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衡量一间学校的三个标准

我们评论一间学校，仍有第三标准，(编者 [注： 刘国强] 按钱先生在本文前面所称的另两个标准：第一个标准是物质上的，包括建筑和设施，第二个标准是学校拥有多少教授，开设多少科程，及学生在学业上的成就如何，此处不录。)这就是我们校歌里所唱的「新亚精神」。所谓精神，这标准则更是难说了。

如何叫做新亚精神？让我从浅显易明处说去。犹记我们第一校舍落成，损助我们建筑的某基金会适有人来参观，他表示很满意。我问他满意在那里？他说：「他知道香港房租贵；但你们的校舍全不在此着想，不仅无教授宿舍，连学校办公室地位也很小，而图书馆和课室却大。」我想：这也就我们的新亚精神了。精神，本应能随处流露，也可流露在建筑方面的。

去年有一位哈佛燕京社的先生来看我们研究所，我说：「我们的研究室太小了。」但他说：「我们的更小呀！」这是确实的，我去哈佛时确看到他们的导师室并不比我们的大。

我们学校建筑占地面积虽小；但拿我们的图书馆和教授研究室来讲，在整所建筑中，比例实在不小，也可说很大了。因此，只从我们的校门看，也可看出一部分新亚精神来。

诸位了解得此意义，便知学问之困难处，而那些困难，则待诸位自己去克服。从前有一故事说，仙人吕洞宾，能点铁成金，他遇到一乞丐，把一块泥土用手指一点成了金，给那乞丐，但乞丐不要那金，却要吕洞宾那手指。诸位来学校，学校所能尽的责任，则只在传授知识和训练技能上，那些知能，纵有价值，也仅像一块块黄金。什么是能点铁成金的那手指呢？诸位当知，诸位之自身，诸位自己所修养锻练出的诸位之品格，才是那点铁成金的手指呀！

当我们第一校舍落成，曾有一位日本京都大学的前任校长来参观，他说新亚很有些处像京都。我不知道他说那句话时在那一方面欣赏着我们，而把新亚和京都比。无论从历史上从现实上像是无可相比。我想：那位校长所欣赏于我们的，也即是一种我们的精神流露罢。

但何谓精神，仍难讲，我将改说是一种气象罢。诸位学哲学文学的，都知道宋代大儒喜欢讲气象。我想艺术系的同学们，也该知道这气象二字。我从前在北平时，北大的气象是这样，清华的是那样，燕京的又是另一样。一校有一校的气象，常在学生们身上显露出：因教授可以同时在几间学府里兼课，就很难在他们身上显露出某一间大学的气象来，常从学生身上则很易见。每间大学各有其特殊的气氛，即如美国哈佛与耶鲁不同，英国牛津也与剑桥不同。衡量一间学校，能注意到他们的特有气象，那是更不易了。其实，学校气象主要还从学生身上见。学生在不同的学校，会有他们不同的风度和格调。如说：读书人有读书人的风度和格调，商人和官僚也有商人和官僚之风度和格调，军人艺术家各有他们各自的风度和格调；同样，作为一个大学生，他亦该有大学生的风度和格调，然后才有风度和格调上之不同处。以前在内地，一个青年跑进大学，尤其是进了那些有名的大学，他自会觉得他走进了另外一个新天地。他所接触到的都是新；不到一年两年，在不知不觉间他自会具有一个大学生的风度与格调。可是，在今天此地，我实在没有见过真正具有某种风度与格调的大学生。老实说：在殖民地统治下的大学教育，也不容易培养出我所谓的有风度格调的大学生。诸位有机会到外国去，便知道我此刻所说的真确性。

现在我再说要拿教授水平和课程内容来衡量一间大学，已是困难了；若要把大学生的风度和格调来衡量，那便更困难。新亚在此方面，也实在最可抱惭。从此一标准来讲，我觉我们新亚还不像是一间大学呀！。

诸位或要问： 所谓大学生的气象和格调究是怎样来的呢？我想有两点可以说：一是每一个大学生应有一个人生理想。一个青年跑进大学，至少应培养出他个人的一个人生理想来；如他到大学里面的教授们有哲学家有科学家，总会引起他一番羡慕向往之心；这就把他的人生理想提高了。至于他在课程方面所接触到的种种人生境界，那自然更广大高深。诸位来此就学，注册上课，所接触的只是些课程和分数单；可能对一位教授学问人格上的高低深o一切莫名其妙。如此般的影像，怎会提起理想接触到新境界？

我曾屡次告诉诸位：诸位来学校不可只重文凭和学分；要紧的是：能有一个人生理想，一番人生向往。一个宗教徒，他懂得向往天堂和上帝；你且问他天堂的情况，上帝的高矮肥瘦究怎样？ 他自然不知道--但他总有了这一番向往。我上面说我们要有人生理想，这也并非有具体内容可说；只要有此一向往，有此一想象，就是了。倘若一个人真能具有了如此的向往和想象，他的气象自会不同，他的格调也自会不同；接着第二步他的待人接物的态度也会因此而不同了。

我幼年曾在一中学读书，有一位体操先生，他给我印象很深。他是一日本留学生，有一天，我们上体操课，他跑到操场后说：「你们真不象样。」跟着他说起他在日本时，曾听人说：「有一位大将临出军前检阅军队，那位大将一跑到检阅场，便说：『这样的军队不行，出去定会打败仗。』他退下，号召部属，叮咛教诫；过了几天，再去检阅：这一次，他满意了，他说：『象样了可以临阵打仗了。』」我常觉得走进我们新亚似乎缺了些什么似的，我虽说不出来，但也可说在精神方面，在气象方面，总有些不够。诸位若是信教的，当你走进一所教堂，自会觉得和教堂外面有不同。进到一所理想的大学，简单说： 也该有些和外边不同才是。

我们又常说要中国文化；究竟中国文化最要处在那里？前几年曾有人提起此语问我，我总回答说：「中国文化最要处在它的道德精神」。但现在，我觉得此话不够鲜明；我想：中国文化之最重要最特殊处乃在其能着重学做人，在其能看出人的理想和境界可日新月异地上进。这种向上和前进，乃是人格的表现，但不一定便是道德的表现。由外面看来，像是平平常常的，并没有道德和不道德的鲜明界线之存在；但在其内心人格上，是可日有上进，实不平常的。信上帝，进天堂是死后事；但是，讲到孔子的道德，中国文化之所重，则全在我们未死之前这一生，全在当下平常日用间。朱子曾说，读论语：「今日读一章，明日便该觉得自己像换了一个人。」这已说到中国人讲学问之最高深同时最切近处。诸位今天进大学，要能在明天也觉像是换了一个人；而且日日该如此；一日复一日，学无止境，「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在我们内心境界上，有一个天天上达欲罢不能之境；这始是中国文化中独有的学问和独有的精神。这种精神，不是要表露给人家看：所以说：「古之学者为己，」又说：「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孔子曾说，他「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矩。」他的内心境界，真是天天在进步。又颜渊：「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当知：箪食瓢饮陋巷，在外面的人尽可见，看来好像总如此；但讲到里面，颜子的内心方面，则天天在进步，所以他觉得是可乐。孔子亦说：「我见其进，未见其止。」我前面曾说：我在新亚此十三年中，学问是退步了。或许诸位可以说：我虚心或能谦。但，我总不能说我的做人退步了；因每一人之学问可以停滞不长进，但论人格，却只能进，不能退。又且此种进步，只有自己一人知，不能为别人知。浅言之，如诸位毕业后，去当一小学教师，每月得薪二百元，如此一年复一年，可以老做一小学教师，老得月薪二百，这也无所谓：但论做人，便不能老如此无长进。我们要能活在一个精神境界里，要在自己人格上，不断有上进，从童雅到白发，那只是身体物质上变化。这种变化，一切禽兽生物都有，却不是上进。我们做人，从幼到老，也不是上进上进则在精神上。

物质上的，只关外面幸擤o与人的内在价值无关。孔子所讲的道理，即中国文化之最独特最有价值处，是要懂得人之一生，在他内心应能天天有进步。每一人有他一分最高可能的理想与境界。诸位若知道这一点，人生乐趣与人生大道都在此；并可由此知道中国文化之高深独特处。我们新亚在这样一层上，似乎还是缺乏的；所以我今天要特地提出，使诸位知道，这便是中国文化精神，也该是我们新亚精神。

(钱穆先生讲，谢正光记)

(原载「新亚精神生活双周刊」第五卷第十六一九六二年二月八日。摘录)

《新亚教育》页71-75新亚研究所出版1981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