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启立：异化的城市规划与小世界范式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简・雅各布思著，金衡山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

简・雅各布思（Jane Jacobs）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以下简称《死与生》）被译成中文出版不过一年的时间，很快就成为读书界的畅销书了。影响所及，不只在建筑界，而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我曾经在当代文化研究网的BBS上看到过一组讨论此书的帖子。在那里的讨论中，网友许襟的建筑系朋友很讶异于他们专业的事情怎么会跑到文学专业学生的书架上。而读社会学的葡萄更愤怒地质问，既然建筑专业几十年前就有了这样的经典，怎么设计出来的社区还是这么个样子呢？葡萄的内心一定潜藏着某种古典的社会生活图景，因此要为建筑行业的专业人士用设计糟蹋了那么多地方而心疼不已。[1]网上的评论随意而感性，却传达出某种直率而基本的关切。

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这些变化常常被分割在两个系统中描述。在物质世界的层面上，表现为整个社会在空间、资源、环境、社会财富构成等领域可见的物质性改变。于是，在普通民众的描述里，常常会说的是，某小区又拆了，某地又起了一幢高楼，某地已经变得认不出来了，等等。而在人文知识分子的言说中，他们关注1990年代以来的社会文化潮流变化，习惯于追究整个社会从精神状态、价值取向等多个方面所展现出的新的状态及其危机。虽然人们体认到这二者之间显而易见的关联性，然而，面对这些可感知的精神危机导致的观念变化背后的空间、物质、技术等方面的原因却并没有被深刻地认识到。大城市已经是这个时代的指针，何况是美国的？因此，美国大城市的死生问题，不是干你甚事的他者问题。

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变化的时代，大城市的走向和变化都可能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我们耳闻目睹着这样的变化，深深感受到社会剧烈变化过程中各种问题夹缠在一起的矛盾性，以及我们生活在当下这样的时代所面临的深刻困境。《死与生》不约而同地引起讨论和受到关注，恰正说明，城市的建筑和规划，物质、空间的改变，不是一个建筑师的设计和规划问题，不是某个领域内部的专业技术、审美趣向问题，而是与人们形而下的日常生活和形而上的关于生活和社会的思考相关，是一个全社会死与生的大问题。建筑决不是只有实用功能，其中还包含着重塑社会的理想。它要求人们去思考，生活的现实与我们生活的想像之间有着怎样的差距，技术的变化、空间的改变，是怎样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和思想，怎样消解、重构了我们对于被“现代”了的生活意义及其未来走向等大命题的理解和判断。

“异化”的日常生活

在化约的理性、经济原则笼罩下，现代社会已经处在一个被大城市所导引的生活图景之中。现代性的展开无异于把人类推向一个可精确计算和规划的别无选择的世界。依出版于1933年的城市现代主义教义的《灿烂之城》之见，勒・科尔比西耶对所有没有被“归整”的空间布局和生活方式都判处了死刑―――“它们是不守规矩、没有头脑、对城市规划无知和命途多舛的历史的腐朽渣滓”。“它们毫无功能性（某些逻辑上必不可少的功能缺乏令人满意的媒介，而另外一些功能则交叠冲突，给城市居民造成混乱）、藏污纳垢和破坏美感（街道和建筑风格宛若迷津，凌乱不堪）。”……依科尔比西耶之见，“建筑像逻辑和美一样，是一切杂烩、自发性、混沌和混乱的天敌，它是一种类似于几何学的科学，具有柏拉图式的崇高、数学条理性与和谐性；它的理想是连绵的线条、平行的曲直、全直的角度。它的战略原则是标准化和预先的编制”。[2]

今天看来，这几乎就是近二十年来当代中国大规模城市改造预言般的“圣经”。199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重要的表现之一就是“工地”。政府在“招商引资”的旗帜下，改造旧区，批租土地，把大批“原住民”动迁，让工厂迁走，变混乱为有序。于是，低矮的平房变成了高楼大厦，温暖而嘈杂、狭窄的小街曲巷变成大道。城市变高了，城市变大了。这是90年代以来响彻中国，特别是东南沿海城市的最矜持、最得意的慨叹。“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这样的变化及其言说不只是发生在新闻报道中，同样体现在普通老百姓的体验里。标准化和预先编制的几何图形取代大地上千姿万态的历史风貌。不只是街区、城市这样改变，老百姓日常生活的私人空间也这样变化。人均拥有居住面积的扩大，不少家庭从个人只拥有一张床到个人拥有一间房，厨房卫生设备从合用到独用，风格各异的四合院、石库门、大杂院变为色调基本统一、归类齐整的公寓，从强调共同的相互依存的公共生活变为注重个人私密性的独立的个人生活。

在这样的过程中，所谓“个人”和“自我”得以建立而有了某种自主性和个人性。城市建筑在生产“自我”“私产”的强烈需求下，生产出了一片又一片的为“个人所有”的格式化小区。它们都有高高的辅以铸铁栅栏的小区围墙，统一着装的门禁保安，独门独户，封闭阳台，凸出的铁栅栏窗户。走入室内，玄关，木地板，瓷砖、低矮的石膏吊顶，像宾馆一样的卫浴组合，风格一致的装修建材品牌选择和封阳台的工艺。在关注个人、强调个性的旗帜下，体现出一种几乎完全相同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取向。在这样的空间安排里，过强的私密空间设计使得它完全失去了人际交往的随意可能，而具有某种程度的炫耀、观赏色彩。家里有很好的客厅，却并不待客也不太有客人来。朋友之间的交往聚会大多在饭店茶馆等公共营业性场所。家就真的如旅馆般，成为下班之余的休息过夜之地。空间扩大了，老人却被幽闭在家里，孩子想找个玩伴需要特别约会。

人被束缚在这样的空间里，被绑锁在这种被固定的“私有”“房子”的概念里，难得探出头来长嘘一口气。这时候，几乎所有的一切都表现出它的悖反性。用鲍曼的分析语汇说，洞悉自己天职使命的建筑学的上台统治意味着我们所熟知的街道及其生活方式的死亡。张师傅是一家旅游公司的汽车司机，花光了大半辈子的积蓄，五年前搬进了新公寓。他七十多岁的父母亲没有随他搬，不习惯，就仍然住在张师傅出生的那间老式弄堂房子里。几个月前，有房产商看中了这片位于上海南市的宅地。为了与房产商可能的野蛮拆迁抗争，老张和这几年搬离该地的老邻居们都住回了老房子维权。带着久别的重逢，老弄堂里顿时恢复了往日的生机。薄暮时分，年久失修的楼梯吱嘎作响，四下里飘散着东家烧肉西家炸鱼的气息，各家的菜肴拼在一起，老邻居们聚在一起喝酒，让烟，摔扑克，看电视，在底楼角落的马桶上很响地小便。那些日子，每天一下班，老张都会急急忙忙往老宅赶，不为别的，为那久别又快将逝去的生机勃勃的日常生活。每个人大约都会有类似的生活经验，从混杂的、喧闹的集体中出来，在对“现代”生活的追赶中，跑丢了人与人之间的依存和关爱。

1990年代后期以来的空间、物质的改变就这样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形态。在现代的“资本”逻辑之下，人与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人与自身生命活动相异化，人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异化”问题及其意义在马克思那里已经得到深刻的揭示。但当商品拜物、技术理性已经变成控制人们日常生活、人的交往、思考个人与外界的关系的利器，导致个人主体性（意识）消失的时候，它已经成为一种消灭“意识”的“意识形态”了。所谓个体与整体分离之后的个人主体价值的确立也就变得虚妄。这充实与虚空，来自生命本体的召唤及其“异化”，在老张的空间转换中，在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表现得那么尖锐和真切。这也就深刻地表明，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在物质极大丰富和“价值”的再发现过程中解放了个人的“物欲”，把个人从原有的整体中拽出来，又塞进另外一个整体中去。在这一转化过程中，并不能自然地在二元对立的意义上建立起个人的主体价值。达尔文的“进化论”固然强调了生物进化中的“优胜劣汰”法则，其中同样强调了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的重要性，但后者却一直被人们所忽略。

就像不断增长的GDP一样，今日中国仍然延续着近十年来一贯的建设规模，越来越多的街道、社区、城区、古迹被重新规划和建设，人们的生活和观念越来越规模庞大地深刻改变。所谓个人的主体价值也以更迅速的方式被收编或改变。老张师傅也很快结束了他回光返照的老宅生活，回到被秩序化的“文明”的公寓生活中。当技术越来越进步，人类对于城市和空间的改造能力越来越大的时候，被“异化”的日常生活背后的虚妄和空洞也越来越大。在这样的意义上，不同于网友葡萄的抱怨也不同于鲍曼流畅雄辩的批判性分析，不仅仅是建筑师和规划设计者糟踏了我们的城市和生活，还有被技术所掌控，被现代美学怂恿的我们每个人，都是这项城市和社会生活改造工程的施工者。现代性和现代性的自反性都集于我们一身。在这样的时代里，雅各布思所描述的人行道和街区公园的安全、交往等等用途，如同老张师傅的老宅生活一样，毋宁是一种点缀或者干脆就是―――怀旧。

被缚的规划的困局

还有另外的规划设计可能吗，还有展开某种另外生活的可能吗？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现代性”及其矛盾性无异于什么都没说。城市建筑不像很多批判理论一样，固执和故步自封，它能够接受很多不同的意见，虽然不少意见看起来非常刺耳，但在实践过程中，都会听取这样的意见，把刺耳的部分消音，改造和吸纳其中合理的部分。毕竟城市建筑是最需要“人气”来验证和认可的。城市重建并没有下定决心把城市建设得更坏，规划和设计也并没有一定要把社区和城市打造成每个人都厌恶的“唾弃之城”。否则，你就不能解释那些被习惯的楼宇和街道会一次又一次地被翻修和改建。谁，为什么要翻修和改建，它的指导原则是什么？既然我们那么唾弃于整齐划一的建筑设计和审美原则，而人们改造城市的能力和技术在不断提高，有没有可能设计出某种混杂的多样性，以避免由于对“灿烂之城”过于精确的设计而出现的“巴西利亚综合症”？[3]

狭窄、肮脏、弯曲的街道是城市规划者最讨厌也最喜欢的东西，它们不和谐，不符合各类美学规则，但它们便宜、好骗，有改造的空间。正如前述科尔比西耶所言，那些宛若迷津、凌乱不堪的大抵都是贫民区。规划和设计要铲除的正是那些可能“藏污纳垢”的所在，其目的是要把它变成非贫民区（如果不能变成高尚区的话），而不是要把贫民变成非贫民。因此，这种城市改造的法则，就正如雅各布思在《死与生》中所说，是“直截了当地消除贫民区和分散在里面的居住者，以一些能产生更高税收的住宅区取而代之，或者是吸引一些容易对付的、不会产生很多昂贵的公共需求的人口到这里来”，而“把贫民区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去”。[4]通过城市改建来增加税收、经济效益的来源，使得建筑和设计不是为人生的而是为经济的，这是现代城市管理者的通则。在规划和设计中，管理者要考量的是怎样提高规管的便利性而不是增加文化的多样性。雅各布思说，“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多样性，各种互为联系互相支持错综复杂的多样性”，只有这样，城市生活才可“由此进入良性的建设性运转”。[5]城市的规划和建筑，城市的管理者也都明白这个道理。

在当代中国，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转型为“文化是一门好生意”时，“文化多样性”已经被视为“创意产业”的摇篮而受到重视，被视为一个城市能够“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标志，一个城市的文化地标。曾几何时，纽约的苏荷区，香港的兰桂坊，都被作为中国大城市规管、建设文化多样性的标本而被追逐。原属下层集聚区的苏荷、兰桂坊去贫民化经验，在上海的城市改造中造就了苏州河边的“艺术仓库”，造就了陈逸飞古董艺术一条街的“泰康路”。这些成片旧区中点状区域迅速的去贫民化也使它成为大片贫民区的“飞地”。非常显然，这样的改造和利用过程，被看中的是贫民区低廉得多的地价和空间成本，间或还有贫民区的文化多样性。于是，“这个地方很成功，而且多样性发展趋势日新月异，吸引力与日俱增，因此，争夺空间的激烈竞争在这里开始了。”但“这种争夺空间的竞争的赢者代表的只是一小部分用途，而这个地方的成功是由大部分用途一起创造的”。于是，“除了那些从这个过程中获益的胜利者外，其他一些人会逐渐舍弃这个地方―――因为他们已无目的可求”。[6]

设计的混杂究竟不是混杂，而是几种不同向度的有序，更何况还要强调“现代社会”的有效规管？当利益挤入其中，竞争性的关系确立，多种因素互相支持的最错综复杂的、最成功的“文化多样性”的生产机制就被毁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