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恩虎：“客商”建筑的思想形态与人文特征

一、“客商”及其历史影响

“客商”源于明清时期广东四大商帮（潮帮、广府帮、客家帮、海南帮）之一的“客家商帮”。客家人在粤闽赣交界山区居住比较集中，但客家人是以文化认知为基础的，很快“客家商帮”就演化为以文化为纽带的跨地域组织。经过近现代社会的剧烈变革，传统商帮大都消失，但由于“客家商帮”强大的社团组织作用以及海外网络的延伸，在剧烈变革中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在存在中壮大。“客商”是在现当代仍然活跃的商帮，也是目前仅存的两大传统商帮之一（潮商、客商）。由于客家社团超地域跨国界的文化社会联络作用，目前“客商”已经不再是传统商帮的内涵，而是指全世界的客籍商人、实业家，是目前华商网络的重要成员和积极组织者。

从演变发展的历程看，“客商”具有四大特征。第一，“客商”多为外拓商。包括两方面，一是历史上“客商”多从事域外或海外垦殖与贸易。二是“客商”的资本形成主要是以侨资为主，经营市场也多面向海外，“四海为商”是“客商”的美誉。第二，“客商”多是创业商。因为客家人深厚的崇文重教情怀，读书入仕是正途，作生意是次优选择。因此，延续的商业家族较少。第三，政、商结合的事业观。早期“客商”多为南洋各地的官员，近代“客商”多为“红顶商人”。现当代“客商”也在参政议政方面显示了他们卓越的才能。第四，“客商”是以文化认知为纽带的团体。客家概念是历史移民的产物，客家话是客家人认知的最直接形式。“语言是思维的外壳”， 也是文化的基本符号。客家人、客家话的基础是客家文化。

“客商”是近现代有重大影响的爱国实业家群体。“客商”是近现代“实业救国”和“实业兴国”的重要力量、是海外“华商”网络的倡建者和积极推动者、也是海外华文教育的积极倡导者和组织者、是现代“儒商”文化的积极践行者，为中国传统“儒商”文化的现代转型作出杰出贡献，“客商”也是近现代民主革命和国家建设的积极支持者，为中华复兴做出了杰出贡献。[1]p1-6

早期“客商”的代表人物有罗芳伯（1738-1795，广东梅县人，曾任东万律 “大唐总长”）、叶德来（1837-1885，广东惠阳人，吉隆坡开埠功臣）；近现代“客商”的代表人物有近代民族工业的先驱者张弼士（1841―1916，广东大埔人，中国葡萄酒制造业、农业机械制造业和玻璃制造业的创始人，中国近代海运业、铁路业和金融业的奠基人之一，近代海外华文教育的开创者和奠基人、海外“华商”组织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者）、胡文虎 （1882－1954，福建永定人，著名华侨爱国企业家、报业巨子， “万金油大王”）；当代“客商”的代表人物有曾宪梓（1934－，广东梅县人，原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领带大王”、香港金利来企业集团董事局主席）、田家炳（1919－，广东大埔人，著名慈善家、“人造革大王”、 香港田氏化工厂有限公司董事长）等。

二、“客商”建筑的思想形态

“客商”们事业发达后，大都要在家乡建造一个大屋子，要不就修缮祖屋。为此，不惜花费巨资，近代“客商”更是如此。一个屋子建造花费几十万大洋甚或百多万，建筑工期几年甚至十几年。福建永定的中川村、广东梅县的新联村、侨乡村等，整个就是“客商”建筑群落。这些房屋建筑富丽堂皇、雄伟壮观，是粤闽赣交界客居山区最具魅力的人文景观之一。就建筑规模和建筑艺术而言，“客商”建筑丝毫不亚于晋商建筑和徽商建筑，就文化意义和时代色彩而言，“客商”建筑超过它们。“客商”建筑以其神奇的聚落环境、特有的空间形式、绝妙的防卫系统、巧夺天工的建造技术和深邃的生态文化，令世界瞩目。目前，有几处“客商”建筑已经成为公认的世界建筑的经典之作。十几处“客商”建筑被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振成楼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近代以前，客居地区的名宅大院大都是官员建的。近代以后，富丽堂皇的大屋子基本上是“客商”建的。因为“客商”已经成为这个时代客家人最优秀的代表。[2]p232-233

“建筑是凝固的音乐”。从艺术角度，具体地讲：建筑是一种以形式为主的造型艺术。但建筑不纯粹是一种艺术体，也是一种文化体、实用体。从文化角度的讲：建筑是生存与发展理念的反映，是时代精神的体现；从应用的角度讲，建筑是有效空间的开发。

“客商”们建造壮观宏伟的大屋，在思想意识上，同晋商和徽商有所不同。概括起来，“客商”建筑的思想形态有以下六个方面：

1、传统理念的物化体现。首先，“崇先敬祖”是客家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客家人以中原名门后裔自居自豪，祖屋的堂号、堂联都标明郡望和祖先的德迹功业。客家居住建筑，上堂必是摆祖先牌位的地方。中国传统的“五世其昌”，出五代就立宗（周礼是立氏）。客家地区，五代内子孙没有出功名人物，其牌位就要从祠堂取出。客家人建造屋子，在家族史上等于另立基业，自己就是开基祖，即立宗立业。屋子是弘扬祖业的体现，其取名或是来自建造者名字或是来自建造者尊敬的祖先的名字或立德词言。“客商”四海为商，艰难创业，建造壮观漂亮的大屋，也许自己不住，为的是光宗耀祖。其次，广东民俗认为人生是“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不仅对自己有利，而且也是子孙后代兴旺发达的重要因素。客家人讲究风水，建房子必须请风水师认真看过，位置和朝向至关重要。客家居住建筑一般都是背山面水，因为“气，遇风则散，界水则止”，这是中国风水观的基本理念，另外，风水理念认为：山主人丁水主财。后山上种植松树（结子）和梓树，意愿子孙繁多、人丁兴旺；屋前的水，即要积，又要有活水来，一般是修大池塘，意愿来财积财。以前穷，没有能力搞好的风水，发迹后，一定要修个好风水，保佑自己和子孙兴旺发达。比如永定的振成楼、梅县的牛角屋和继善楼等被专家学者认为是中国风水观念的绝好体现。另外，“客商”们建屋修风水，也有不得已的原因。传统中国是“蔑商”的，商人的利益和发展在体制和文化中得不到保护和支持，进入近代以后，“客商”还要和洋人竞争，洋商不仅有本国政府的全力保护，而且清政府以及北洋政府都极力媚外。“客商”们面对复杂的环境，要竞争和发展，只能在玄学中求得冥冥之中的思想支持和精神动力。

2、财富转化与贮存。不管是海外开拓，还是国内奔波，“客商”的钱都是来之不易。因为贫穷而出外闯荡，发财后对财富很珍惜。当时的金融体系很简单很落后，没有财富的增值与保值机制。如果以银子的方式贮存，可能会被抢或偷。上个世纪之交，是中国最动荡最混乱的时代之一，军阀混战、土匪横行，金银是最不好保存的。尤其是海外“客商”，男丁基本在海外闯荡，老家就是老人和妇幼，金银财富的安全没法保障。财富贮藏的最好方式就是置不动产，买地和盖房子。“客商”建筑大而附带有林山和池塘，可以种植和养殖。而且客属地区大都是山区，土地不适宜于精耕细作，产出效益也不高，大面积置地意义不大。因此，盖屋子成为“客商”们发迹后转化与贮藏财富的基本选择。

3、安全保障。客家人迁徙，战乱是重要原因，而且定居的地方基本上是山区。粤闽赣交界山区是客家人聚居地，也是明清时期匪患最严重的区域。客家人建屋居住，既要防匪，又有无法避免的“土客之争”。仅清一代，两广地区 “土客之争”的武装械斗就有几百次，死亡一百多万人，曾一度使人口剧减。清咸丰年间，广东平兴县内“土客”械斗曾将城坪民居“夷为平地”。 清咸丰（1 8 5 4 年）至同治年问（1 8 6 7 年），在广东的开平、恩平一带发生了一起大规模的“土客大械斗”事件，惊动一时，破坏程度极大，死者达数十万人，田屋财产等毁坏更是无计。清政府为了平定械斗，曾一度“逐客”。刘坤一任两广总督时，曾设“土客永安局”以防“土客械斗”。这样的背景和生存环境，形成客家建筑带有明显甚至强烈的防御色彩和功能。从闽西的土楼到粤东的围龙屋、赣南的围楼和水板屋，客家的传统建筑都是封闭固守型的，多具完善的防御功能。其外墙厚一至二米，一二层不开窗，只要坚固的大门一关，屋子便成坚不可摧的堡垒。为防火攻，门上设有漏水漏沙装置，紧急时楼内居民还可从地下暗道逃出。屋内都有可供数月的粮食和水贮备。“客商”们是有钱的人，为了防止匪侵（抢劫、绑票等）和战乱，必须盖一个坚固的大屋子，保护家人和财产的安全。

4、教化作用。客家人“崇文重教”，“客商”们成功后，教育子孙成才是重大任务。当时的客居山区的学校教育不是很发达，家族和祠堂教育具有重要的地位。客家人是族聚的，屋子建好后，发人深省的楹联匾额，与楼共存的私塾学堂，教化育人的壁画彩绘，无不激荡着具有儒商素养的“客商”们“修身齐家”的理想和“止于至善”的追求。“客商”建筑门上的楼名、内外对联有明显的教育导向。比如广东梅县桥溪村的继善楼，楼名就是教育的导向，门联：“继志述事，善邻亲仁”，教育的内容非常明确；永定的振成楼的对联：“振作哪有闲时，少时壮时老年时，时时须努力；成名原非易事，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要关心”。上屋是摆祖宗牌位的地方，标示祖宗功业，也是家族重大活动的中心，时时教育子孙勤勉努力，光宗耀祖。屋内悬挂名流显要的字画，书写修身齐家的格言，处处教化子孙出人头地。还有墙上的壁画彩绘，讲的是忠孝故事、圣贤之道，让子孙在生活中潜移默化地接受。梅县桥溪村富丽堂皇的继善楼，外大门口两侧是方与园的两个鱼池，“无规矩不成方圆”，教育子孙人生第一关是懂规矩；二楼上堂两壁是镏金镌刻的《朱子家训》，一楼上堂名“友恭堂”，教育子孙们要团结友爱。

五、乡关情怀。乡关情怀是中国传统士子们的经典情怀。“落叶归根”，是大多数中国人的基本生存理念，这在客家人意识里最为深厚。客家人有二次葬俗，就是希望子孙后代能将自己的骨殖带回中原故里。“客商”们有的壮年发财，盖个好屋子，晚年生意交给子孙打理，自己会老家颐享天年。“客商”主要在海外开拓，乡关观念最为强烈。如果没有什么障碍，他们大都想回老家安渡晚年，因为战乱、政治没法回来的，骨殖也要让人带回埋在屋子的后面。[2]p235

三、“客商”建筑的人文特征

相对于晋商和徽商建筑，“客商”建筑的特色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中西合璧。“客商”们海外开拓，带回来的不仅是财富，也将西方文化文明带回中国落后的山区。这首先表现在建筑上，“客商”建筑大多数中西合璧，有的是客家传统格式中融入西方的理念和装饰，有的大胆的以西方的建筑格式融合客家传统。前者的代表是梅县的继善楼、大埔的光禄第；后者的代表是梅县的联芳楼和万秋楼。近代以前，客居地区的建筑基本上是传统的演化和发展，那时候的大宅建筑是官员建的，最多也就是将京华的宫苑、江淮的园林融进来；近代以后，“客商”带进来的是欧美的文化、近代工业文明，是世界发展的旋律和脚步，是开放的胸怀和视野、是挑战落后和封闭的号角！这些是在传统中国发展与消亡的晋商和徽商所没有的。这样的差别明显地反映在建筑上。虽然，商帮建筑在规模、豪华上差不多，但在文明的进程中，代表两种不同的形态和思想。密斯・凡・德・罗(Mies Van Der Rohe)认为：“建筑以空间形式体现出时代的精神，这种体现是生动、多变而新颖的。要赋予建筑以形式。只能是以今天，而不应是昨天的，也不应是明天的，只有这样的建筑才是创造性的”。[3] P 212 “客商”建筑是近现代中国先进的改革者上下探索融入世界发展的步伐的物化反映。“我们习惯于向前人看齐，而不习惯于超越前人。我们的木构建筑至少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的过程中，从形式到风格都只是单一的发展，没有发生过质的变化，可谓‘两千年一贯制’。而欧洲人的石构建筑，仅自古希腊罗马起，其风格上的更新换代至少在一打以上：古希腊风格、古罗马风格、拜占庭风格、哥特风格、巴洛克风格、浪漫主义风格、现代主义风格、‘后现代主义’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