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大学应该成为“精神圣地”

（本文为作者在贵州大学座谈会上的讲话，共五部分）

发掘本地教育资源

办教育，就得有教育理念，而教育理念是不能凭空产生的，需要吸取教育资源，我要说的就是到哪里去寻找教育资源的问题。通常的思路是到国外去寻找，例如五十年代学苏联，现在则是以美国教育为学、追的目标。地方上的学校就眼睛盯着全国的名校，北大、清华传统这些年是为大家所津津乐道的。这样的到异域与外地去寻找资源的努力，是必要的，对于相对闭塞的贵州尤其重要。当然，其中也有许多问题，例如将某一国（当年的苏联，今日的美国）的经验绝对化，就会产生很大问题，不过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我想说的是另一方面的教育资源，被严重忽视了的教育资源，这就是我们本地自身的教育资源。

这里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我们对过贵州的“落后”缺乏一个辩证的认识，把它绝对化了，好像我们已经穷得响叮当，一无所有，除了到处讨饭吃就别无出路了。其实“落后”与“先进”都不是绝对对立的，总体上的落后，并不等于就没有先进的资源。贵州是穷，但我们也有自己的“金娃娃”，看不到这一点，我们就会闹“抱着金娃娃讨饭吃”的笑话。我们贵州教育历史上就有两个“金娃娃”，而且都很大，全国、全世界都很重视，就是我们自己视而不见。一个是王阳明在修文办的书院，一个是抗战时期内迁到梅潭的浙江大学，这两次办学，都形成了传统，产生了很大影响，里面有很多宝贝，就看我们识不识宝，肯不肯下功夫挖掘。其实，就是贵州大学自身，它也是在抗战时期兴办的，与浙江大学这样的内迁学校一起，在贵州现代教育史上创造了非常辉煌的一页。建国以后的教育，尽管有许多失误，但也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六十年代我在安顺卫校、师范教书，现在回想起来，那时贵州的中等专业学校是办得不错的，培养出来的学生对贵州的卫生、教育事业起了很大作用，但不知为什么这些年中专都不办了，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发掘本地的教育资源不仅是扩大资源范围，或许有更大的意义。前几天我们在安顺讨论屯堡文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农村的改造与建设必须要有内在资源与内在动力，光靠外在力量的注入，是不可能持续并产生实质性的变革的。在我看来，教育改革也同样存在这样一个发掘内资源与内在动力的问题，而且这又关系着能否使我们的教育真正具有“贵州特色”，因而这是一个事关全局的问题，确实不可小看。

我的书院教育梦

就我个人而言，我最感兴趣的是王阳明的书院教育，这关涉我的一个梦。书院教育其实是中国教育的一个传统。这方面已有许多专家做了深入的研究。我关注的其实是一个实践问题，即这样的书院教育，对我们今天的大学教育，特别是研究生教育，是否有借鉴的意义与价值，我还想进一步做“书院式教育”的实验――这是我的一个教育梦想。

我之所以会做这样的梦，是因为感到现在的研究生教育出了问题，就想另寻教育资源作为参照与补充。我最强烈的感受，是现在的师生关系变了，越来越变成“老板”与“打工者”的关系，现在许多导师都被叫作“老板”，而且是名副其实的，据说现在当导师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有国家或省的项目，有项目经费，说穿了就是给学生开得出钱，其实理工科早就如此了，现在又推广到文科。师生关系变化背后是教育的变质，变成知识的买卖，也变成纯粹的知识的传授。这里没有了心灵的交流，思想的碰撞，人格的影响，性情的熏陶，精神的吸引与传递，在我看来，这就意味着教育本质的失落。而正是在这些方面，中国传统的书院教育是有明显的优势的。在我的理解与想象里，书院教育除了重视师生、同学之间的密切交往，用今天的话来说，即所谓的“零接触”；同时注重人与自然的感应。在人群的和谐与人和自然的和谐气氛下，人的生命就进入一个沉潜的状态，只有在这样的气氛与状态下，人才能尽情地享受读书之乐，切磋学问之乐，同时思考生命、宇宙、人生、人性、中国、世界、人类的大问题，以尽情享受思想之美，进入真正的教育与学术的境界。而这些又都是现代教育，特别是当下中国大学教育，研究生教育所匮缺的。我们的教育越来越急功近利，人们的心态越来越浮躁，这就意味着我们距离教育与学术越来越远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哪怕是部分地引入学院式的教育方式，有一个短暂的实验机会，让年轻学子体验一下教育与学术的真味，也是好的。――我们现在的教育实在太败坏胃口，令人憎恶了。我的梦想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可怜的愿望基础上的。

而在我的想象里，或许贵州是进行这样的书院式教育实验的好地方。这当然首先是因为贵州有王阳明书院传统，同时贵州独特的自然条件，作为一个“公园省”，它的气候、风光、环境，是最适合读书与切磋学问的。我特别看重的是它的闭塞――看起来这是一个缺陷，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它因此而与外界浮华世界保持一个距离，这样的距离其实正是教育与学术研究，特别是书院式教育所必需的。很多事情都要从两面看。比如，相对来说，贵州发展机会比较少，但也因此没有多少诱惑，认准一个目标，就可以心无旁骛地去做。贵州比较空闲，生活节奏慢，有的人因此而变得懒散，但对另外的人来说，这样的闲暇，正可以摆脱急功近利的心态，悠悠闲闲，从从容容，潇潇洒洒的做学问。贵州外界的信息比较少，这自然需要用加强对外交流来弥补，但外在的东西少，却又把人逼向自己的内心，开发内在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对悟性好的人，正好把自己的生命与学问引入深厚，因此我经常说，贵州是一个练“内功”的理想处所。我们这里所讲的“心无旁骛”、“悠闲从容”与“逼向内心”，都是书院的核心要素。是真正魅力所在。在这个意义上，贵州推行书院式教育实验，是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的。

讲到这里，突然想起，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我们当时在安顺有一个“民间思想村落”，就是一群朋友在一起读书、讨论、悠游――流连于大自然，更作精神的漫游，享受着“天高皇帝远”的自由。今天看来，这样的学习方式，就多少具备了书院教育的方因素。当时，我们所效仿的是毛泽东青年时代在湖南办自修大学的模式，而毛泽东的自修大学显然对中国传统的书院教育是有所借鉴的。――如此说来，我今天再做书院教育梦，其实是根源于我当年的贵州生活经验的。

为了使我的书院梦教育多少具有某种可实现性，我刚才在从安顺到贵阳来的路上，想了一个具体实施方案。不妨以暑期讲习班的形式，集中二、三十名学员，由一位（至多两三位）导师主持，师生朝夕相处一个月，导师讲学之外，主要是学生自己读书，师生共同讨论、诘难。更多的时间是海阔天空的神聊，作无所顾忌、无所不至的精神漫游，并在大自然中放荡纵情的神游，尽兴地享受“从夫子游”与“携弟子游”之乐，并通过写《游学记》等方式，将这样的从游之乐内敛为深层的思考与生命的感悟。我甚至具体设想，从游的学员，以研究生为主，可以吸收少量的高年级大学生与青年教师，还有给没有机会上大学，却有强烈学习愿望的社会青年，留下一定的名额。

“精神圣地”：地方综合大学的社会扩散影响与作用

我之所以主张办书院式讲习班要适当向社会青年开放，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关于地方大学的作用与功能的考虑，这可能更是一个不切实际，甚至是不合时宜的梦想。

还是从我的北大经验说起。几乎从在北大教书那天起，我就发现了一个极有意思的现象：每次上课，都有大批旁听生。后来读张中行先生的回忆文章，才知道这是北大的一个传统，即所谓“不该来上课的每课必到，应该来上课的却可以经常不到。”后者是因为北大崇尚自学，一些学生宁愿钻图书馆而不愿听他看来受益不大的课程；前者则是指“有些年轻人在沙滩一带流浪，没上学而同样愿意求学。还有些人，上了学而学校是不入流的，也愿意买硬席票而坐软席车，于是踊跃地来旁听。”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对这种旁听现象作了如下分析：“这样，北大就自然成了渴望求知而无缘入学的‘精神流浪汉’的‘圣地’，他们或者由此而登入精神的圣殿，或者不过一北大课堂作为精神的憩息地，稍事休整，又继续自己的精神流浪。在我看来，这正是北大及同类高等学府的特殊价值所在;而自由听课，对不注册的旁听生的宽容态度，更应该看作是北京大学教学制度，以至教育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对不拘一格造就人才，培养学校与社会学术、精神自由气氛所起的作用，是无形的，却又是难以估价的；它应该成为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学术、教育史的一个重要课题。”（参看拙作：《保留一块‘精神流浪汉’的‘圣地’》，文收《世纪末的沉思》）

而我感兴趣的，是这样一个现象：到九十年代末至新世纪初，当中国整个社会逐渐商业化，精神普遍失落，人们不再读书时，旁听生反而有增无减。退休以后，我在北大仅有的两次讲演，一次上课，就发现有的大量的“精神流浪汉”前来旁听，而且课后围着和我进行热烈的讨论，久久不肯离去的，也是他们。我完全可以感受到他们对精神的渴求，因而感动不已，同时也对北大学生的相对冷漠而感慨不已。后者涉及这些年中国教育的重大失误，需要另作专门讨论，前者却证实了我的一个信念：“人之为人，总是要有超越物质的精神追求――可以遮蔽于一时，这人的变动的生命中的永恒却不可能消解，并迟早要显示出自己的力量。”（参看拙作：《写在前面》，收《心灵的探寻》再版本）而且，在任何社会，大多数人会有趋同的倾向，但也总会有人作出逆向的选择;因此，当物质追求成为一种时尚时，就会出现与之对抗的精神的追求，以至痴迷。尽管是少数，但我们这样的人口大国，它的绝对量却相当可观。尤其他们聚集在一起，就会形成不可忽视的力量。问题是需要这样的一个可以满足他们精神需求的聚集地，北大由于它的自由、民主的思想学术传统，以及它所集中的丰厚的精神资源，而成为全国精神流浪汉聚集的“圣地”,这是可以理解的。据我的观察，现在的许多网站事实上正在逐渐成为这样的精神流浪汉的聚集地，一个自由交流与相互支撑的精神园地。其对又追求的年轻人（他们正是民族与未来的希望）的健康成长，对思想文化学术自由空间的开拓与社会风尚的变化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我想讨论的是大学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蔡元培提出了一个重要原则：“教育指导社会，而非追逐社会。”我理解这包含两个侧面的意思：一是大学应该与社会现状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与距离，不趋时，不唯上，坚守自身的独立性，至少大学的一部分教授与学者应该自觉处于社会与学术的边缘位置，以保持思想与研究的超越性、彻底性、以及本质上的批判性；另一方面，大学又应该关注现实，积极参与社会变革，对社会发挥自己的发射性影响。坚守前者，大学就能起到社会清醒剂、净化剂的作用；坚守后者，大学就自然成为社会变革的精神推动力。我们说，大学应该成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精神“圣地”，就包含了这两个方面的意义。

我知道在今天的中国与学界来谈这些，近乎痴人说梦，因为现实的中国大学，一方面早已以追逐时髦为荣，已经彻底的世俗化与工具化，成了政治与商业时尚的双重俘虏，没有任何独立性可言；另一方面，却对现实与社会变革采取惊人的漠视态度，批潘精神与实践精神的缺失，使大学放弃了对社会的承担。或许正是不满意于这样的现状，我们才要在这里说梦话。我曾经说过，“一个民族的年轻人，如果连梦也不能做，恐怕就太可悲也太危险了”，因为“一个民族，特别是处于政治与经济双重困惑中的民族，是需要相对超越的一方净土的。”教育就其本质而言，是具有某种乌托邦性的；学校，也包括大学，本应该成为年轻人的梦乡。现在大学放弃了梦的功能，我们就来说说关于大学的梦话吧。

还是拉回到我要说的主题上：如前所说，即使在这个商业化，功利化的社会，也还有绝对量并不小的一些人，特别是年轻人，有着强烈的对精神的渴求；刚才我们又强调为社会提供精神资源，是大学的基本功能，那么我们自然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大学，至少说国家与地区的重点大学，应该成为一个国家、地区的精神中心，或者说精神基地也可以。这就是说，我们不仅要有北京大学这样的年轻人向往的“精神圣地”，而且各省、各地区也都应该有自己的“精神圣地”。不知道诸位有没有想过，或者说，诸位有没有这样的雄心壮志，要使贵州大学成为贵州的有精神追求的年轻人所向往的“精神圣地”？――就在我们贵州，明代的阳明书院，抗战时期的浙江大学都是这样的“精神圣地”，我们为什么不能继承这样的传统呢？贵州大学是贵州省的最高学府，而且是一个综合性的大学。更是条件、有责任发挥这样的精神中心或基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