黄就说:“张春桥是叛徒,跟主席汇报过多次,他看不起我们这大老粗。”他没有说张的好话。从这儿也看出,对张春桥这些中央文革的人,黄是从心底反对的。

邱路光:文革中,主席对黄永胜是抱有重望的。什么重望呢?说穿了,主席是想让黄永胜倒向他毛泽东个人的怀抱!实际上,军权不在林的手上,林彪的权力都是和主席连在一起的。如“经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等等,林彪没有单独调动一个连的权力。实际的军权在黄永胜及吴、李、邱的手上,林只是个挂名。那时候,黄是总参谋长,像部队的调动,主席批准后,都要经过黄永胜和总参作战部发电报生效执行,而林却不能命令黄永胜调动部队。如果黄永胜被毛拉过去了,那主席就不需要林彪了,毛对林彪的冷落、甚至让林下台就是迟早的事儿。但是,黄永胜对党和人民事业忠诚的天性,使他没有往主席个人那边靠。他不是故意不往毛主席身上靠,是他根本没往那方面想,是他的人民军队忠于党的天性决定了没有靠。如果靠了,那就是另外一个格局了。

黄春光: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林把矛头对着张春桥。其实,当时只能抓张春桥,对康生不可以,对江青也不可以,而张春桥的确有一些小辫子。实际上,对张就是对着文革。刚开始,毛也没觉得有什么严重的问题。当会上群情激愤、大家都攻张春桥时,毛愤怒了!好家伙,200多个中央委员,90%的中央委员都对文化大革命不满,这才引起他的愤怒。他之所以愤怒,就在于大家对文革不满,而且是这么大的一股势力,这么大的一股潮流。毛对文革是不容否定的。所以,为了保文革,他保了中央文革那几个人,舍弃了部队这些跟着他打江山的人。客观地讲,黄、吴、李、邱的确对江青的一些做法不满,但并不是对主席不满。在他们的眼里,主席永远是伟人,是正确的,是不容怀疑的,是不可违背的。自己再怎么委屈,也要委曲求全。所以,九届二中全会后,我父亲一直想不通,认为自己没错,拒绝检讨。总理做他的工作,做不通;毛泽东批评了他几次,他仍然不通;最后,总理让邱跟他谈了一次话,他才通了。邱跟他说:“我们反宗派主义,现在我们不检讨,不也成了一个宗派了吗?别人不也抓住我们的把柄了?”那时候,检讨都是说自己犯了路线错误,其实这是一个很空的东西。我父亲实在没什么可检讨的,他就把向主席反映江青骂总理的事情,作为自己的错误来检讨。一看就知道,这是很违心的。

实际上,九届二中全会上,大家只说揪人,并没有点名揪谁,包括汪东兴也没点名。不过,许世友在后来的信里面写了,要让张春桥下放劳动。为此,主席还做了他们的工作,让许、张搞好团结。其实,许和张的关系还行,他们还在一起喝酒嘛。许世友不像军委办事组的人,根本不搭理张春桥。

从庐山下来以后,毛一直抓着九届二中全会的事情不放,主要是因为林的软抗,一直拒绝检讨。毛搞政治斗争的一贯做法是,让你服,让你写检讨,然后把检讨锁在保险柜里,什么时候敢不服,就拿出来收拾你。同时,黄、吴、李、邱这些人,对文革也没有一个明确态度,让毛捉摸难辨。所以,毛在1971年夏天南巡,开始做局倒林。

二、黄永胜在“九一三”事件之后

黄春光:1971年,“九一三”事件出来后,我父亲实际上就靠边站了。那几天,我父亲的心情非常不好。在他看来,国防部长跑了,他这个总长能脱得了干系?!在他那个位置上,肯定是在劫难逃啊!因此,他看到林的照片就来气,说:“跑什么跑?!害死人!”于是,他就把过去自己和林在一起的照片都烧了。

9月16日,我跟我父亲有过一次谈话。我说;“林跑了,这么大的事,你是不是给主席写一个检讨?”他说:“我检讨什么?林跑,我不知道。九届二中会我没上山,也检讨了。现在,我也没犯新错误,我检讨什么?!”我说:“最起码,你对林的事情做一个表态。”他说:“我怎么表态?现在中央都没态度,我表什么态?表态和不表态是一样的。”我听完以后说:“那我不上班了,咱们准备回老家吧。”他说:“不用,你去上班吧。”我说:“我不上班了,在家陪你吧。”他说:“不用,你还是上班,看看再说。”没两天,总理让邱会作找我父亲谈话,谈完话以后,我父亲说:“看来没事了,主席还是信任我的,总理让邱带话过来了。”父亲是为宽我的心,但他没想到主席对他下手会这么狠!

邱路光:9月17号,总理往家里打来电话。电话就放在小茶几上,那时候没有免提电话,我父亲一接电话,我和我母亲都凑在电话旁边听。我父亲接完电话,显得挺激动,扬着手,叫吃饭,嘴里不停地说:“总理保我了,总理保我了!”饭后,我们就上了西山。我父亲跟我说:“去看看你黄伯伯在不在?”那时候,黄永胜住在西山前指。我去后,黄伯伯见到我,提到“九一三”这件事,黄站起来对着墙上巨大的三北地图说:“跑什么跑?!真是害死人呀!”我父亲去后对黄说:“总理保我们了。”黄当时很冷静,沉思了一下,说:“话是这么说,文章不一定这么做哟!”

“九一三”事件后,给林彪扣的帽子是另立中央,纯粹是瞎扯!林就是搞政变,也不会先到广州另立中央呀!难道林彪不知道这是毛泽东的天下,到广州另立中央,有人拥护他吗?林彪到广州另立中央,没有一个人会跟着他;即便是黄、吴、李、邱,也根本不会跟他去的。林彪怎么会那么傻?他也是身经百战的人,在政治上那么成熟、那么深刻,他怎么会在广州搞政变、另立中央?这都是瞎编的!你说他走为上计,跑掉了,还有可能;但说他要另立中央,纯粹瞎扯蛋!至于说,林彪知不知道飞机去苏联?我们不知道,谁也不知道。从法律上讲,你说林彪主动外逃,你把证据拿出来;我说林彪没有主动外逃,我也没有根据。所以,不能乱说。这里面,谨慎一些的科学分析是什么呢?一个长期吃安眠药的人,当他晚上10点多钟吃了安眠药,夜里12点会是个什么状态?你想想就清楚了。不过,从当时的政治走势判断,从主席和林彪的关系变化来说,林的举动是被毛主席逼的,他在政治上走投无路了,这是可以肯定的。

中国的实事求是,都是有前提的。第一是政治,第二才是实事求是。我讲一个例子,是卜占亚跟我讲的。“九一三”之后,总理、叶帅和张春桥找卜占亚谈话。卜是广州军区副政委兼湖南军区的政委。总理还没说话,叶帅先说了:“卜占亚,你是要林贼,还是要毛主席?”卜说:“我当然要毛主席呀!”叶又问他:“你是要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还是要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卜说:“我当然要我们的祖国。”叶说:“那好,很简单,一张纸,一支笔,一句话,明天老婆、孩子见面!”叶的意思非常露骨。说白了,就是让卜做一个伪证就行了。事实本身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卜占亚按照叶的意思办了,说了假话,承认了18条罪证,过几天就放出来了。放出来以后,平调到兰州军区当副政委。丁盛的儿子去看他,说:“广州军区对你意见大了,你害了多少人啊!”包括卜占亚的老婆都骂他,因为卜占亚曾交待:是他让他老婆带着厨子去迎接林彪,在广州搞开国大典。于是,就把他老婆也关起来了。哪有的事儿啊?卜占亚听丁盛儿子讲完,就哭起来了,说18条全是假话,是被逼出来的。他到兰州军区以后,他又写了一个材料,表示自己说了假话。中央发火了,立刻免职,降成甘肃省军区副政委,从大军区副职降到副军。同时,把他的电视、冰箱都拉到省军区招待所了,连房子也没有了。为此,卜占亚又翻过来了,说自己在风言风语之下,听了一些无原则的话,思想没有改造好等等。结果,他按照大军区副职离休,让他到了西安。退休以后,跟当官没什么联系了,又开始讲真话了。还有一个例子。有一次,我跟春光参加一个座谈会。会上,有一个人说,文献研究室搬进毛家湾之前,派几个人去打扫卫生。有人在地上捡到一个小册子,是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单行本。打开一看,里面全是林彪的批注。他很震惊,不是说林彪躲在昏暗的角落里搞阴谋吗?怎么还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呀?结果,领导一来,就跟他宣布,个人捡到的任何东西都要交公,他就交了。

三、在关押期间了解的“九一三”事件

黄春光:林彪出事后,大概是1971年10月中上旬,把我也抓起来了。我家孩子中就抓了我一人,因为我家的秘书揭发,我帮着父亲烧材料。当时,把我关在亚疗(即亚洲学生疗养院),美其名曰,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集中揭发黄、吴、李、邱、林、叶的罪行。1971年底,听说要放一批人,其中有我,但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又没有放。我在亚疗被关了2个多月,1972年1月,把我降了一级,弄到北京军区86楼招待所,和卫戍区的一个李参谋住在一个房间。李参谋是个小负责人,只带班,不负责具体看守审查对象,他白天很少在房间里,所以这个房间就我一个人。当时,林彪256专机的机组人员,两个副驾驶陈联炳、康廷梓,通信员陈松鹤,领航员李成昌也关在这里。86楼上去以后,有一个大会议室,里面有4张床,中间有个会议桌,他们4个机组人员就住在那儿。关在86楼的还有4个女孩。其中两个是跟林立果去山海关机场的,另外两个是跟王永奎往广州跑的。白天,我们就在会议室里学习、批判,还可以打牌、下棋、聊天。正是通过和他们聊天,我才了解了林彪出逃前的一些情况。

机组人员告诉我,1971年9月12号傍晚,在北京西郊机场的时候,潘景寅就让给飞机加满油;飞到北戴河后,他又让加油。前后两次都被陈联炳阻止了,理由是没有必要加油。因为专机降落的时候,飞机的重量是有要求的。如果油太多,就要在空中盘旋,把油耗到符合降落的安全重量时才可以降落。所以,陈联炳说:“根本不应该抓我,还应该给我记功。如果潘景寅把油加满了,他们就飞到目的地了。”在我看来,潘景寅比4个机组人员、甚至比吴法宪、胡萍更了解内情。首先,他为什么一再坚持要加油?无论是从山海关飞北京,还是飞大连,都是短途,完全不需要加那么多油。他很可能是接到林立果的指示要飞广州,但林立果为什么不给胡萍打电话,而直接给潘打电话?为什么能指挥动他?第二,9月12号夜里,潘景寅为什么不睡觉?他就是在等林立果的电话。第三,他为什么不叫其他的机组人员?只叫了机械师。第四,吴法宪已经给潘景寅打了电话,明确告诉他不许起飞,潘没有执行吴法宪的命令。他为什么敢不听司令的命令强行起飞?根据他们讲的情况,我觉得,主要责任在潘景寅,机组人员也是这个看法。为这事,我还和舒云辩论过。关于“九一三”的经过,康廷梓后来写了一些文章,与我当时听到的情况有些出入,但不是很大。实际上,在“九一三”以前,我就认识陈联炳了,曾经坐过几次他开的专机,他都是机长。林彪在南苑机场参观歼-8时,我和他见过面,还跟他聊过歼-8,所以他愿意跟我讲一些情况。不过,陈联炳没留下什么文章。后来邓小平说:“我看这个飞行员(即潘景寅)是好人。”我不知道邓根据什么说的。潘景寅的家属就抓住邓小平的这句话,找空军落实政策,说:“邓小平都说他是好人了,你们为什么还把他当坏人?”结果,潘景寅被定性为正常死亡,把家属安排得还比较好;倒是那些没上飞机的机组人员,全部被处理复员了,到现在生活都不怎么好。

1972年的春节前,机组的4个人就走了。大年三十,我是跟这4个女孩一块过的。春节过后没多久,这几个女孩也走了,就剩下我一人了,还是和李参谋住在一起。据我后来了解,这些走的人不是放了。机组的4个人降级到空军参加学习班,那几个女孩先去了亚疗,后又去团河劳改农场参加学习班。4月份,我也去了团河。到团河以后,我就跟林办的秘书、我们家的秘书、吴家的秘书,大概有几十个人吧,在一起劳动改造。林办的秘书有李德、宋德金、张云生等;李文普和于运深没有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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