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有顺：大学人文教育的忧思

中国一直是重教育的大国

在座的各位可能都知道，在中国历史上，教育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比较完备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包括有着楷模意义的教育实践，其实早在两三千年前的周公、孔子那里，就已经出现。直至今日，中国也还是世界各国中最重教育的国家之一，尽管当下的一些教育体制已经扭曲，但在国人心中，教育仍然是每个家庭中的头等大事。钱穆说，“中国教育，实亦可谓是一种宗教事业。”这并不是夸大之词。因为在中国的文化体系中，并没有创立起一个有全民影响力的宗教，直到魏晋南北朝后，才有佛教从印度传入，而在世俗生活中，扮演教化人心之职责的，就是教育。特别是儒家，一直在教人如何做人，如何具有人之为人的品格、精神，这种以人文教之的传统，贯穿着一种人品观――所谓君子和小人，雅人和俗人，都是事关人品，也事关一个人的人生意义。由是观之，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的教育，确实具有一种宗教精神，它也传道，但不以来世或天国为旨归，而是希望在人世中实现理想，并以认识人生大道为最高目的。从人道知天道，从人文知自然，不偏重于一己之私，也不过度张扬某种专门之学，中国的传统教育，更多的是在培养全人、通人，使一个人有通才，具通识，并由此成大业、成大器，至终成为“大人”。

所以，中国以前的教育，并不重视学校和课程，而是重视老师是谁。所谓“经师易遇，人师难遭”，就是这个意思。何以在中国古代，除了官学之外，私人讲学、私人书院也极为盛行？就在于大家看重教师的学问和教师的为人，重身教、行教。像孔子，虽然到处讲学授徒，其实他并没有一所固定的学校，唐人钱起作诗说，“更怜弟子宜春服，花里寻师到杏坛”，我想，“杏坛”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地方吧，但这并不妨碍孔子施教；王阳明以各处的衙门为自己讲学的场所，也不影响他传道授业。只要有名师，就会应者云集，至于教育的形式，倒在其次了。所以，孔子死后，没有人在孔子讲学的地方修一所学校继续授课；朱熹死后，也没有人在武夷山或建阳兴办学校继续他的教育事业。名师一去，由他而起的教育事业也随之而去，可见，中国人重师道过于重知识，师道存，则教育存，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精华。

其实，即便到了现代，这种思想也还是被大家所推崇的。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聘请各种学派的人在北大授课，兼容并包，因为在他认为，“思想自由之通则，则大学之所以为大也”；梅贻琦任清华大学校长期间，也对大学下过一个著名定义：“大学者，非有大楼只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以思想的自由、以大师作为大学的灵魂，表明大学应以人为中心的，而不是盲目地比硬件，比环境，或者比学术文章的数量。梅贻琦说这话的时候，已经做了十年清华大学校长了，他是学物理的，留学美国，刚开始就职时，没有经验，所以他一直未能对大学作出一个恰当的定位，直到一九四一年，才有了上面这个经典的定义。确实，中国人尊重师道这一点，和西方人是有很大不同的。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但他的名言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和他不同的是，孟子则说，“乃我所愿，则学孔子。”一个重老师所传授的知识、真理，一个重以老师为楷模，传承其精神和人格。故《论语》既是孔子之学，也见孔子之为人。后来中国的教育越来越偏重于让学生学知识，学技能，局限于书本字面，轻师教、身教，同时为人师者，也失去了榜样的作用，甚至干出许多斯文扫地的事来，教育的面貌才开始呈现出一片乱象。

这个乱象，大家都有所目睹，也有所耳闻了。当然造成这一乱象的原因，并不能全由教师来承担，事实上，体制的问题，历史积弊的问题，社会风习的问题，以及整个国家的价值迷茫的问题，等等，都在混乱大学的方向。关于这些乱象，大学内部有很多争论，媒体上也有许多报道，一会说哪个大学生抢银行了，一会说哪个女学生被老师潜规则了，一会是申博点的黑幕，一会是大学校长抄袭，置身这些新闻当中，我越来越感到，现在的大学教育体制存在着致命的不足，大学教师这样的职业，也无什么光荣可言，而更像是失败主义者的象征。教师无力改变社会，甚至也无力改变一个学生的精神面貌。我们周而复始地在课堂上传授知识，但我们对学生如何在精神上成人，如何建立起自己的内心世界，其实漠不关心，也无从关心。教与学的割裂，老师和学生之间的距离，过度行政化对教育活力的伤害，机械的量化管理方式对学术差异的抹杀，等等――这些年来，暴露出来的问题越来越多，但应对的办法却很有限。但凡对中国大学教育的前景怀有责任感的，我想，都会对教育的现状有一种焦虑和痛苦，甚至有一种不知今夕何夕之感。

人文教育是一种基本教育

变革的诉求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了。尤其是近年来，关于大学教育的变革，呼声最高的，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人文教育，或者叫通识教育、通才教育，在英语世界，也叫自由教育。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大学不仅是学习专业知识的地方，而更应是培养人格、塑造精神、贯彻理想的地方。除了术业有专攻，学生也还需要接受人之为人的基本教育，以克服过度专业化所带来的精神缺失。因此，人文教育并非是什么艰深的教育内容，也非只针对文科的学生而言的，恰恰相反，它是对大学生所进行的共同教育、素质教育，是要普及一种基本的、常识性的经典阅读和文化情怀。

如果一所大学，只重视科学、技术和专业知识的学习，而遗忘了人文精神，用梁思成先生的话说，这就是“半个人的世界”。中国古人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是关乎事物、世界之变化的学问，人文则是精神的学问、生命的学问。只懂天文，不知人文，就不是“全人”，只是半个人而已，而真正的教育，应该是全人教育。人文教育、通识教育的提出，就是要把人塑造成全人、大人，而不是残缺的人。这种教育理念，以前大家并不是不知道，只是实践起来，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现在的大学，系与系之间的隔膜，学科与学科之间的不相往来，非常严重。不说文科、理科之间，就是文、史、哲这种血缘亲密的学科，也少有联系。好像学历史的人，就无须知道尼采；学哲学的人，也不必知道白话文运动。我们中文系的一些学生，根本不知道“虚一而静”是什么意思；而一些历史系的学生，也不知“此在”是指什么。专业越分越细，知识越来越偏僻，大家都只知道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别人所研究的，或者人类所共同的那些精神准则、核心价值，对很多人来说，日益陌生。这令我想起一九二五年清华大学设国学研究院之时，对于聘任导师所提出的要求，首先就是要求这个导师“通晓中国文化之全体”，而且还要求他对外国文化有相当的了解。确实，后来受聘清华大学的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这四大导师，都是通才、大师，所以，国学研究院只办了四年，却培养出了一大批文史方面的人才，这不能不说和这几位导师的通才、通识有关。

事实上，那时的名师，可谓多是通识为本、专识为末的，像朱光潜，既讲授文艺心理学，也讲授雪莱、济慈等人的诗歌；像冯至，既讲授《浮士德》，也研究杜甫；像汤用彤，更是我所钦佩的大学者，既讲授魏晋玄学，也讲印度哲学和英国哲学，很多的课，他甚至都用英文讲；而章太炎、刘师培这些人，更是无所不通；即便像弘一法师，出家前，也是音乐、绘画、篆刻、书法、戏剧，无一不精的。现在的境况，就大不如前了，不仅不太有这样的通才，现在的教育制度也不鼓励、起用这样的通才，即便同一个文学学科，古典文学和现当代文学之间，也是壁垒分明的，能够打通二者间联系的人，几乎没有。知识之间的界限、学科之间的界限，无比森严，导致专家无数，但真正通达之人，少之又少。所以，现在的专家，也越来越不受尊重了，因为就他们的那点知识，以及那种狭窄的视野，确实是让人尊敬不起来。

强调人文教育、通识教育，就是为了强调人与人之间，在专业的不同之外，还有共同的东西，这些共同的东西，就是文明史中的经典和人类精神中那些永恒不变的价值。尤其是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变化几乎是一切人所信仰的价值，人文教育是要提醒大学生，这个世界还有不变的东西，还有常温常新的价值――对每一个本科学生进行这种核心教育，能帮助他们在精神上建立起健全的视野，并由此接通一个人和过往文明之间的血脉。它对人类精神谱系的重建，对僵化的知识灌输的拒斥，以及把受教育者看作是一个活泼的生命体的思想，是要还原教育以人为本的面貌。这一两年，我们中山大学就进行了通识教育的改革，为新生开设新的“通识教育共同核心课”，分中国文明、全球视野、科技・经济・社会、人文基础与经典阅读四大类，学生须在每大类里必修四个学分，本科前两年完成十六个学分。其中，经典阅读将是中大通识课程的重点。此外，中大还同时设立博雅学院，首批三十位新生将不属于任何院系，而是通过四年不分学科的完整的博雅教育，修读古汉语、古希腊语、拉丁语、英语、中国文明、西方文明等课程，培养他们向学问家的方向发展。中大通识课程改革的设计者是甘阳教授，他多年来热心于通识教育的推广和改革，这次由他总策划的中大通识教育改革，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值得期许。

事实上，关于我国大学生的素质教育、人文教育的重要性，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提出来了，现在很多大学都有这方面的共识，也在大学人文教育方面，作了很多探索，但效果一般。一方面，课程的设置可能还有待完善，更重要的方面，可能还是缺乏能将这些课程上好的老师。没有好的老师，学生的上课热情就会大打折扣，一些概论性的、通史性的课程，最终又是落到混学分的境地之中。这样的状况是让人忧心的。

大学的兴起关乎大国的兴起

大学是培育人才的地方，它所培育出来的人才，其精神强度如何，知识的创新能力如何，将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命运。据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的研究，大学的兴衰，将直接关乎一个国家的兴衰。所谓大国，必须要有好的大学，没有一流的大学，大国梦是难以实现的。以历史上的情形看，哪里有一流的大学兴起，这些大学所在的国家就有可能成为一流的国家。西方的大学，最早是出现在意大利半岛上，大概是在公元一一ＯＯ年左右，大学一出现，意大利很快就出现了文艺复兴――它甚至引领了整个西方的精神复兴。另外，最早的资本主义经济也在意大利率先兴起。十三、十四世纪之后，英国也兴起了大学，特别是有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之后，英国开始工业革命，政治、军事和经济上都开始引领世界。十九世纪之后，研究型大学开始在德国兴起，德国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领先国家，在很长的时间里，德国都保持着全世界最好的经济增长率，这有点像现在的中国。后来，这些办学理念传到了美国，美国出现了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大学之后，国力和经济都迅猛发展，到现在，美国都还是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中心，也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大学的兴起带来大国的兴起，这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我们不能轻忽。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大学起源于京师大学堂，它是北京大学的前身，而北京大学的创办，是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一个标志，它本身就是维新变法的产物，正如日本著名的东京大学的兴办，也是明治维新的产物一样。可见，大学的兴起，也改变了我们这些亚洲国家的面貌。

中国正在高速发展的途中，要想在国力和影响力上有根本的提升，光卖中国制造的物质产品到世界各地去，是远远不够的，物质中国的形象，甚至会抑制别国人对中国的想象――他们会以为中国只会生产物质，而没有自己的精神世界。因此，我们需要建设更多世界一流的大学，才能把中国的强国梦变得更具内涵。在电影《天下无贼》中，葛优说了一句有名的话，“二十一世纪什么最重要？人才！”可是近年来，我们国家的人才环境和人才战略是有隐忧的。据中国社科院在《二ＯＯ七年全球政治与安全》一书中说，中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在世界上居于首位。据《人才战争》作者王辉耀透露，“去年的数据显示，归国留学人员只有三十九万，滞留在海外的留学生已经超过百万，无论数量还是比例都是世界罕见。”甚至还有人说，回来的都是没什么大才的，真正有大才的人都留在外面了，真实情况未必如此，但这话也说出了一些严峻的事实。而据美国国安部前段公布的二ＯＯ八年移民报告显示，仅二ＯＯ八年加入美国国籍的中国大陆移民就有四万，另外还有八万人获得美国绿卡。我想，这些数字中，很多也都是优秀人才，他们留在海外发展，虽然是个人选择，但终归是一件令人惋惜的事情。现在，全世界都有共识，国家之间的较量，关键是人才的较量，有了人才，你才有创新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