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猛：大学改革与学术传统

●一个国家真正优良的大学制度，必定是能为本国自主的学术成长提供有效支撑的制度

●没有真正学术自主理念支撑的大学改革，既无法光大自己的传统，更无力“拿来”别人的东西，根本不可能引导中国大学走上独立成长的道路

●在这20年中，西书的译介和评述，文史哲等学科对古典传统的整理和恢复，新的社会科学分析方法的引入，以及社会科学领域有关学术规范与本土化等问题的讨论，都在培育中国大学未来学术发展的坚实基础，酝酿第一流的学术研究成果

●没有成熟的学术传统，一个国家的大学制度不可能成为沟通学术教育与政治社会的枢纽，不可能在真正的思想层面上回应中国人生活处境中的许多基本问题，也自然无力重新阅述包含在中西两方面传统中的那些人类根本问题

●大学改革应该把重心放在培养和完善一种能够促进学术自主发展和教学相长的学术传统上

自2003年5月下旬北京大学推出《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的征求意见稿以来，围绕这次人事体制改革，讨论迅速从校内蔓延到校外，关心北京大学和中国教育的学者纷纷发表意见，探讨这份改革草案的利弊，分析制度的逻辑和背后的理念，并以此为契机考察中国教育与学术发展的许多关键问题。一所大学的人事体制改革，居然成为一个近年来少有的引发知识界激烈争辩的热点问题，这一点让许多人非常不解：难道北京大学此番大张旗鼓宣传的改革方案不是其他许多高校早已悄悄地推行的措施吗？难道这种“改革”不是中国甚至世界高等教育的大势所趋吗？尤其令一些人困惑的是，难道许多人不都对中国大学存在的各种问题感到痛心疾首并盼望尽快改变这种情况吗？那么，为什么当北京大学试图通过加强竞争、淘汰冗员、引进人才、强化管理来根除各种弊端时，却有这么多的人出来“唱反调”呢？

改革草案设想的“新体制”提倡竞争，希望打破论资排辈，为更多优秀的年轻学者能崭露头角提供机会，但北大校内各系反对最激烈的，尤其是那些公开提出反对意见的，往往是各学科中颇有学术前途的青年学者。而且，一些非常严厉的批评是出自“新体制”大力保护的终身教授之手。这些终身教授没有因为“新体制”保障了他们个人的学术地位或经济利益，就简单地支持改革。另一个让改革草案的支持者难以理解的事实是，虽然“新体制”引进人才的核心是“海外人才”，但无论是海外大学的华裔教授，还是正在留学的青年学子，北大的改革草案都远远没有赢得他们一呼百应的支持。相反，有许多海外学者撰文指出，“新体制”既缺乏中国学术和教育的传统，也缺乏对国外教育制度耐心细致的考察。这份改革草案表面上主张向所谓“教育先进国家”学习，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实际上模仿的却是一些没有学术传统的新兴大学的“速成”办学方针，几乎放弃了学术的自主发展。这些事实证明，对北大改革草案的观点的差异，并非仅仅因为个人与改革的利益关系，而更多地来自他们对学术与教育所持有的几乎完全不同的理念。

而改革草案的设计者乃至许多支持者则认为，北京大学的这次改革并不能解决中国高等教育的所有问题，甚至解决不了许多非常核心的问题，他们设计的改革草案只是希望能从人事体制入手，推动进一步的改革，逐渐解决中国大学中存在的各种弊端。在他们看来，批评者经常强调的学术自主、学术发展的规律、客观公正的学术评价机制，宽松的学术氛围，华人大学理念或本土情怀、中国学术传统以及其他一些大学理念，即使不是毫无意义的空话或不切实际的大话，也至少是文不对题的闲话，因为北大的这次改革就是一次以利益的重新分配为核心的人事体制改革，根本与这些理念的问题无关。

从这种对大学改革问题的理解中，我们倒不难发现北京大学改革草案中那些受到广泛批评的缺陷的根源。许多改革的设计者或支持者，之所以拒绝听取和理解批评意见，并非一个简单的“态度”问题，而是因为他们对教育和学术的“生产效率”的迷恋，往往妨碍他们思考教育活动的内在性质和学术成果的真正来源。这次大学改革讨论分歧的关键是对学术与教育的不同理解，而这种不同理解恰恰包含了深刻的理念问题。在有些人看来，大学改革可以无需考虑或者可以暂时牺牲的东西，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恰恰是高等教育和学术发展的灵魂，是任何大学不可须臾相离的东西。因此，理解围绕北京大学的改革展开的这次讨论的关键，就是要思考大学改革背后的理念和作为这些理念载体的制度。

一个国家真正优良的大学制度，必定是能为本国自主的学术成长提供有效支撑的制度

仔细阅读对北大人事体制改革草案提出的各种反对意见，我们会发现，在中国的大学改革过程中，制度设计的核心问题不是如何分配利益，激励更高的“学术”产出，而是如何培养促进中国学术自主发展的学术传统。一个国家真正优良的大学制度，必定是能为本国自主的学术成长提供有效支撑的制度，而围绕这样的学术传统形成的理念和价值就是这个国家的大学制度的内在灵魂。德国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现代大学的创立，不仅贯彻了洪堡对大学独立和学术自由的强调，同样也体现了费希特、谢林和施莱尔马赫对德国学者与高等教育使命的思考。在德国大学树立的“大学自主”、“教与学的自由”、“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现代大学原则背后，是试图将传承文明与民族复兴结合起来的伟大理想，这也是曾任柏林大学校长的著名学者施莱尔马赫所谓“日耳曼意义的大学”的真正内涵。通过学习德国大学从而逐渐形成自己高等教育制度的美国也同样如此。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创立美国现代研究型大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培养美国自己的思想家和科学家。无论是深受欧洲影响的美国，还是当时尚在法国支配下的刚刚战败的普鲁士，这些国家的知识分子都清楚，只有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大学传统，才能使一个国家的大学免受各种外来的压力或经济利益的摆布，从而真正在探求知识、接续文化传统，培养国民性格等方面为一个国家奠立真正的精神基础。

大学改革的真正目标，就是塑造这样的学术传统，并建立能够传承和发展这一传统的制度架构。而只有以成熟自主的现代中国学术传统为基础的大学制度，才能包容和吸纳来自世界各国的学术营养，为中国学者创造真正“世界一流”的研究成果，甚至具有历史意义的学术创新提供前提条件。否则，中国的学术，就只能在所谓“与国际接轨”的旗号下，仰赖美国学术传统的滋养，为美国学术发展提供初级产品和消费市场，在教育、学术乃至思想上都成为亦步亦趋的“尾随者”。

从中国学术传统发展的角度，我们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许多对北大乃至整个中国的学术教育事业存在的问题都有很深感触的学者却对这份改革草案如此失望。北大的所谓“新体制”既未能学习到所谓“西方先进国家”教育学术体制的真正经验，也没有充分考虑中国学术与教育的实际情况。而改革草案在“中”、“西”两方面的不足，都既体现在制度设计的各种弊端上，更表现为大学理念的薄弱与短浅。

没有真正学术自主理念支撑的大学改革，既无法光大自己的传统，更无力“拿来”别人的东西，根本不可能引导中国大学走上独立成长的道路

也许有人会说，北京大学现有改革草案设计的制度，虽然有些“不中不西”，但这一特征却是中国大学改革在过渡阶段不可避免的现象，只有通过不断进行改革才能最终解决这一问题。不过，如果我们抱着尊重传统的态度，在仓促推行新的一轮大学改革之前，耐心地考察清末民初以来中国大学以及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的历史，就会发现，北大的这次改革在精神上与这段历史的主流是背道而驰的。在北京大学的百年历史中，那些能够促进北大和整个中国学术发展的改革，从蔡元培到胡适，始终贯穿了一条主线，即通过会通中西思想的精髓建立现代中国思想自主发展的传统。蔡元培校长当年的许多措施，诸如改革北大法商二科，推行教授治校，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都体现了蔡先生对主导现代大学的理念有深刻的认识，并力求在中国大学中找到践行这些理念的制度形式。此后，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的办学理念和实践，又进一步发扬了这一传统。中国大学的百年传统已经表明，没有真正学术自主理念支撑的大学改革，既无法光大自己的传统，更无力“拿来”别人的东西，根本不可能引导中国大学走上独立成长的道路，而只能日益依赖国外的学术和教育体制，最终导致自身学术和教育的萎缩。

秉承学术自主原则来思考中国大学面临的任务，蔡元培校长和后来同样担任过北大校长的胡适先生都非常重视留学问题对于中国大学的特殊意义。蔡胡两位先生本人都参加过中国早期的留学运动，曾在堪称“世界一流”的欧美大学中读过书。而他们，作为最优秀的留学者，之所以能将“留学”所学用于推动中国教育与学术的发展，就在于他们知道为什么“留学”，也因此清楚“留学”本身的局限，他们对建立自主的中国学术传统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有更加切身的认识。在这些有识之士的眼中，凡教育蓬勃发展的国家，其卓有成效的大学体制和学术制度并不能只靠严密的规章和刻板的条文，而是有其内在的动力。这种动力更多地来自能够将学术和教育的职业提升为“天职”的伦理或“精神”，在这种引导和推动学者献身“天职”的精神中，往往隐含了一种对该国成熟丰富的学术传统的认同。正是这些表面上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才能将这个国家人民的现实处境与其文化背后源远流长的观念传统联系起来，使其学术发展的活力具有深厚的底蕴，而不会变成一种无根的亢奋或是浮躁的虚假繁荣。读过蔡元培先生年谱、传记或是《胡适留学日记》的人，大概都会对蔡胡两位先生视为“人情天理”的家国之感留下深刻印象。正是这些在异国艰苦求学时仍然对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命运念念不忘的优秀留学生，反而能够设身处地把握德美诸国在教育和文化，乃至政治和经济上有所建树的根本原因：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不可能是一个没有自身学术传统，从而在精神上仰赖他人的寄生者。

因此，“留学”的真正目的，不是简单地进口一些本土缺乏的知识和方法、问题或“主义”，而是如何借助“西学”（的思想挑战）来重建现代中国的学术传统，并以这样的学术传统为主体来吸收西学，革新中学。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融会新学旧派的做法，胡适倡导通过“留学”来结束“留学运动”，实现学术独立的努力，都是希望实现这样的目标，从而避免把留学变成思想“朝圣”或是知识“走私”。他们深知，留学最大的危险莫过于“留而不归”，在精神上永远无法脱离外国的学术母体，把外国的学术传统当作自己的学术家园。而“中国”无论现实中的中国还是历史中的中国，倒仿佛成了思想上的客舍逆旅，最终只有把这个国家在骨子里也变成“外国”，“留学生”在治学和教育上才会有“宾至如归”的感觉。这样的“留学”表面上是“开放”，骨子里却是思想上的极端封闭狭隘，对中西两种文明都抱有相当浅薄和刻板的理解。对发展现代中国的学术和教育来说，这种没有自主学术传统支撑的“留学”，实际的结果是“留而不学”，根本不会在中国思想和西方思想之间建立有机的联系，其为祸并不亚于“闭关锁国”。

相反，那些对建设现代中国的学术传统有自觉意识的留学生，不会为国外的物质文明而目眩神迷，不会将一个国家的真正强大误以为只是“坚船利炮”或是国民生产总值的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