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民国教育的花开花落

教育是什么？在今天一般中国人眼中，其实“教育”只被理解成一个字：只有“教”，没有“育”。“育”是什么？我们可以联想到孕育、哺育、养育……，都跟生命有关。如果我们把这个“育”当成“教育”的重心，就可以想到“教育”从来都不是一个结果，“教育”是一个过程，是一个生命展开的过程，就像一棵树，从一粒种子到参天大树，这是一个过程，而不仅仅是结果。如果你只看到结果，那不是教育。所以，当我们理解“教育”这个词的时候，只把重心放在前面那个字，那就是注重结果的教育；而事实上，教育是一个开放的过程，它永远都不会有结果，它永远面朝未来，不会结束。

刚才，张文质先生说到一句话，让我很感动。他说，生命化教育课题追求的不是成功。太美好了，在这个时代，要是有一个人能够立定心志说出这句话――他做一件事，不是为了成功；而是为了一个过程。我觉得，这就是这个时代最大的成功。“成功”这个词在中国已经被异化了，成为“摇头丸”，每个人心目中的成功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个“慢”字，“慢”是一个过程，“慢”是对过程的肯定，“慢”是一种开放的姿态，“慢”是对生命的一种尊重。

我对教育的理解仅仅站在一个普通人的理解上，我是研究历史的，我所懂的仅是历史，但我关心中国的今天，也关心中国的未来。所有正处于当下的中国人都知道，我们正处于一个巨大的转型当中，这次转型将以什么方式展开，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是与教育有关的。一个国家的教育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个国家的文明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或者说，普通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中学、小学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准，这个国家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准。

19世纪，德国打败法国，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德意志民族的崛起，在小学老师的讲台上就决定了。”一百多年后，当中国的学者来到德国的一个边缘小镇，看到十九世纪的德国教学挂图：世界地图。一个德国小学生就知道万里长城是什么样的，就知道世界七大洲，知道基本的科学常识。他们还看到了当时保存下来的完整的化学、物理、生物实验室。看到这些之后，我们就知道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

我在关注民国历史的时候，刚开始主要关注大学，只有大学才能决定一个民族的文明高度，所以我们把过多的目光集中在北大、清华、西南联大这些顶尖的大学，我们会特别向往、羡慕那些学术大师们，向往那个时代学术自由的空气。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我越会发现，比大学更重要的是中学，比中学更重要的是小学。我想起一百年前蔡元培当中华民国教育总长的时候，和教育次长范源濂的争论。范源濂说，小学最重要，如果没有好的小学，就不会有好的中学；没有好的中学，就没有好的大学。而蔡元培的意见正好相反，他说没有好的大学，中学的师资从哪里来？没有好的中学，小学的师资从哪里来？因此要先办好大学。这也许可以看成是一个循环的问题，但是今天回过头来看，“小学比大学更重要”，应该是没有问题了，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接受大学教育，而所有的人几乎都要接受小学教育。所以，我说了一句话：小学课本，尤其是小学语文课本，代表着一个民族文明的底线。这句话曾经被媒体广泛引用。为什么说是“底线”？如果说，我们的文明高度是由最顶尖的知识分子决定的，那么在底线的意义上，一个民族整体的文明水准则是由所有的中国人决定的。所有的中国人受到一个什么样的小学教育，这个民族基本上就是什么样子。

我记得中国社科院前副院长李慎之先生，他是1923年生人，在民国受的教育，他印象最深的不是大学，而是小学和初中，其中印象最深的课，不是数学，不是语文，而是公民课。他说当时读的那套书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复兴公民教科书》，他推算那个时代和他读过同一套教科书的人大概有几百万――那个时候的教育还没有普及。所以，他就有一个感想：这些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受小学、中学教育的人，到了五十年代初，也就是建国初期的时候，正好是社会的主力，而那个时候社会风气相对较好，如果说还做不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话，大致已经接近了。有些人认为那个时候的社会风气好，是政治原因，是改朝换代造成的的，但是李慎之说是教育造成的，因为这些人――社会的主力人口小时候受过公民教育。

那么再回想，从孔夫子以来的教育实际上是比较单一的经典教育，这种经典教育只是提供了一个维度的教育。我不说这种教育不好，它也有它的优越性，它也包含了人类教育中的重要环节――人文教育：四书五经，经典阅读，加上诗词歌赋，每个人从小就受到伦理的、审美的熏陶，但是几千年走下来，到了清朝1905年，废除科举制的那一年，2000年来的中国只是在原地踏步，一直只有这种单一化的经典教育或者说人文教育模式，已经跟不上世界的脚步了。当时整个世界的教育，正是我们今天普遍接受的欧美教育，这套教育是从希腊发源出来的，它的核心是“科学教育”，但也不排斥以文史哲为核心的人文教育，同时又加上了公民教育。所以，我理解的现代教育实际上是三大板块，人文教育、科学教育和公民教育。

在我们当代的教育当中，其实只剩下了单一的科学教育，既没有我们古老的――有2000年传统的人文教育，也没有――曾在民国有过几十年历史的――公民教育。我们只有从西方传过来，又根据自己意识形态需要改造过的科学教育，所以我们常会觉得我们的教育在追求“快”，为什么？因为“科学”是讲究效率的，人文教育是“慢”的，是讲生命的。人文教育单一化，不好，所以我们要把科学教育引进来，但是当我们把教育带上单一的科学教育轨道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发现，这样的教育也是大有问题的。

这就回到我们教育的核心：什么是教育？教育的最终价值是什么？这些问题我也想过很多年，但至今没有想得特别明白。我粗浅的理解是，我们的教育，提供的是“常人”教育、“常态”教育，而不是“天才”教育、“非常态”教育。学校只担负一个使命，培养普通人；不担负培养“天才”、“超人”的责任。学校并不担负培养弗洛依德、爱因斯坦的责任……不是为培养科学天才，也不是培养文学家、艺术家而存在的，贝多芬、莫扎特是学校能教出来的吗？他们本身就是天赋异能，天才不是靠学校教育提供的，他在任何环境下都可能通过自己的方式脱颖而出――当然，学校会给他提供一些契机。爱因斯坦也需要读大学，但他一直到大学毕业，他的物理学成绩都并不特别出色，但这并不影响他成为几百年来最伟大的物理学家。

学校只担负一个责任，就是让一个普通人成为在精神上健全的人，成为文明社会的正常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校教育就是应该以人为本的，而且应该以普通人为本的，尤其是基础教育。中小学教育，根本不需要设定一个目标，需要教出多少出类拔萃的人。学校教育，其实提供的是一条中间线的教育，它不是按照智商最高的人的标准设立的，而是按照普通人的智商设立的，所以，学校教育中，快乐是一个重要的元素，它应该成为学生――同时更加重要的是――成为老师快乐的过程。今天，恰恰相反，老师不快乐，学生更不快乐。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过去对教育的主体有很多的分歧，但是我思来想去，其实老师和学生都是主体。如果老师不快乐，这个教育过程的展开就会带上很多阴影。所以，我想到一个词：尊严。如果一个时代的老师，尤其是基础教育的老师，在社会上的地位不是较高的，不能受到社会的尊重，他的生命的尊严不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满足，我们的教育基本上就失败了。何为师道尊严？就是老师在这个社会受到普遍尊重的那种尊严，如果连这个都没有，这个时代的教育――哪怕它出了很多高分的学生――也是失败的。

很多时候，那些衡量指标都是不可量化的。现在来理解民国的教育，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有战乱，有动荡，但是它的教育是相对成功的，因为那个时代教师得到了尊重，学校得到了尊重。那个时代的学校，大部分――我们不能说全部――都是由教育家来办的，而不是由行政人员来办的。那个时候，北大校长这个位置和教育部长之间可以是来来回回的，蒋梦麟当过教育部长，也多次当过北大校长，但他不认为当了部长，再当校长有什么不好。蔡元培也当过教育总长，然后再去当北大校长。他们并不觉得校长和部长之间有巨大的落差，反而觉得北大校长这个位置可能更体面，北大校长，在他们心目中不是一个行政职务，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教育家所担负的岗位。

我想到几个人。张伯苓，大家都知道他是南开大学的校长，但我更愿意说他是南开中学的校长。事实上，张伯苓办得最成功的学校可能还不是天津的南开学校，而是抗战烽火中的重庆南开中学。林砺儒，他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校长，后来做了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长，1949年以后做了教育部的副部长。我倒觉得他不应该去做副部长，他最适合的岗位是做校长，而不是部长。经亨颐，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创办过春晖中学。还有赵君达、高凤山、周厚枢……后面这几个人现在都不大有名了，已经被人们给忘了，但是在他们学生的眼中曾经都是耀眼的明星，曾经是太阳，正是在他们手里，天津耀华中学、北京汇文中学、扬州中学，这些学校都是当时中国最好的中学。这样的人，在民国的时候，每个地方都有一批，正是他们大大小小的教育家办出了一批很有魅力、很有影响的中小学。所以，我说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很大程度是由中小学所决定，而这些教育家就是这些学校后面的灵魂人物，他们不仅是掌舵的人，没有他们，学校就没有灵魂。

我在看民国教育的史料时，特别想到几点。第一，那个时代，教育的每一个阶段都是自成体系、自成脉络的，具有独立的价值和地位，小学就是小学，中学就是中学。一个人可以以终身做小学老师来作为他的理想追求，把自己的角色尽最大可能的扮演得尽善尽美；一个人也可以把中学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来追求，而不仅仅作为一个职业来看待。整个国家、整个社会也是如此看的。

但在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中小学在现有的教育体系中，实际上是没有任何地位的！不知道诸位是否同意，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今天教育体系的设置是按照升学的体制来的――小学是为了升初中而存在的，初中是为了升高中而存在的，高中是为了升大学而存在的。所以，中学、小学并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它只是这个“升学”流水线上的环节。决定一个老师，决定一个校长，决定一所学校的（地位）是看你为更高一级的学校输送了多少高分的学生。这是唯一的一个指标，你自己的学校办得好不好都不要紧的。

民国时代也有“高考”，或者是一所大学单独招生，或者是联合招生，但并不影响小学、初中、高中都自成体系。如果教育的每个阶段的独立性不解决，每个人都会累死在这条“跑道”上。你不就在那里跑嘛，从小学一直到跑到高中，而且你都是为别人在跑，而不是为自己，因为所有的目标都特别的确定，每个老师和学生都为此而着急。这样，就把教育过程中的乐趣，那些美好的东西，全都消解掉了。要还原教育本身，其实就是在接受教育或获得教育的过程中，获得最美好的东西，获得精神上的最大快乐，而不是在那里“跑步”，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说“慢”，“慢”就是享受这个过程。

我想起一个故事。在苏州工业园区，那里有一家美籍华人开的企业。这个企业的食堂门口有一片草坪，要进入这个食堂，必须要绕一圈才可以。但是，员工都不愿意，他们就在草坪当中走出一条路，一条最短、最快的路。其实，这是人的天性，要走捷径嘛。这个老板有点与众不同，他后来琢磨出一个办法，他在草坪中间种了一棵树，恰好挡住了那个捷径。然后他告诉员工，在我这个公司，倡导不走捷径，用一棵树作为标志。他倡导的正是一种“慢”的观念。在一个人人都求快、走捷径的时代，求慢就是一种理想。

我们今天看民国教育，会有很多看点。刚才讲的就是其中的一个看点：教育的独立性。另一个就是，它是人的教育，它把人当人。有一个在台湾影响非常大的知识分子，叫殷海光，是金岳霖的弟子。我到台湾参观殷海光的故居，走进去看到的第一条他手写的格言，当时印象特别深。由于他是研究逻辑学、伦理学的，因此就更加关注基本性的问题，他说：“自由的伦理基础是把人当人”。我想把这句话借过来说：教育的哲学基础是什么？把人当人。

“把人当人”，不是说我们现在不把人当人，而是说我们现在更多的是把人当成工具。事实上，我们现在的教育设计更多的是把人工具化，因为学校要求学生在考试中胜出，要他成为考试的机器，整个设计的目的是为了考试而存在的，而不是为了教他成为一个人而存在的。这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当所有人都往一个方向去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