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博树：中国私立大学的过去与未来

主办方：北京卓达大学教务中心。地点：卓达大学学术报告厅。 时间：2004年11月10日。

很高兴有机会与同学们谈谈私立大学这个话题。卓达大学是一所私立大学，在座的同学都是私立大学的学生。今天到会的大概有四、五百人，可见同学们关心这个话题。我本人也参与过创办私立高校，也曾在卓达大学工作过，对私立大学是有感情的。今天我想谈三个问题：第一，什么是大学？什么是私立大学？第二，中国私立大学的发展历史。第三，目前中国私立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和对未来的展望。

首先请同学们思考一下，什么是大学？大学是干什么的？有的同学可能会说，这还不简单？大学就是让人接受知识的地方。这个回答固然不错。但学习知识又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就业？也对，也不对。同学们来自全国各地，有的来自贫困地区，家长含辛茹苦供同学们来读书，当然希望今后找到一份好工作，有一个好的前程。但仅仅这样想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换一个角度，从社会、而不是仅仅从个人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如果从社会整体、社会结构的角度看，大学又是干什么的呢？大学在社会中的功能是什么呢？1998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欧洲历史文化名城巴黎召开了首次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大会通过了两个重要文件：《世界高等教育宣言――为了21世纪：视野与行动》和《高等教育变革与发展的优先行动框架》。这两个文件关于“高等教育的使命与功能”的界定是这样的：高等教育的根本使命乃是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进步。具体来说，高等教育首先要“培养高素质的毕业生和负责的公民，他们能融合于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要通过学习不断适应当前与未来社会所需的课程，使他们获得适当的职业资格，包括高水准的知识与能力…”。大会还提出高等教育应当具有积极参与社会的功能与道德作用。高等学校及其师生“在尊重道德规范和科学知识的严肃性的同时，应当能够完全独立与负责地发挥其基本职能，对伦理、文化、社会问题发表意见，行使一种智慧权威。…这种社会所需要的权威，当有助于社会思考、理解与行动。”为了做到这一点，高等学校必须“无条件地享有学术独立与自由，作为整体的权利与义务，要充分体现对社会的全面负责。”应当“通过其智慧才能和道德威望，积极地维护和传播可以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特别是教科文章程中所载录的和平、公正、自由、平等和团结等观念。”“通过经常分析新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倾向，加强其预测与批评功能，从而构成一个预测、预警与防范的空间。”

简单地说，大学是公民社会的一部分。这里所说的公民社会是一个政治哲学概念。顾名思义，公民社会首先是指由公民组成的社会。公民不同于臣民。臣民在主子面前没有说话的权利；公民则是自由的。自由的公民凑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一个“公共领域”，在非强制的情况下就他们关心的各种公共问题发表意见，针砭时政。这是关于公民社会的最直白的解释。当然，自由并非抽象的存在，历史永远是具体的。使公民作为公民集合在一起的前提是他们已经被承认具有独立的个人存在的资格，而这是一系列政治演变的结果。另一方面，公民还要有必要的经济自立能力，如果一个人连肚子还填不饱，他们似乎很难对其它事情发生兴趣。以上说的是公民自由要以一定程度的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为前提；反过来说，高质量的公民自由又会促进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

从结构上讲，现代文明社会由三个部分组成：以宪政民主为特征的民主政治结构，诉诸市场原则的市场经济结构，体现公民社会原则的社会整合结构。我把一个国家走向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的过程称为制度的现代化。大学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制度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前些时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制度现代化进程中作为公民社会重镇的大学”。这篇文章后来被收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学人文读本》，但标题被改为“大学的深层温度”。文章从结构比较的角度分析了为什么大学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首先，政治永远与权力相关，而权力最容易激发起人类本性中最肮脏、最低级的那部分东西。现代民主政治关于权力制衡的设计，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了把这些丑恶的东西减小到最低限度。然而，我们看到，即便是在今天民主制度相对发达、成熟的国家，官场丑闻仍不绝于耳；至于那些有着更长封建历史、更沉重的专制传统包袱的国家，滥用权力更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

其次，如果说政治领域中对利益的追逐还要采取相对迂回的形式（统治者毕竟没有忘记他们理论上仍是“公共利益”的代理人），那末在经济领域中，人们对金钱的赤裸裸的崇拜，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合理合法的正当之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对“剩余价值”的追求理解为是资本存在的全部根据；20世纪以来的西方经济学则把“利润最大化”看作厂商经济行为的自然前设。诚然，现代社会巨大的物质财富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积累起来的。没有市场经济，人类可能仍然沉醉于中世纪小农经济田园牧歌般的酣梦里。然而，这个觉醒的代价又是沉重的。弥漫于世纪末的对环境恶化、生态危机的惊恐就是上述代价最生动的写照。贪婪，这个被制度化的市场机制尽情释放出来的经济推动之神，如今正作为经济领域中最大的负面存在，日益显示其本来面目。

那末，人类能否战胜贪婪？仅靠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的自身能量恐怕不够。从批判社会学的角度看，政治领域中的权力运作与经济领域中的市场运作都是“以成功为指向”的“战略行为”，属于“目的合理性”或“工具理性”范畴，说得通俗些就是“为了实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道德评价在这里是无济于事的。人们在这里所遵循的只是强者的逻辑。民主政治、法制经济固然是对“强者逻辑”的制约，但不能指望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制度的现代化如果只有这两个维度，其结果显然将是一个跛脚的、残缺不全的现代化，甚至是一个不断产生罪恶的现代化。我们需要一个平衡点，社会需要一个平衡机制，一套足以抗衡政治、经济建构中的负面力量、又不断给民主政治、法制经济输入新的能源的制度设施。这就是公民社会。它遵循的不是强者逻辑、权力逻辑、金钱逻辑，而是正义的逻辑、良心的逻辑、知识的逻辑。如果说，政治行为中对权力的追逐、经济行为中对金钱的追逐很有可能象两匹烈马，把制度现代化的战车引入歧途，那末公民社会就应该象一条强有力的缰绳，以社会良知的名义，矫正制度现代化战车的方向，使它奔向更合理、更适合人性发展的目标。

这就是公民社会独有的功能。说大学是公民社会建构中的重镇，就是说大学在发挥公民社会的上述功能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核心作用。如果同学们理解了这一点，那么就会懂得，我们上大学并不是仅仅为了今后找到一份好工作，大学也不能只教给学生谋生的本领。对同学们来说，知识、技能的学习固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首先要学会“做人”，学会“成人”，知道作为一个公民应该担负的社会责任，并具备承担这种责任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树立起远大志向，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口不谋而谋天下”的宽广胸怀与气魄。这样，不管学生毕业后从事什么工作，他（她）都不会忘记作为人、作为公民的基本行为准则与道德要求；他（她）所掌握的专业技能才能真正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类。

“大学”如是，那么什么是“私立大学”？所谓“私立大学”和“公立大学”，它们的区分根据只是办学经费来源的不同，公立大学由政府财政拨款，私立大学办学的经费则来自企业的投入或公民、社会组织的捐助、支持，比如卓达大学就是由卓达集团出资办的学校。在功能和大学对社会应该发挥的作用方面，私立大学和公立大学没有任何区别。事实上，有些私立大学在成为“公民社会重镇”、成为一个民族走向文明、走向进步的中坚力量方面，干得极为出色。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日本的早稻田大学。早稻田大学与日本庆应大学被并称为日本私学的“双雄”。早大的前身是成立于1882年（明治15年）的东京专门学校。这个学校的创始人叫大隈重信，前一年在政府内部的政治斗争中，失去了大藏大臣的职位。为了积蓄力量，实现自由民权的政治理想，大隈和自己的追随者决心创办一所“学问独立的学校”。办学开始时的艰难可以想象。东京专门学校的第一批学生只有10个人。在开学典礼上，学校创办人说：国家的独立基于其国民的独立；国民的独立基于其精神的独立；而精神的独立则有赖于学问的独立。欲使其国独立者必先使学问独立。为了实现自己的办学理想，早稻田大学有意识地把专门为日本培养高级官僚的东京帝国大学作为自己的对立面，努力培养日本社会中官僚以外的各界领导人。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在政治、舆论、文化以及经济方面，早大培养的人才灿若星河，忠实地实践了建校初期的思想。今天世界上很多有名的大学都是私立大学，美国前20位最优秀的大学中绝大多数是私立大学，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等，大概只有加州大学、密歇根大学等不多的几所是公立。这充分说明私立大学在创造人类文明、领时代风气之先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现在我们进入第二个问题，简单回顾一下中国的私立高等教育发展史。令我们感到骄傲的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历史虽然并不长，但它的起点很高。经光绪皇帝奏准，由大官僚盛宣怀创办的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前身）是中国第一家公立的现代大学，建于1895年。中国第一家私立大学则是1919年由张伯苓创办的南开大学，它是在1904年严氏家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今天的清华大学最初叫清华学堂，是由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于1911年设立的；而赫赫有名的北京大学，其前身则是创建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不要看中国现代大学的出现比欧洲晚了数百年，在对现代大学理念的把握上，对教育独立与学术自由的追求上，中国第一代现代大学事业的开拓者却表现出令人佩服的勇气与胆略。就私立高等教育而言，当时最著名的私立大学除南开大学外，还有厦门大学、复旦大学等。张伯苓办南开、陈嘉庚创夏大，都留下许多动人的故事。从结构上看，在20世纪上半叶那段并不寻常的年代，是公立大学、私立大学与教会大学三家联手，共同推进了中国年轻的高等教育事业；在弘扬现代大学理念、大学精神、大学制度方面，中国的公立大学、私立大学与教会大学都做出了历史性贡献。让我们来看这样几组反映那个时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统计数字：1922年，中国高等院校的主要分布情况是，公立（含国立、省立）大学7所，私立大学13所，教会大学17所；1935年，公立（含国立、省立）大学53所，私立大学与教会大学51所；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公立大学的数字为39所，私立大学与教会大学27所。可见，这是一个三足鼎立的高等教育格局，公立大学、私立大学与教会大学平分秋色，携手并进，这样一个局面是给人以鼓舞的、令人难忘的，虽然好景不长，毕竟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制度现代化史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0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私立大学经历了一段从被迫停办、到恢复、到再发展的曲折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改朝换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52年下半年起，中国高等教育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结构改造，史称“院系调整”。在这次调整中，私立大学全部被改成了公办。其中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保留原校名，但经过合并、扩充被改为综合大学。而原南开的工学院与津沽大学的工学院、河北工学院合并成立天津大学。其他一些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也都作了调整。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沪江大学、岭南大学、华南联合大学等则被撤消校名，各系科并入同地区其它学校。至此，存在已近三分之一个世纪的中国私立大学似乎已经“寿终正寝”，要从中国高等教育的地平线上彻底消失了。

中国私立大学确实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从52年算起，到80年代初改革开放、中国大地上重新出现民间办大学，其间整整空了30年！这几乎与中国现代私立高等教育的早期历史一样长！我们需要检讨的是：对于新中国的执政者而言，不能允许私立大学继续存在的根据究竟何在？

院系调整的需要显然只是对这个问题的部分解释，因为，假如执政者认为私立大学的存在仍有必要，则完全可以拿出基于此种认识的、不同的院校调整方案。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以为，对当代中国教育史上这个重大历史变故，应该从新政权的整体建国战略、当时特定的国际背景和执政者的意识形态需要等多方面更深入地挖掘之。

比如，从整体建国战略看，中国共产党自建党开始就一直把“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