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光：我的一九七一年

程光，退休高工。原名邱承光，邱会作之二子。“九一三”事件发生时25岁，在解放军广州部队服役。

施工“老虎洞”

1971年元旦刚过，部队里干部请假探亲的就多了，都想回家过春节，但得到批准者很少，因为我们一二四师是甲种战备值班师，休假干部不得超过百分之三。我没有想这事，我到部队时父亲要求，要把春节和其他节日休假的机会让给他人。那时我是三七团三营八连指导员，连长离职在外学习，我不好离开岗位。我在部队那么多年，春节没有回去过一次。

我们师从去年就在“支左”中增加了国防施工的任务。我们团参加的“七五工程”在广州白云山脚下，那里是军区战时指挥所，已建了多年，有些陈旧，现在要扩建。这项工程属于绝密，虽然任务很急很重，但只许部队参加施工，干起活来非常累，星期天也不能休息。军区的首长常来督促检查。

春节刚过，我的连队接到命令，到距离“七五工程”不远的一处名叫“老虎洞”的地方执行任务，为一处刚建好的独立房子的外围架设铁丝网。那是座平房，约有六、七百平方米建筑面积，房子背靠白云山，房后几米远就是八十度的山体陡坡，房前有个小院，房子的墙体是青灰色的，如果不走近它，很难发现。

架设铁丝网本是工兵做的事，由我们步兵连承担，不仅专业工具少，而且没有经验和技能。好在总长度不太长，只有四百多米，大家边干边学。

任务完成后，团里又让连队在这里继续作防空隐蔽工程，并担任警卫。“防空隐蔽”就是在那座房子附近和院子里种树种草，使之从远处或是后面的山上看，与周边丛林草木环境近似，不易被发现。

我组织施工，还要警卫，就围着房子用心察看，觉得有点眼熟。房子只有一层，但比一般住房要高许多，它宽大的双层玻璃窗，长长的走廊，厚重又密封的门，和广东当地的房子不一样。我想来想去，觉得像北京西山军队领导住的房子，再细细地看，发现和北京毛家湾林彪的住所相似。

全团都为“七五工程”紧张施工，而我们连在这儿搞绿化、作警卫，太轻闲，我有点不愿意。团政委似乎看出来了，找我谈了话，说这是军委主要领导到广州时居住的房子，要忠诚可靠的人来完成任务，团里考虑再三，才决定是你。

3月初，在室外绿化的同时，室内也开始了布置。军区一个管理科长带着一批人进驻到院子里的偏房，有炊事员、服务员、内勤和花匠。那几个女服务员，一看着装就知道她们是军区接待部门为首长服务的。他们凡是要搬重点的东西，一律叫我派战士去，帮帮忙不算难，可是战士回来常诉苦，说他们摆放东西常变来变去，指手划脚吆喝，战士们累了不算，常常被训斥。战士每天和泥土打交道，一天下来浑身上下都是烂泥，可是院子里有自来水的地方只有那所房子厨房外的一个棚子，人一多就把周围的地上搞得都是水。他们就骂战士，时常发生口角。战士怕那个科长，我却不然，不许他训斥战士。他很恼怒，说你一个小小连指导员敢影响我们的工作？我不客气地说，你敢把我的战士不当人，就不再让他们为你帮忙。他连声说反了反了，要反映到你们师，处分你！

和那个科长吵架后的一天中午，我接到师部一个电话，说军区办公室通知，指名叫我下午6点前准时到某地去有要事，要绝对保密。我感到好笑，因为通知的地点就是我们连警卫的地方。下午，我按时到了门口，正要进去，看到科长坐在传达室，还带着两个内勤。他挡住了我，傲慢地说，军区领导要在这里接待北京来的首长，不许闲杂人员靠近。我说我也接到这个通知，才加派了双岗和几组游动哨。我本想径直进去，因为站岗的是我的战士，但我怕引起麻烦，毕竟今天不同往常。他看我留在门口，得意地说，这就不用你操心了，早点走吧，别妨碍我们工作！这时，一长串车队开了进去，是军区首长们的车子。

过了一会儿，里面出来一个干部到传达室看了看，问首长叫的一位客人来了没有？科长说没有。那个人反复出来几次看看，急了，说就等这个人了，你们到底看到了没有？正在这时，吴法宪的女儿吴仲秋出来了，她是广州空军医院的医生，见到我就说：“就是他！”

我被领进了餐厅，里面摆了两桌酒席。吴法宪坐在主桌，丁盛司令员、刘兴元政委等军区首长围坐在旁边，吴向我打了个招呼，我和吴仲秋赶紧坐在了次桌的空位上。

席间，听他们说，这是为林副主席修的一座房子，原来他住过的房子太破旧，不好用了。从吴法宪的口气中听得出，林彪、叶群并不知道此事，军委办事组之前也不了解，因为军区领导要吴报告一下，请林总天凉时来冬休。吴答，他说一下可以，但来不来不知道。林总不许专门为他修房子，在外地都是住老地方。

军区领导不以为然，说他们在修建另外一个新的工程，是更好更大的房子。吴法宪看上去毫不知情，因为军区首长强调，那是中央办公厅汪主任布置的，说“那个人”国庆节之后要来住，汪主任近期要亲自来查看。吴法宪说，“那个人”的事全听汪主任的，他叫你们怎么办就怎么办。

那天以后，科长对我不仅客气，还特地打开了房子后面工作人员用的一处卫生间，劳动一天下来的战士可以在那儿洗洗。可惜没多久连队就有了新任务。

必须在国庆节前竣工的“保密”工程

我们连奉命参加全团刚进驻的白云山麓磨刀湖畔一项“国防”施工。那里已经全面开工了，工程占地上千亩，很远之外就辟成“军事禁区”。已开工的建筑面积超过一万平方米，有多栋自成一体而又互相连接的别墅。在这里施工的有一个工兵团和我们一个步兵团，还有汽车运输部队和一些外地来的专业施工队伍。

磨刀湖是早年修建的一个水库，岸边树木繁茂，风景宜人，在白云山的衬托之下美丽悠静，只是开阔的湖面略显单调。舟桥营架起一道浮桥伸向湖中，由汽车运来大石块向湖中倾倒，要堆出一个看似“天然的”岛来点缀景色。浮桥狭窄，只能一辆车子到了桥的端头倾倒之后退出来，第二辆车才能开上，因此很费时间。为了加快进度，这里晚上挑灯施工，团领导常站在浮桥口上指挥督战。

我们连的任务是架铁丝网，这里的地形比老虎洞那边复杂，线路也长了几十倍。每支一百多斤重的水泥桩、两百斤一捆的铁丝蒺藜要由战士们扛着爬上没有路的山林里。架设路径要精心选好，铁丝网要紧贴着时起时伏的地面在繁密的树林中穿行，既不能在铁丝网下面留下二十公分的空隙（人不能钻过），也不许离树木两公尺近（防止人攀树跳过），这样一来，柱桩的密度比常规增加了一倍。固定柱桩的基坑，有的就是在表面是浮土下面是砂石的山坡上一点点抠出来的。为了按时完成任务，连队一清早就要上山，天黑才回来，我和战士们经常全身是泥，膝盖跌得青肿，手上身上总有几处被铁蒺藜扎出的伤。

好不容易架好了铁丝网，又叫我们连负责砌曲折绕行于那几组房子周围的“天然小路”，为了让散步者不走回头路和有行走的乐趣，小路有时弯曲沿着山边，有时逶迤傍着湖岸，路边不断要出现小景致。小路沿山时，山坡一边要有挡土墙，傍水时要有防波堤，均为大石块砌成。石块大的重七八十斤，小的也有四五十斤。为了让它们少有人工痕迹地垒起来，要精心选择形状，往往要反复挑选、搬上搬下地试着对缝拼凑。战士们的手多被划破，手套上渗出了血。有一次，一段挡土墙砌好后发现少插了一只渗水的竹筒，只要在附近略多一两个出水口即可。指导我们施工质量的检查人员却要求拆掉返工，战士认为不影响质量，因为这工程标准已比常规高了很多，争论了起来。那个人立即向上汇报，一个领导在团首长陪同下来了，他训斥说：“这里不许一点马虎，如果少了一个渗水眼，挡土墙万一倒了，是对毛主席最大的不忠，会造成天大的罪行！”

当时正值大搞“三忠于、四无限”的年代，如果工作中出了差错，人们常会说那是“对毛主席的不忠”，差不多都是口头禅了。但是我感到那个领导说的是具体所指。等领导走后，我问留下来监工的技术员，为何动此大驾，让我和战士受这么严厉的训斥。技术员此前就认识我，好像知道我有“背景”。他听我这么问，有点惊讶，便用手向天上指了一下太阳。他见我一脸疑惑，又指了指我胸前的毛主席像章，小心地向四周看看有没有人，急忙收回了手。之前我就知道，汪东兴亲自来这里查看过，我心里明白，不敢流露。

工程夜以继日地进行，我们一天要干十几小时活，天蒙蒙亮起床，天黑才回来，被汗水湿透的衣服来不及洗，只好挂在外面让风吹干，第二天衣服上已凝结出一层灰白色的盐。大家谁也不敢埋怨，拼命在干，因为领导强调，一定在国庆节前竣工，时间紧迫。

建筑群很快就展现了面貌，它那背山面水的宏大气势，远非老虎洞那边可比。老虎洞那边的房子还不如这里工作人员的偏房。有人猜出了这群新房子的用途，只是不敢说。它就是后来被命名为南湖宾馆的地方，为毛泽东专门修建的新住所。

父亲到广州

5月初，团里值班室通知我到广州大沙头某地去，有人找。我按地址找到那儿，是国宾馆。我父亲的刘秘书到门口接我，说他们陪越共中央总书记黎笋来访问几天。我向团里打电话请一天假，团长说，你就陪陪父亲，等他走了再回来。

我在宾馆里遇见了正在散步的黎笋。当我见到中联部长耿飚时，行军礼后说“耿伯你好”。我和他儿子耿志远是清华大学同学。他愣了一下，说我穿了军装差点没认出来。我说上次见面还是几个清华同学到你家里下围棋，我们赖了棋被你抓个正着。

有一天早饭时，秘书说：“在从化温泉休息的滕代远打电话来，说要到广州看看首长。”父亲打住了他的话说：“不能让滕老来看我，那成什么话了！应当是我去看他，还有富春同志，我都得亲自上门去看，待我忙完了这边的事就安排。”中午时，秘书又报告，从化的朱德委员长那儿打电话来，说他想见一见黎笋。父亲想了一会儿，对秘书说，要个北京的长途，总理那儿。

多年以后父亲才告诉我，周恩来批评他说：老同志疏散到外地是主席的决策，主席对朱的严厉批评已有多次，朱想见黎笋，以什么身份见？委员长？登不登报？不登，外宾怎么想？我们只能听主席的，难道你还要为此事去打扰主席？

父亲原来要到从化去看看李富春、滕代远和陈奇涵等老同志，因为怕在那儿撞见朱老总，无言以对，索性就取消了安排。他叫军区后勤代他准备几份水果，送给那些老同志表示慰问，并嘱咐广州军区领导，要把老首长们照顾好。

离开广州前，丁盛看过父亲一次，单独来的。他们关上门说了很久。当父亲送走丁盛后，嘴里自言自语：“这个司令官呀司令官……”我奇怪他把“司令员”说成“司令官”，问有什么事？父亲不语。

他们谈的，父亲在晚年才对我说了。父亲提醒丁盛：“江青前不久到海南岛去路过广州。从她的嘴里听得出，她对广州军区很感兴趣，对你这个司令官也很感兴趣。你要同她保持一定的距离，否则你要吃亏。她想利用你的时候，把你捧到九霄之上还嫌低。她要是不想用你了，会把你打到十八层地狱之下去还嫌不够呢。到时候你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丁盛问如何“防江青”，父亲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接近她，更不要单独接近。当然，面子上的事、场面上的‘戏’还是要做。江青喜欢奉承，必要时你就吹她几句，她就不知所以然了，也就不知道你在防范。”

父亲要回北京了，来接他的是三叉戟型专机，是空军特地安排的。中国早就想从英国进口，没有办成，于是就叫巴基斯坦先进口，然后转手给我们。中国领导人专机用的苏式伊尔十八飞机，到北京要三个多小时，而三叉戟飞机两小时就可到北京。

要起飞前，值班空军干部来报告，说是晚一会儿起飞行不行，在从化休息的张云逸突然生病，要回北京检查。我父亲说：“你不早说，一定要把张老安排在最舒适的舱位。”等了一会儿，父亲听说张云逸已由担架送上飞机了，急忙赶去。送行的刘兴元叫大家不要打扰，在舷梯下等，他随着父亲一起上了飞机。片刻之后，刘兴元下来，飞机立即起飞了，我居然没有和父亲说上再见。

最后见到的叶群

7月底，团里有件公事叫我到东北去办，随便可休了当年的假。这有点照顾，也免了另派专人去。

我回到北京，听母亲说，林彪一家人在北戴河，正巧那几天叶群回来看病，父亲和母亲要去看她一下，我就随同一起到毛家湾去。父亲和叶群说了几句寒暄话后，说他工作忙就告辞了。

母亲和叶群贴近了说着话，我听得出，是豆豆的婚事，她的男友是部队一个医生，叶群想叫母亲问一问他的学问。

一会儿，林豆豆和一个男青年来了，叶群作了介绍。真巧，他是我所在的四十二军一二四师师部医院医务所所长。后来外边传说“招驸马”、“选美”如何如何，其实他并非“美男子”，只是个给人以信赖感的敦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