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失途：我所经历的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从发端到现在，悠悠近四十载过去了。中国和世界都已面目全非，我也由一个十来岁的少年变成年届天命的半老头。

近来从网上读了不少有关文革的回忆文章。有些作者与我同龄。看了他们的文章，激起自己对那段‘峥嵘岁月’的回忆。受他们鼓舞，也想将自己的一些陈年往事记下来，以一个农村孩子的眼光和角度。

往事的确不堪回首，但那毕竟是我们的青春年华。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应该算是宗旨吧。

由于文革初自己年纪尚轻，许多所谓的经历只是道听途说。且无法印证。只能求抛砖引玉之效果，让当年真正的参与者们予以更正。刻不容缓啊！待我们这代人踏上黄泉之路，文革，这一中国历史上空前（但愿是）绝后的浩劫，就将被彻底地遗忘了。呜呼哀哉。

（一）风起云涌话初年

文化大革命应该说从六五年尾就开始了。其时我上小学四年级。学校和班级都组织了批判三家村的会，人人都写了批判文章或顺口溜之类的诗歌。还记得这样两句：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合伙是一家。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正式始于六六年的五一六通知，那么此前的批三家村就是山雨来前的满楼风了。这一年有印象的事还有一件，我的一篇作文在学校的墙报上贴出来了。题目是‘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哺育下成长’。心里着实得意了一阵子。

五一六后就更热闹了。初中以上的学生都可以出去串联。我的一位表姐就去了北京。据说还见到了毛主席的身影，在敞篷汽车上一晃而过。即便是身影，也让她激动不已。当时有两句对联式的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觉主席亲’。本村一位初中生没去北京，却全国到处跑了一圈。临行前带了两块五毛钱，回来还买了一把雨伞。令没有去串联的人后悔不已。小学生则只能心里羡慕，不能出去见外面的世界。要知道外面的世界对孤陋寡闻的农村孩子吸引力真是太大了。串联尾期，一位读高年级的堂兄从校长那儿开到了介绍信，组织一个小学串联队去天门县城关。我因父母反对未能成行，心里憋气了好几天。长到十来岁，连县城都没去过，更不用说下汉口，看火车之类的事了。小时候喜欢看书，书中描绘的大城市，大海及坐飞机等对我吸引力最大。心里常叹到：这辈子能逛逛汉口就好了！这辈子能看看大海就满足了！这辈子能坐坐飞机死也值得了！七八年春去武汉上大学，时年二十三岁，实现了第一个梦想。八六年赴法留学，终于坐上了飞机，也看到了大海。

这期间，各种造反组织象雨后春笋般涌现。学校都以校，年级或班为单位，但不包括小学。农村则以生产大队为单位，且多是回乡务农的初高中生。开始还谦虚点，只称什么什么战斗队。后来级别越来越高，干脆都成了兵团，与大军区平级。兵团的名字也各种各样，多从毛主席诗词中摘录。东方红，井冈山最普遍。还有什么‘翻江倒海’‘全无敌’‘从头越’等等，不一而足。威风凛凛的红卫兵们戴着红袖章，前面的旗手举着兵团的大红旗，不知有多气派。文革初还没有红小兵，所以我只能当观众。套用江岩生的话，就是观摩。但我也有我的骄傲之处，就是我有了一枚毛主席像章和一枚长方形的‘为人民服务’以及一本红色塑料封套的毛主席语录。是一位在河北当兵的堂兄寄来的。毛主席像章挂左胸口上面，下面挂为人民服务，也够神气的。

小学虽没组织兵团什么的，但对学校走资派的批判还是免不了的。记得批判周元浩校长的会由一位刘姓民办老师主持。我因语文成绩较好且嗓音嘹亮被选为发言人之一。校长的罪状已事先拟定好了，分给我揭发的两罪状是：用毛选盖坛子和用领袖像垫床。会议开始，周校长先向主席像三鞠躬，次向革命师生三鞠躬，然后批判揭发轮流进行。我的发言稿事先已写好，并用毛笔誊写在一张大白纸上，当然经刘老师过了目。我也就照本宣科一番。其实周校长真是难得的好人。对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对学生和老师们从未大声讲过话。若干年后在麻洋读高中时碰到已调动工作的老校长，仍然热情地与我打招呼。此后再没见过。老校长若健在，至少也有八十多岁了。

进入六七年，本没有根本利害冲突的造反组织为了夺权而分裂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天门县的造反派称为‘红色造反者’，简称‘红者’。保守派称为‘无产阶级革命联合派’，简称‘无派’。县委书记孙连清支持‘红者’，县长都国伟支持‘无派’。都国伟这个名字很熟，因家父的一张奖状就是他签字的（父亲曾为模范饲养员）。区里的汪区长和公社的黄明玉书记也在‘无派’一边。说到黄明玉书记，还有一个小插曲。文革初，黄被打倒。我的一位读高中的表兄就将黄的自行车推回自用。有一天，表兄骑车来我们家，结果我们一晚没睡觉。三人（两位堂兄和我）学了整整一晚自行车。自行车被摔得鼻子不成鼻子，眼睛不成眼睛。表兄后来还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民办教师难转正）。

天门的所谓造反派保守派又都和武汉的相应组织挂钩。武汉的保守派名叫‘百万雄师’，主体是武钢武重武锅的工人。顾名思义，就知其人多势众。‘百万雄师’受到当时的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的支持。造反派则是后来有名的三钢（钢工总，钢二司和钢九一三）和三新（新华工，新华农，新湖大）。其中三新与钢二司为大专院校师生。钢工总和钢九一三则为武钢武重武锅的对立派工人。其实从中央到地方贯穿着两纵向主线。中央不是有二月逆流吗？中央的保守派大概是老帅，付总理们，造反派则为中央文革领导小组。

我虽然因年龄小未投入到运动中，但当过一次小交通员。邻村的张全环时任县妇联主任，被造反派‘红者’禁在家中，要写大字报，却无笔墨。学校里一位老师（也是本房兄长）站无派一边，便派我与另一位小朋友给张送毛笔和墨汁。这是风起云涌的文革初期我的一次真正参与，但并非有意的。当然，标语还是写了不少。打倒刘邓陶王（任重），彭罗陆杨，‘红者’和‘无派’均无异议。但对孙连清和都国伟就不一致了。往往一派写打倒谁，另一派就在前面加一‘不’，然后对方在前面又加一‘不’，双方不断加‘不’，以求否定之否定，负负得正之效应。加到后来，也不知‘不’的总数是单还是双。中央级的打倒人员中（王任重大概只属湖北或中南地区），对杨尚昆所知甚少。后来无事翻看毛选后面的注释时，才知此公资格可老。且是王明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半个。

武汉的七二Ｏ事件后，周总理亲到北京机场迎接谢富治和王力。中央的表态，使武汉的‘百万雄师’顷刻间土崩瓦解。陈再道被指责兵变而失去权力。部队支左转向。造反派们夺取了权力，纷纷进入各级革命委员会。并开始了对保守派的清算。至今还记得一次批判公社黄明玉书记的大会。会议开始，几声断喝：‘把当权派黄明玉拉上台来！’‘把保皇派涂ＸＸ（公社文教辅导员）拉上台来！’‘把小爬虫马ＸＸ揪上台来！’这位‘小爬虫’就是派我送笔墨的老师哥。那次批判会呼口号我没参与，或者只跟着举了一下手。

稍后，中央召开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刘少奇被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批刘运动进一步推向广度和深度。农村除了刷上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标语外，还做了许多草人，极象孔明借箭的那种。草人一律大鼻子，影射为卖国贼。胸口上插上一树枝代替箭。其时，身为国家元首的刘少奇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来日无多了。中央不开除，他也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十多年后，这位已去世且被‘永远’开除出党的国家元首又恢复了荣誉。

（二）浪花淘尽英雄

新生的红色政权稳定了一小段时间，造反派之间的争斗又开始了。真正印证了毛大爹的话：党外有党，党内有派。昔日同仇敌忾对付保守派的战友们，又开始了新一轮论战。而且这次不仅文攻，还有了武卫。也就是闻名的全国武斗。

武汉的钢派和新派翻了脸。据说机关枪迫击炮都发言了。我家附近有两集镇，均有三五千人口。也都在汉江边。上游的彭市成了新派，而下游的麻洋却与钢派挂上了钩。两镇之间常派人试探，我们在几公里外也能听到枪声和土制炸弹爆炸声。

武斗时期只有一事还有印象。当时，彭市镇革委会由田光头任秘书，掌管印把子。此人原是机械厂的工人，斗大的字识不了一升。因胆大好斗立了功，成立革委会时当上了秘书，各种文件均须由他盖章。有一次他的一位铁哥们写了‘与田秘书老婆睡觉’的字样让他盖章，他居然也给盖了。这位哥们顺手就贴在田光头背后，让彭市一镇人引为笑谈。田身为秘书，晚上多寝于革委会办公楼。有一次，麻洋镇派人夜袭彭市镇革委会，被田光头一人击溃。天明后，田逢人便说：幸亏我扔了一手榴弹，炸死炸伤多人，否则彭市镇就会被血洗。当时得意忘形，不料一年后深挖‘五一六’，狠批‘北决扬’，此兄早已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根本不用挖！第一批进了监狱。据说‘五一六’是北京的，代表人物是王关戚，杨付余。在湖北武汉就是‘北决扬’（即北斗星学会，决派，扬子江评论的缩写），鼓吹钢（派）新（派）长期斗，破坏革命大联合。

待武斗渐次平息，老人家突然发现青年人呆在城里闹事生非。于是乎来一个战略大转移，干脆都去农村边疆。此举可谓一举多得：安定城市，巩固边防，甩掉经济包袱。还有一点，就是知识青年多少可以带点知识到农村去。虽然老人家只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但同一位老人家也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记得刚来的知青与农民贫嘴时，相互就是背诵这两段语录作为武器的。

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年这段最高指示下来时，我们公社正组织各大队文艺汇演。由于没通电，照明就用夜壶灯，即男人晚上用的尿壶，装满柴油，用旧衣服包破棉絮塞住壶咀，即为灯蕊。节目多是舞蹈和地主剥削贫农的短剧。中途突然节目暂停，公社革委会钟常委登上戏台，向全体观众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

下放到我们公社的都是青一色的武汉知青。除了少数投亲靠友的，绝大部分人举目无亲。先由公社分到大队，再由大队分到小队，结果我们小队没有！让我好失望。本打算队里来知青后，可向他们打听些城里的新鲜事或借点书看看，可这一愿望也没能实现。

虽然我们生产队没分来知青，但学校却加强了一位知青老师：杜欣平老师。其时我们小学早已毕业，但仍留在小学，称七年级。俗称小学戴帽。学校按军事编制，每班为一排，年级为连，学校称营。我被任命为营教导员。这是我毕生所当的最大的‘官’。据说大学本科毕业也只相当于连级。杜老师带我们的数学。个子高，白白净净，说话温和，当然一口汉腔。记得杜老师教我们唱过样板戏。早操后，全校集中在操场上，第一次学唱的好象是沙家浜中郭建光的唱段‘朝霞映在阳澄湖上’。我因数学成绩好，特别是因式分解和列方程解应用题得心应手，很受杜老师喜欢（大概天底下没有不喜欢好学生的老师）。学期结束，为鼓励或奖励我，或两者兼而有之，杜老师送我一枚很大的毛主席像章和一本‘毛主席诗词’，红色塑料封套，封面上的字还描了金。就是这本三十七首‘毛主席诗词’，让我产生了对旧体诗词的爱好，此是后话。

文化大革命把所有的文化都革掉了，只有样板戏一枝独秀。农村各生产大队组织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排演歌舞，样板戏片断以及革命性极强的地方小戏。脸谱化是必然的，演员一上场，就知是好人或坏人。我们学校的胃口比较大，决定排演红灯记全场。农村孩子很少有会拉琴的，所以二胡京胡均由老师操，剧中唱段也由老师教唱。演员都是学生，我被选出演李玉和一角。白天要上课，排演总在晚上或周末。汇报演出后，全体演员照了一张化妆照，没有加洗送给我们，只放大一张挂在学校的显眼处。我提着一盏马灯（代替红灯），站在最中间。演员同学中，印象较深的是‘王连举’，和我同班。他本也姓王。后来成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分子。班主任安排我给他整理讲学讲用报告。为此他还和我同住了一晚，向我讲述他的事迹。无非是生产队里的田埂垮了，奋不顾身地把田埂重新修好，避免秧田里的水流失掉。其间当然想起了毛主席的教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等等。现在‘连举’兄仍在家乡，成为村的父母官。曾听说他当上支部书记时尚未入党，后来追补的。看来这位昔日的‘叛徒’在新时期逸闻还不少。演‘鸠山’的同学没从政，却经了商。大概也成了什么款。扮演李奶奶和李铁梅的两位女同学因是商品粮户口（同一集镇上只有三四家吃商品粮的），被城里的企业招工了。‘李铁梅’好象在武钢。我们这些农村户口就只能永远呆在农村，心甘情愿地修补地球。

六九年四月一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当晚八点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各地联播节目报道了这一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