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东：中国大学精神的演变

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谈谈大学精神的演变。

中国产生现代大学已经100多年了。清末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出现了第一批新式学堂，新政中废除科举，建立现代学制，中国兴办了更多的大学。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大学精神发生过怎样的变化？也是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一

这一个世纪，可以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是民国，到1949年为止，后一部分是共和国，从50年代到现在。

前一部分，又可分为两小段，北洋时期是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草创期，大学精神的形成期，大学数量不多，规模不大，但起点很高。当时的基本格局是公立、私立、教会三足鼎立。把中国大学带到高起点上第一个教育家，就是蔡元培。

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间不到三年，但一直影响到今天。他主张的兼容并包，网罗百家，大学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到现在还是我们的愿景。他对大学的定位是：“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今天也不过时。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不但网罗了陈独秀、胡适这样的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也网罗了辜鸿铭这样的文化保守主义的高人。梁漱溟没有大学学历，只有中学学历，但他发表了一篇论文《究元决疑论》显示了学术水平，蔡校长就请北大教印度哲学。

蔡先生为什么能够站得高，成为开中国大学风气之先的人物？他有四个条件，第一，他是清末进士，是深通传统文化的学者。第二，他是革命元勋，光复会创始人，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第三，他是先当教育总长，后当北大校长。第四，他留学德国法国。留学德国很重要。当时世界高等教育最先进的不是美国，而是德国。19世纪，德国不但产生洪堡这样伟大的教育家，同时也出现威廉三世这样的君主，他提出了这样的理念：“大学是科学工作者无所不包的广阔天地，科学无禁区，科学无权威，科学自由。”帝政时代的德给大学充分的财政经费，保证教授有很好的生活待遇，但绝不干预大学的自我管理和学术自由。直到希特勒上台以前，德国的大学水平是最高的，诺贝尔获奖者是最多的。希特勒上台以后，迫害犹太人，犹太知识精英大批流亡，流亡到七十多个国家，美国的民间社会很发达，收留其中的四分之一，美国给他们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天地，使他们有机会成为原子弹之父、氢弹之父、电子计算机之父，把美国的大学推上了世界领先水平，从而保持国家的领先地位。所以，李工真说，德国模式是国兴科教，美国模式是科教兴国。

北洋时期是武夫当国，领导人像走马灯一样，你上我下，政局很不稳定，民生无保障。但主政者对教育、对思想文化基本上不控制，不干预。蔡元培怎么办学，不需要请示谁。

1926年北京发生的三一八惨案，本来是国共两党发动的政治抗议活动，但政府卫队打死了请愿的学生，段祺瑞还是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处罚了凶手，从此终生食素，表示忏悔。

1928年以后，进入国民党统治时代。蒋介石比北洋军阀强势，他主张以党治国，国民党政府主张党化教育。但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对大学的控制是有限的。要求大学开设党义课，讲三民主义，大学并不认真对待。当时大学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大学的校长、教授在政府面前，没有失去尊严，放弃独立。蒋介石派罗家伦当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留学归来，比较强势，要在学校实行军训，遭到抵制，只好走人。后来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是教育家，他对大学有一个著名的概括，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非大楼之谓也。他尊重教授。清华大学他主政时间最长，成就最高。

西南联大时期，冯友兰曾代表西南联大校方致教育部陈立夫部长一封信，很能说明当时大学和政府的关系：

敬悉部中对于大学应设课程及考核学生成绩方法均有详细规定、其各课程亦须呈部核示。部中重视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厌其详，但准此以往则大学将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同人不敏，窃有未喻。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所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唯其如此，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如牛津、剑桥即在同一大学之中，其各学院之内容亦大不相同，彼岂不能令其整齐划一，知其不可亦不必也。今教部对于各大学束缚驰骤，有见于齐无见于畸，此同人所未喻者一也。教部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关，教部可视大学研究教学之成绩，以为赏罚殿最。但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律以孙中山先生权、能分立之说，则教育部为有权者，大学为有能者，权、能分职，事乃以治。今教育部之设施，将使权能不分，责任不明，此同人所未喻者二也。教育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若大学内部甚至一课程之兴废亦须听命教部，则必将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而坚其心志，此同人所未喻者三也。师严而后道尊，亦可谓道尊而后师严。今教授所授之课程，必经教部之指定，其课程之内容亦须经教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之一科员不若。在教授固已不能自展其才，在学生尤启轻视教授之念，于部中提倡导师制之意适为相反。此同人所未喻者四也。教部今日之员司多为昨日之教授，在学校则一筹不准其自展，在部中则忽然周智于万物，人非至圣，何能如此。此同人所未喻者五也。然全国公私立大学之程度不齐，教部训令或系专为比较落后之大学而发，欲为之树一标准，以便策其上进，别有苦心，亦可共谅，若果如此，可否由校呈请将本校作为第某号等训令之例外。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多年，纵不敢谓为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

冯友兰的信写得比较委婉，但独立精神还是跃然纸上。

从1928年到1949年，虽然中国经常处于战争状态，大学的教学环境经常受到冲击，甚至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教授的待遇也没有保障，像闻一多这样的名教授，为了养家糊口，还要刻图章挣钱。但这一时期大学的精神是独立的，向上的。一批大学的学术水平是很高的，出现了一代真正的学术宗师，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人文科学，奠基人差不多都产生于民国时代。民国时代不但有高水平的国立大学，还有高水平的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南开校长张伯苓，燕京校长司徒雷登，都是当之无愧的教育家。民国时代的大学精神至今令人向往。

二

后一部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六十多年，又可以分为三小段。

第一段是毛泽东执政的二十七年。前一半学苏联，后一半毛泽东自行实验。

建国初期，就开始院系调整。按照苏联模式，把所有的大学打乱重组。苏联模式的特点是专业教育，目的是迅速培养国家需要的各类专业技术人才，而不是人的全面发展。原来那些综合大学被拆散，变成文理学院、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财经学院等各种专门学院，专门学校。清华大学的中文系、历史系、外语系，本来都是拔尖的，被并到其它院校，清华成了单一的工科大学。蒋南翔的指导思想是又红又专，也有人归纳为听话出活。最近，杨继绳在资中筠自选集发布会上说，我和资大姐是校友，但你上的是清华大学，我上的是五道口工学院。因为资中筠在院系调整时毕业了，而杨继绳1960年代才入学。读了五年清华，没听说过陈寅恪，清华传统都被割断了。

院系调整使民国时代留下的一些一流大学大伤元气。至今不能恢复。国立、私立、教会三足鼎立的格局，也变成公立学校的一统天下。

思想改造运动，从最有名望的高级知识分子，到一般的教师学生，都要从头学习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放弃原来的世界观、方法论。毛泽东不但要做秦始皇，而且要做孔夫子，集政治领袖和思想文化领袖于一身，实现意识形态领域的全面专政。中国的现代社会人文科学，不论文、史、哲、经、政，都用毛泽东的观点统帅一切。有些学科，如社会学，干脆取消。经过批判胡适、批判胡风，特别是反右运动，一批有独立见解的教师、学生被打入另册，成为贱民，更多的人不敢再有独立的思想。治学的天地越来越窄。御用文人成为学者的成功之道。

毛泽东的教育思想自成一家。他的学历是中等师范，到北大当图书馆管理员受过气。他对以往大学传统有一种反抗情绪。他读书很多，但瞧不起书本知识。在战争年代，许多科班出身的军人，被他打败了。他说，读书越多越愚蠢。

中苏分裂以后，中国大学不再学苏联，成了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实验田。文革中，实验进一步升级，毛泽东号召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大学在文革初期停课闹革命。71、71年恢复招生。招收工农兵学员，当时的口号是上管改，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大学的领导层还有工宣队、军宣队。学工、学农、学军在课程中占很大比重。阶级斗争是大学的主课，参加政治运动压倒一切。

开始，招生时还想搞一点文化考试。张铁生事件把有限的文化考试也冲掉了。大学招生全靠推荐。最初还选拔了一些工农兵当中的先进模范人物，很快成为拉关系走后门的重灾区。

当然，毛泽东时代没有市场机制，没有金钱对学术研究的腐蚀。所以人们的思想比较单纯，不敢在学术研究上弄虚作假，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出了一些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合成牛胰岛素，发现青蒿素，都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当时，所有的大中专学毕业生都由国家包分配，毕业都是国家干部。学生也没有那么多后顾之忧，学习态度比较认真。老教授思想改造是真诚的，青年师生对于革命理想的信仰也是真诚的。

有一些校长保持传统的风骨和操守，举两个例子：

其一是马寅初，他是北大校长，民国时期的经济学家，五十年代提出新人口论，受到主流的批判，周恩来劝他检讨过关。他说：“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止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其二是人大校长吴玉章，教师谢韬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他把谢韬保到自己家院子里住了一年。后来不得已，谢韬才被关进监狱。当时周恩来对吴玉章很尊重。吴玉章和党委书记胡锡奎合不来，周恩来原来相中南京大学校长郭影秋接替习仲勋担任国务院秘书长。周就把郭影秋调到人大任党委书记接替胡锡奎。

毛泽东去世以后，他的教育思想实验难以为继。这就进入第二个阶段，从70年代末，中国高等教育开始拨乱反正，到80年代，中国大学精神出现了一次中兴。

中兴始于恢复高考。当时粉碎四人帮不到一年。１９７７年７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闭幕，邓小平官复原职，８月初就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武汉大学副教授查全性８月６日放了一炮，他说：“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键。目前这种招生办法，使大学生的质量得不到保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中小学质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问题。主要还是招生制度。现行招生制度有四大严重弊病：一，埋没人才。二，工农子弟很难上大学。贫下中农说：‘解放前上学靠钱，十七年上学靠分，十一年上学靠权。’三，败坏了社会风气，助长了不正之风，而且越演越烈。据我所知，今年招生还没有开始，但已经有人在请客送礼，走后门。四，严重影响了中小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现在，甚至连小学生都知道，上大学，不需文凭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现行招生制度必须大改，必须真正保证择优录取，打破现在的框框，不拘一格选人才。当前正是关键时刻。听说太原招生会，目前尚有可为，迫在眉睫。我呼吁，今年招生开始就要当机立断，下更大的决心，否则又是一二十万人的质量问题。新生质量无保证，77年教学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句空话。今年至少要采取一些过渡措施，应当建立全国统一的报考招生制度，应当体现以下精神：一，招生名额不要下到基层单位，至多分配到省市一级掌握。二，要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并要严防泄露试题。考试要从实际出发，重点考语文和数学，其次是物理，化学和外文可以暂时要求低一点。从语文和数学可以看出学生的文化程度和抽象思维能力。三，真正做到广大青年有机会报考和自愿选择专业。只要我们采取果断措施，大学新生质量就会大为改观，收到显着效果。要当机立断，只争朝夕，今年能办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办。”教育部长刘西尧说：“原来想今年文化程度要求达到高中毕业，名额分配到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