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文革”是怎么被发动起来的」正文
1958年以来一个由领袖发动，全国人民积极响应的“大跃进”运动在中国大地兴起，这一运动不问客观条件，仅凭满腔热情，做了很多违背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的事情，尤其为了实现“跃进”的高指标，浮夸风甚嚣尘上，一时间，亩产千斤县、万斤田的奇迹到处都是，钢、铁、煤等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也是不断翻番，令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兴奋。据此，毛泽东和党中央将超英赶美的时间不断缩短，超过英国由15年缩短为10年，由10年又缩短为7年，再由7年缩短为5年，由5年又缩短为2至3年。在开展“大跃进”的同时，还伴随着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仅几个月的时间，全国亿万农民就将所有的土地、牲畜、农具统统交公，甚至有的地方把农民的房子、铁锅及生活用品也归了公，要向共产主义过渡。 其结果是在短一两年的时间，出现了全国性的大饥荒！那么多的粮食哪里去了呢，或者，根本就不曾有过？！在中央的稀里糊涂和基层的怨声载道中，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因有七千余人参加，通常称七千人大会。
这次会议的最大意义是宣布了中央两套马车――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裂，并直接为“文化大革命”爆发埋下伏笔。
在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央所作的报告和讲话，强调对当前国民经济处于严重困难的形势要有足够的估计,指出造成目前困难局面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据长期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的邓力群先生回忆，“七千人大会”闭幕后，刘少奇在整理他的口头报告时，情绪很激动地说：“犯了那么大的错误，给人民带来那么大的损失，我这是第一次总结！总结一次还不行，以后每年都要回过头来总结一次。总结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他10年，最后做到这个总结符合实际，真正接受经验教训，不再犯‘大跃进’的错误为止。他还说，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那么这个话说出来以后，我们可以想象，即使说者无意，我们也不能排除听者有心。1962年3月，刘少奇要求公安部总结几年来打死人命的教训，对公安部长谢富治等人说：“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揭”的话。事后他也觉得不妥，坚决不同意印发这个讲话，因为他觉得‘将来会出毛病’”。 无疑，这已触及到了毛泽东的敏感之处，留下了深深的政治隐患。
而林彪在大会上的发言却独树一帜。他的发言表面上和会议的主题没有关系，但是极其重要，林彪在会议上大谈毛�啥�的历史功绩， 说党几十年的历史证明，“我们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现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至于目前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的缘故。毛对林彪与众不同的发言大为赞赏，不仅当场带头鼓掌，而且让林彪把这篇讲话整理出来，发给党内各级干部学习，并亲笔批示：“这是一篇很好的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令人大为高兴。”还在私下里考问大将罗瑞卿能不能讲出这样有分量的讲话来。
周恩来的发言，代表国务院对经济中所出现的问题为毛泽东分担责任，在各种场合的发言中多次作自我批评，表示：这是我的账，要交代。弄得在一旁的毛都觉得有点过意不去，说：交代一回也就好了嘛！大概是已经觉察出毛、刘之间的成见日深，已有某种不祥之兆，。会议本来定于1月30日或31日闭幕，但是许多代表表示还有话没有说完，毛�啥�和政治局决定延长会期，发扬民主，“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
应该说，刘少奇、周恩来、林彪三人在七千人大会上发言的不同调子，恰好勾勒出文革前夕中共党内领导层中各种不同的政治倾向，并预示出后来政治上的分野。毛泽东对林彪给予的支持自然心存感激，把他视为在政治上斗倒刘少奇的头号盟友，
七千人大会结束后，毛泽东动身离开北京，自称“徐霞客”，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随即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史称“西楼会议”），讨论部署扭转经济上面临严重困难的局面。会议认为当前国民经济仍处在“非常时期”，一定“要退够”，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毛则认为困难时期早已过去，这是危言耸听，把形势看得“一片黑暗”。刘少奇这样搞是对他揪住不放，对他发动的“大跃进”进行秋后算账。
刘少奇之子刘源在《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一文中记述了这一幕：１９６２年７月上旬的一天下午，阳光炽热。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游兴正浓。刘少奇快步走到池畔，亲热地问候毛。见刘来了，毛就在池子里发出质问：“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刘少奇一惊，似乎觉得不便谈话，就在更衣棚里坐下，等毛上岸，坐到跟前，才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你讲，没有错。”毛泽东说：“不在组织原则，而是谈的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双方显然都有些动感情。毛长期淤积内心的不满，倾泻而出，刘也要一吐为快：“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泽东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刘少奇冷静地讲了自己的想法，大意是三面红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针不搞，公共食堂不办，等等。毛泽东也平静下来，同意经济调整还得继续。
据刘源说，刘少奇以为在游泳池的这番谈话，已经化解了毛泽东的不满，取得了毛对实行调整举措的谅解，因而如释重负。应该说，刘的想法未免太天真了。其实哈恰相反，这次谈话非但没有化解毛的心结，反而大大激化了矛盾。毛本来就是一个十分记仇的人，特别是“人相食，要上书的”那番话更是重重地剌中了毛的心病，由此认定刘少奇居心叵测，就是要像赫鲁晓夫那样在他身后作秘密报告，从政治上清算他.更让毛泽东不安的是，刘少奇在党内各级干部中的威望大有超过他之势，他本人讲话已经不大灵了。像在蹲点的问题上，毛讲了多次，但应者寥寥，而刘少奇一发话――“不下去不能当中央委员”，立刻管用，大批中央部局级领导干部纷纷下去了。这让毛着实领教了刘的厉害，心里很不是滋味，为此寝食难安，日思夜想，必欲除掉刘少奇这一心腹之患。发动文革的念头便由此而生。
事隔多年之后的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巴卢库谈话时就曾说：“1962年1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毛泽东在这里使用了“推翻我们”这样非常危险的词汇，显然是夸大其词了。因为他明确地知道，刘少奇既没有这样的意图，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去推翻他的领导。当然这样的一种预期，只限制在毛泽东还活着的时候，一旦毛泽东本人去见马克思了，那么事情就很难说了。所以他有这样的一种忧虑，不是忧虑于他活着的时候会怎么样，他真正担心的是他不在了以后政治会怎么样。
不难看出，爆发于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其祸根实际上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就埋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