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琴：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师──卞仲耘

卞仲耘，１９１６年生，女，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１９６６年６月，她被划为“四类干部”并在会上被“斗争”。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她被该校红卫兵学生打死于校中。卞仲耘是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一、被害

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斗争”“黑帮”。他们“斗争”了学校的五个负责人：副校长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教导主任梅树民和副教导主任汪冰莹。当时这所中学没有正校长。

７月底，毛泽东下令把派到各学校领导文革的“工作组”撤出学校。７月３１日，这所中学的红卫兵宣布成立。工作组离开学校后，控制学校的是“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红卫兵组织。这二者几乎相同，因为红卫兵的领导人也是“筹备组”的成员。

８月５日下午２时左右，高中一年级的红卫兵首先发起了这一行动。那时，副校长胡志涛正在打扫厕所，她告诉学生，在“工作组”离开后，开“斗争会”应该先报告中共北京新市委批准，意思是红卫兵不能这样自作主张“斗争”人。红卫兵根本不理会她说什么。有一个红卫兵拿来一大瓶墨汁，从她的头上浇了下去，黑墨立即洇没她全身。红卫兵把五个学校负责人都揪到大操场上，给他们戴上用废纸篓糊成的高帽子，往脖子上套了写有“反革命黑帮”“三反份子”的牌子，把被斗者拖到操场边的水泥高台上，强迫他们一字排开跪下。有红卫兵高喊“打倒黑帮”等口号并开始大声“揭发”和“控诉”。

全校学生纷纷涌来，聚集在台下。人群中，有人在喊：“到木工房拿棍子去”，跑向学校的木工房，那里有待修的破旧课桌椅。还有人去开水房，从那里取来开水，要烫被斗者。

接着，五个被斗者被从高台上拖下来“游街”。红卫兵强迫他们一边敲打手里的铁制簸箕，一边重复说“我是牛鬼蛇神”。他们从学校的大操场走到小操场。红卫兵要他们在小操场上“劳改”。那里有一堆砂土，是两个月前修操场时运来的。文革开始，修操场停了下来。“黑帮”被命令用扁担和筐子挑土。有人把卞仲耘挑的大筐里的沙土用铁掀拍了又拍，装得堆尖。她挑不起来那么沉重的土筐，就被劈头打倒在地。

五个被斗者被乱棒横扫，这些棒子，有垒球棒，有跳栏上的横档，还有从木工房拿来的旧桌子椅子腿，桌椅腿上有钉子，打在人身上，一打就在肉上戳出一个小洞，血随即从小洞里涌流出来。

“劳改”了一阵以后，“黑帮”被揪回大操场旁边的宿舍楼，在一楼的厕所里被淋了屎尿。在宿舍楼走廊的白色的墙上，留下了“黑帮”的斑斑血迹。

卞仲耘在三个副校长中排名第一，因她是学校的最高领导人，也就是所谓“黑帮头子”，她被打得最重。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下午五点来钟的时候，卞仲耘已经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但是，依然有一些红卫兵在那里踢她的身体，踩她的脸，往她身上扔脏东西，大声咒骂她“装死”。

五点多时，有人叫来了校工。校工把卞仲耘的身体搬上一部平常运送垃圾的手推车。当时红卫兵还在继续“斗争”另外四个人。副校长刘致平一度被强迫跪在这辆手推车旁边。副校长胡志涛看到躺在手推车上卞仲耘，两条胳膊红肿，上面布满一条条伤痕，眼睛张开，瞳孔已经没有反应，但是嘴巴还呼哧呼哧吐气。她告诉红卫兵卞仲耘有生命危险，应该送医院。红卫兵对她吼道：“黑帮，你不好好改造，也是这个下场。”她被推进一间办公室关了起来。

后来，有工友把那辆手推车推到学校北侧小门旁边。马路对面就是邮电部医院。时值８月，那时天色还亮，但有红卫兵不准工友把车推出学校。手推车停在北门边，卞仲耘的身体被用大字报纸盖了起来，上面还压了一把大竹扫帚。手推车在校门口停了一两个小时。７点多钟，有学校“文革筹委会”的人打电话请示了中共北京市委──当时他们还被称为“新市委”，因为是两个月前“打倒”了旧市委之后建立的。卞仲耘终于被送进邮电部医院。但是，医生检查时，她的尸体已经僵硬，人已经死亡多时。

那天和卞仲耘一起被打的另外四个人，也被严重打伤。副校长胡志涛被带钉子的木棒殴打，又被押到厕所抠洗茅坑，手指甲盖都磨去，半边露出鲜红的肉来，浑身是血水和粪水。她被打得晕倒在地，又被揪起来再打。那天她被打成腰椎脊突骨折，后来一直需要穿特制的钢背心。教导主任梅树民，五十年代初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他的背部遭到带钉子的木棍打，那天穿的布衬衣上打出很多小洞，布丝深深嵌进肉里。他遭受的肉体折磨和精神惊悸导致了严重的心脏病。他们四个人也看着老同事卞仲耘被活活打死，肉体和心灵两方面所受的折磨，极其深重。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闻讯赶到邮电医院，他看到妻子遍布伤痕的尸体。他当即到西单商场买了一个照相机，在医院的太平间里摄下卞仲耘的最后的照片。这些照片保存至今。尽管是黑白照片，但尸体上的大片血斑伤痕也清晰可见。

王晶尧见到了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之一邓榕，她身穿军装，腰系皮带，臂缠袖章，这是当时红卫兵的典型装束。邓榕要邮电医院的医生作尸体解剖，她的用意在于要医生证明卞仲耘死于心脏病，而不是被打死的。这是北京红卫兵打死的第一个人，所以当时还有所顾忌，不愿意承认卞仲耘是被打死的。半个月之后，红卫兵暴力进一步发展，以致打死人不但不必回避，还成了炫耀吹牛的内容。

王晶尧坚决反对解剖尸体。他不愿让妻子这样惨死之后还要遭受无理的切割。结果，尸体没有被解剖。但是，由于红卫兵负责人的要求，在医院开具的卞仲耘的死亡证书上，死因一栏，填的是“死因不明”。尽管死亡原因是如此明显。

二、通向死亡之路：划为“四类”

卞仲耘生于１９１６年。根据她生前写的一份自传，她是安徽省无为县人，她的父亲原来很穷，先当钱庄学徒而后自己开小型钱庄，后来当了县商会会长。１９３７年她高中毕业未考上大学，当了三个月的小学教员，其他时间就补习国文、英文和数学，准备再考大学。抗日战争爆发，１９３８年春天，她随芜湖女中迁移到长沙，参加战地服务团。１９４１年她在四川成都考入燕京大学经济系，后又转入齐鲁大学，１９４５年毕业。１９４１年卞仲耘加入共产党，１９４５年她和丈夫王晶尧一起去了共产党统治区。王是她在大学的同学。１９４９年，卞仲耘调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工作，历任教员，教导员，副教导主任，教导主任，共产党总支付书记、书记，副校长。卞仲耘被打死时，５０岁，在这所中学已工作了１７年。她是四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丈夫王晶尧，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近代史所工作。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建立于１９１７年，是北京历史最长的中学之一。１９４９年共产党得到政权后，学校的负责人都换成了共产党员。师大女附中位于北京西城区，离天安门广场及毛泽东和其他最高人物所住的“中南海”只有一公里远。文革前，该校是北京的“重点中学”之一，很多高级干部的女儿都到这所中学读书。毛泽东的两个女儿文革前都从这所中学毕业；文革开始时，刘少奇和邓小平各有一个女儿是该校学生。在文革开始前的１９６５年秋季入学的学生中，高级干部的子女占了一半。这一特点，不幸与卞仲耘被打死有相当的联系。

当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纳在师大女附中高中毕业之前，江青约见了卞仲耘。江青告诉卞仲耘，李纳想要学习科技，但是毛泽东要女儿学习历史，所以，江青要学校的老师说服李纳，在报考大学时不要报理工科而报文科。后来，李纳进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在卞仲耘的工作笔记上记载了江青召她谈话之事。提到这一点，是要说明毛泽东江青和这个学校的关系。就工作关系来说，卞仲耘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中学校长，从事共产党上级要她做的工作；就个人方面来说，卞仲耘是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的老师。

通向卞仲耘死亡的路，是从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开始的。那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的所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毛泽东语），攻击北京大学的负责人之外，又号召“坚决彻底乾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第二天中午，三个学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宣称要“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对该校领导作了类似的攻击。在这张大字报上领头署名的学生叫宋彬彬，高中三年级，是当时中共东北局书记宋任穷的女儿。宋的家庭背景使得这张大字报更有权威性和影响力。

实际上，宋彬彬等学生有此行动，不仅因为听了北京大学大字报的广播。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关于全面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明确号召“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在５月１６日的前一天，中共中央下发了１９６６年５月７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毛说：“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两个文件的直接作用，是把“文革”由对一批电影和舞台剧的攻击，升级为对一大批人特别是在教育界工作的人的攻击。这两个文件，当时只传达到高级干部，普通人并不知晓。高干子女则通过“内部消息”早在五月间就知道了毛泽东的文革部署，并开始有所准备。６月１日晚的广播是一个全面展开行动的指令，第二天高干子弟在北京的多所学校首先开始攻击学校当局和教师。不仅师大女附中，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的“红旗战斗小组”，也都是在６月２日开始贴大字报攻击学校领导的。

宋彬彬等人的大字报贴出一天以后，６月３日，由共青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来到师大女附中，一进校就宣布对宋彬彬等人的热烈支持。工作组取代原校领导掌管了学校，原校领导“靠边站”。工作组建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工作组长担任主任，宋彬彬等最早写大字报的学生成为副主任。每个年级有一个代表成为委员会成员。这个委员会的学生成员，除一人以外，其他都是该校当时父亲地位最高的干部子女。这种情况也发生在北京的其他中学。

在卞仲耘掌管学校的时候，学校给予高干子女一些特别的关心，班级和学生会干部中有不少高干子女，但是学生干部还是选举产生的，普通人的子女也能当学生干部，虽然并没有“每个学生是平等的”这样的说法，但是学校当局显然并没有认为大官的子女就应该在学校里也垄断权力、当学生中的大官，这也是多少年来教育界的传统和原则。在皇帝时代，科举考试制度就是相对独立于权力系统外的。只是在文革大规模开始之后的第一个月，在学校里才出现了这种在校园里高干子女掌权的现象。他们最先发起攻击学校当权者的行为，后来被称为听起来相当浪漫的“造反”。其实，看看事实，就知道这不但不是什么向权势者“造反”，而且从开始就是极权势力的一次直接扩张。

工作组进校之后，学校停课，用全部时间搞文革，也就是开会、贴大字报以及学习毛泽东著作和中共中央关于文革的指示。工作组制定了从“普遍揭发”到“重点揭发”两大步骤的计划。学校的老师和负责人都成了被“揭发”的对象。学生对老师，先是直呼其名，进而咒骂喝斥。整个学校贴满了大字报攻击学校原领导人和教师。几乎每个老师都被大字报攻击。

在大字报上，卞仲耘的一条“罪状”是参与前中共北京市委“搞军事政变的反革命活动”。且不论是否有这样一个军事政变阴谋，即使有，也不可能让一个中学副校长知道。但是没有人发出质疑，也不准本人辩解。

卞仲耘的另一“罪状”是“反对党的阶级路线”，主要证据之一是，在数年以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一个女儿曾经因两分之差未被师大女附中录取。实际情况是，当时重点中学有录取分数线，对入线者，优先录取干部子女。刘少奇的女儿差两分达不到分数线，学校请示了中共北京市委和教育局，上面指示不录取。

卞仲耘还有一条“罪状”是“反对毛主席”，证据之一是，１９６６年３月北京的邻近地区发生地震，为学生的安全，学校当局告诉学生，若地震发生，要赶快离开教室。有学生问是不是要把教室里挂的毛主席像带出来（当时每个教室的黑板上方都挂有毛泽东的像），卞仲耘未正面回答这个问题，没有说要也没有说不要。

这些“罪状”，其实如果允许讨论，中学生也会懂得是完全不能成立的。但是工作组大力支持，推波助澜，这类大字报越写越多。这些大字报还被分门别类整理，并用蜡纸刻写后油印出来，装订成册。在卞仲耘的这一册上，卞仲耘的“罪状”的分类条目是：

反毛泽东思想，诬蔑党的方针政策，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三面红旗，反对党的政策，破坏文化大革命，智育第一，追求升学率，反对和工农结合，精心培养修正主义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