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元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由来

陷入社教运动是非的旋涡

1964年7月，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带着一个工作组，到北大来蹲点。他们一个系一个系地找总支书记谈话，说是/"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当时也找我，动员我给陆平和北大校党委的工作提意见。我对学校和陆平的工作确实有意见，而且认为这意见很重要。

就拿陆平来说，我认为他有官僚主义，不深入群众，不了解基层的情况，下达指示不能针对实际解决问题。上级有什么指示，他都是召集各系的党总支书记和系主任一起开个会，在会上讲一讲就完事了，至于采取什么具体措施，怎么落实，他就不够关心了，事后也很少听汇报，很少到实际工作中去解决问题。

我认为他还有宗派主义。在北大，党委会是领导核心，常委会是核心中的核心，这是正常的组织机构；可是，在常委会里还有一个小核心。陆平是从铁道部调来的，组成小核心的这些人就是他从铁道部带来的，是陆平的/"亲信/"。这使人们工作有矛盾，心情不舒服。陆平对党外人士也有宗派主义。例如，副校长周培源本来是党外人士，后来入了党，而且成为学校党委常委，可是，他在常委会上的发言得不到尊重，没有实权，陆平还把他当党外人士看。陆平对各系的党外人士和教授也是尊重、信任不足，党外人士的作用不能很好发挥，在全校似乎形成一种风气。

我还提了一些/"左/"的意见，比如中文系讲《红楼梦》，不是批判地讲，而是顺着作品讲，结果讲完课，学生们学林黛玉，学贾宝玉，对这些封建时代的人物很欣赏。张磐石把了解的情况写成报告，经中宣部汇报给中央书记处，听说在报告中引用了我的话，作为重要论据。这份报告引起了中央书记处对北大工作的重视。这样，经过总书记邓小平的批准，就在北大搞社教运动的试点，组织工作队进驻北大，成员都是各省市委的宣传部长、教育厅长、重点大学的校长或党委书记，准备从北大取得社教运动经验，然后推向全国各高校。

1964年10月，工作队进学校以后，往各系都派了人，大规模地发动党员，给陆平和校党委提意见。哲学是重点，张磐石亲自抓。在社教运动中，哲学系有拥护陆平和校党委的，也有对陆平等人持批评态度的，仍然是以系里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和分歧为焦点。工作队把党员教师和干部找来开会。一开会，两派意见就都提出来了，算起了前一任党总支改选问题的旧账，自然就涉及到陆平的用人原则什么的。张磐石把陆平找来参加会议，要他听取群众意见.人们发言的态度很激烈，陆平一听就受不了了，直出汗，手直哆嗦。陆平很难受，我心里也不舒服。我和陆平无冤无仇，说起来,我还是通过哥哥聂真找到陆平调来北大的,先后安排我担任了经济和哲学两个重要系的领导工作,陆平对我个人确实很好。我本想善意地给陆平提意见，希望他改进工作。事情搞起来了，火药味很浓，和我原先想象的不一样。

正在这时，彭真知道了这些事情。1965年6月下旬（时间记得不是很确切了），彭真召开一个党员干部会议，当时彭真讲了好多话，我记得清清楚楚的是：/"有的人说，不应该批判社教运动的积极分子。打击都打击得，为什么批不得？/"因此，张磐石受到批评和处分，由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许立群接替张磐石担任工作队长，队员则以放暑假的名义离开北大。工作队撤走以前，找积极分子谈话，也找了我，说我们要走了，要整你们了，你们要有思想准备。我问：工作队为什么要走？他们说，因为彭真讲话了，彭真要我们走。

国际饭店里的/"整风学习/"

几天以后，积极分子被抽调了一部分，在国际饭店开北大党员干部会议，名义是/"总结前一阶段的学校工作/"。实际上，这个会议就是要整社教运动的积极分子，整我们这些给校党委和陆平提意见的人。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还说：要刺刀见红。可见当时的空气多么紧张了。

会议期间，给陆平提过意见的人都被隔离，由持不同意见的人陪他们住着。我一个人住在楼道一头的房间里，有两个工作人员住在我的隔壁。吃过晚饭，到大街上走一走，背后还有人跟着，连最起码的自由都没有了。走在外边，看到别的同志身后也跟着人，就知道他也被监视了。这样一弄，把我们这些被整的人给逼到一起了。

主持会议的是许立群。国际饭店离北京市委很近，便于他们掌握会议情况。彭真在小楼里指挥，市委书记刘仁等人都到会了。结果呢，会议开得时间越长，不同意见就越对立，两边谁也不认为自己有错。说来说去，暑假都过去了，连招生工作都受到影响，北大那年少招了几百人。

到了10月份，经过考虑，我给毛主席刘主席写了一封信，是托田家英转的。信上说，北大进行社教运动是中央的决定，群众提意见是工作队动员的，即使有错，也是难免的，不应该受到追究。这些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小干部，来学校搞工作队的都是大学校长、省委宣传部长、省教育厅长，他们在北大搞社教，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他们都没有事，抓住我们这些小萝卜头不放干什么？我写这封信和田家英商量过，得到他的赞同。可是，信交上去以后，没有任何反响。

那时候我真傻。我给毛主席刘主席写信，又怕中央把信转到北京市委，彭真他们再说我越级上告，给我增加罪名，就把这封信抄写了一份，送到北京市委的收发室，要求交给彭真，以免留下什么把柄。其实，大人物要整小人物，还讲什么把柄不把柄，后来的遭遇使我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一点。

两边正斗得不可开交，彭真就出事了，北大的国际饭店会议和社教运动也就停下来了。校党委决定北大的干部、教师和学生也组成工作队，到农村去参加社教运动。社教工作队的负责人都是陆平那一派的，我们这些批评陆平的人放到社教工作队，都是准备放下去就不收回来的，听说是学校不要我们了。我的哲学系党总支书记的职务也被别人取代了，被分配到怀柔县去搞/"四清/"。

曹轶欧进入北大

1966年初，曹轶欧带着工作组到北大来蹲点。张恩慈本来是哲学系的教师，刚调出去不久，现在又跟着曹回到北大。

曹轶欧到北大来，到处找人谈话。我去怀柔看地方之前的某一天，曹轶欧派人通知我去见她。她告诉我，不要到下面搞/"四清/"去，北大的问题还应该继续解决。我说，现在让我去参加/"四清/"，我就执行党委决定，下乡去就是了。曹轶欧说，那你在国际饭店被斗了一通，也就不了了之了？我说，这些事情我也管不了，要看以后党委怎么个说法。我经过前一阵的事情，有些心灰意冷。张磐石他们进学校，也是动员我给学校和陆平提意见，以改进学校的工作。他们说得都很好听，都很诚恳：/"为了改进北大的工作，不论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本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揭露校党委的矛盾/"。我满腔热情地向他们、向党中央派来的工作组、向中宣部副部长这样的大人物谈了我对学校党委和陆平工作上的看法，以为他们是上级领导，会协调好有关方面的矛盾，帮助陆平改进工作，结果却是发动了一场残酷斗争，矛盾激化，学校内部形成很尖锐的对立性的意见。我无端地惹了这么多的是非，受到这么大的挫折。这是我参加革命工作30年来，第一次卷入党内斗争，就吃这么大的苦头，我还能打得起精神来吗？我这样消极，曹轶欧对我也没有办法。

晴天霹雳般的《/"五一六/"通知》

我正准备到怀柔去搞社教，中共中央下达了《/"五一六/"通知》。学校党委5月19日晚传达文件，我是北大校党委委员，先一步听到了有关消息。

《/"五一六/"通知》如晴天霹雳，一下子把我给听懵了！同时传达的，还有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组织处理和/"反党集团/"的定性。真是没有想到，建国以后这么多年，我们党内的政治状况仍然危机四伏，而且，进行反党反毛主席活动的首领，竟然是近年来在政坛上深受重用而非常活跃的彭真！更加严重的是，各省、市、自治区和党政军各部门内都有一批这样的人物！

我想，中央号召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不是和前些时候北大搞社教运动的目标相一致吗？矛头不也是对准走资派的吗？而且，《/"五一六/"通知》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声音，比北京市委当然要站得高看得远了。何况，彭真是受批判的，那他对北大的态度，他所支持的陆平，肯定也是错误的了。至于北大和陆平，在传达中央的这一系列重要文件以后，并没有联系北大工作中的问题再采取什么具体而深入的行动，去批判彭真、批判/"三家村/"，这又可以成为他们紧密追随彭真等人的/"确凿证明/"。因此，听了有关文件的传达，我好几个晚上都没睡好，翻来覆去地思考北大的情况，思考北大与北京市委、与彭真的关系问题，思考我在北大的亲身感受与党内斗争的关系问题。北大前一段的问题太复杂，上面插手的人太多，只有最高领导人出面，才能解决得了。我想，那就再给毛主席刘主席写个报告，汇报一下北大的情况吧。

友谊宾馆里的面谈

这样，我找了哲学系的党总支副书记赵正义，让他找了系里的老师宋一秀、杨克明、高云鹏、夏剑豸，讨论写报告的事。本来是要他们也写一份报告给毛主席刘主席，反映北大的情况。写信的人多了，反映情况的人多了，毛主席他们总该听一听吧。杨克明说，写什么报告，就写一张大字报吧。我听了表示赞成。因为以前我已经给毛刘写过报告，还是请田家英直接转交的，结果没有任何回音。我给北京市委和彭真写的信，也石沉大海。写大字报，不仅能让校内群众知道，也准能反映到上级领导那里去，这可能比写信管用。

因为我们是党员，又是给自己的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写大字报，从组织观念上说，我们就想到要请示有关领导。该请示谁呢？请示北大党委，陆平就是党委书记，我们绝对不能去找他。请示北京市委，彭真已经倒台了，李雪峰是新调来的市委书记，可他还是华北局第一书记，他的办公地点在华北局还是在北京市委？到哪里去找他呢。杨克明说，那就找一下张恩慈，通过他问问曹轶欧吧。我给张恩慈打了电话，说明我们想给陆平写张大字报，不知道行不行，想请示一下曹轶欧。

记不清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曹轶欧就通过张恩慈通知我们，在西颐宾馆的客房接见我和杨克明，曹轶欧就在这座楼上办公（她在北大的专家招待所和西颐宾馆两处都有办公室）。

我和杨克明按时到达，曹轶欧把我们叫到拐角的会客室（曹轶欧的秘书和张恩慈也在场）。曹问我们找她有什么事情，我们就汇报说，听了《/"五一六/"通知》，我们想给陆平写一张大字报，贴在北大校园里面，不知道行不行。她说，《/"五一六/"通知》是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就是要发动群众，大字报可以写。她并没有问大字报的内容，因为她在北大蹲点已经有些日子，而且调查小组里的张恩慈本来就是北大的人，自然会向她提供基本情况。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问世

这样，我就和赵正义、宋一秀、高云鹏等人说明，曹轶欧同意我们给陆平写大字报。他们听了都很高兴，从组织原则上说，大家都放心了。这样，我们开始在杨克明家里讨论起草大字报。为什么选在杨克明家里呢？因为杨克明已经调离北大了，在杨克明这里做什么，北大党委管不着。这期间，在下面参加/"四清/"工作组的夏剑豸回来了，也参加了大字报的写作，但没有多谈什么。大字报的第一稿是宋一秀写的，然后几个人一起讨论，宋一秀改了第二稿，这已经是5月24日晚上。几个人一看，还是不行。杨克明就说，/"还是我来执笔吧。晚上就不再讨论了。我开个夜车，明天早上，我上班前把修改稿留在家里，你们来取就行了/"。5月25日一早，宋一秀从杨克明家取了大字报的底稿，和高云鹏一起，在24楼教师宿舍开始用毛笔抄写。我去看了一下，在后边加了一段话和三个口号，就定了稿。宋一秀抄写大字报的时候，我又到住在楼下的李醒尘那里，对他讲了大字报的内容，问他愿意不愿意在大字报上签名。李醒尘很高兴，到楼上看了大字报的内容，一口答应了。

抄完大字报，我就带头签了名。宋一秀、夏剑豸、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等人都签了名，杨克明是由别人代签的，这是中午饭以前的事情。午休过后，我们就把大字报贴在大饭厅的东山墙上。学生睡午觉起来到教室或图书馆去，都从那里经过，一下子就在全校引起了轩然大波。

关于大字报的辩白

我再强调一下，这张大字报的具体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