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我看北大百年变革

选择北大历史上八次大大小小的变革，以年系事，为今日谈论大学变革者提供必要的知识背景。对于百年中国大学的成败得失，我在《中国大学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和《大学三问》（《书城》2003年7期）中有更充分的评述，这里以叙事为主，不作太多的发挥。

1903年，大学章程与学生运动

此前一年，张百熙奉命重办庚子事变中被毁的京师大学堂。作为管学大臣，张百熙兼管全国教育，进呈了涉及京师大学堂等的《钦定学堂章程》，俗称“壬寅学制”。本年重新制定的“癸卯学制”（即《奏定学堂章程》），由于“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张之洞的积极参与（《张百熙奏请添张之洞会商学务折》），更为丰富详实，也更具可操作性。此学制自公布之日起实施，一直延续到1911年清朝灭亡为止，对于晚清之“兴学堂”起了决定性作用。为此重定之学堂章程，二张等上折，阐述立学宗旨：“至于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一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知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此种引进西方教育体制，而又希望保存传统文化精神的思路，在晚清知识界很有代表性。

作为“癸卯学制”一部分的《奏定大学堂章程》，比起此前的《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1898）和《钦定大学堂章程》（1902）来，目光远大，规划全面，尤其文学科大学各门的研究法、教科书以及课程设计等，很能显示主持其事者的眼光与学识。至于通儒院（即今日的研究生院）的设计，更凸显了追赶泰西各国大学的雄心壮志。

二张等主持制定的《学务纲要》，以三代学校之德行道艺四者并重，对应外国学堂的智育、体育外，尤重德育，竟坐实为一条小小的禁令：“学生不准妄干国政。”具体说来便是：“恪守学规，专精学业，此学生之本分也。”之所以强调学生“思不出其位”，就因为这一年的4月30日，京师大学堂师生二百余人鸣钟上堂，集会演说，声讨沙俄侵略，抗议清廷无能，“言至痛哭流涕，同学齐声应许，震撼天地”。加上随后的上书政府，通电全国，号召各省学生“发大志愿，结大团体，为四万万人请命”，已写就北大“闹学潮”的传统及基本操作方式。

1917年，高深学问与社会责任

本年1月4日，新任北大校长蔡元培到校视事，五天后发表公开演讲，称“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希望学生摒弃“做官发财思想”；七天后致函教育部，要求聘请《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为文科学长；二十三天后在国立高等学校校务讨论会上，提出大学改制议案。“新官上任三把火”，就此揭开了北大改革的序幕。

与这三把火相适应，蔡校长礼聘大批学有专长且颇具革新思想的教授，解雇了若干滥竽充数的外国教员。经过一番整顿，全校教授平均年龄降到三十几岁，充满青春活力。同时，蔡校长审时度势，扩充文科和理科，停办工科和商科，突出北大在“高深学问”而不是“应用研究”上的实力。至于其“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以及支持北大师生组建各种学术及政治团体，介入当代社会变革，则使北大很快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没有比李大钊所书联语“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更能代表五四时期北大师生的情怀。这一兼及“高深学问”与“社会责任”的自我期许，日后成为无数北大人的梦想。

1931年，科学进步与救亡图存

曾长期担任蔡元培重要助手的蒋梦麟，1930年底辞去教育部长职务，改任北京大学校长。由于得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研究合作费国币100万元的资助，蒋梦麟“中兴北大”的决心，得以顺利展现。据胡适回忆，这位有魄力、有担当的蒋校长，曾这样叮嘱文、法、理三学院的院长：“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北京大学五十周年》）如此“放手做去，向全国挑选教授与研究的人才”，经过八个月的励精图治，等到秋季开学时，原先暮气沉沉的北大已“焕然一新”。

上任不到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身为校长的蒋梦麟，夹在主张积极抗日的北大学生与声称攘外必先安内的最高当局之间，好不尴尬，难怪其多次请辞。在本年12月17日举行的北大33周年纪念会上，蒋梦麟发表演讲，称：“此后我校之使命，一方面固应唤起民众，努力奋斗；同时则仍当从事建设，努力于科学之进步。”虽不否认学生救亡图存的努力，但作为北大校长，蒋梦麟显然更关心中国的科学及教育的进步。随后几年，蒋校长除了积极筹集经费，更注重学科（尤其是理科）建设。其整顿学校纪律，加强本科生及研究生管理，使得北大的学术水平有明显的提升。

1938年，三校融合与民主堡垒

本年4月2日，奉国民政府教育部令，撤退到昆明的长沙临时大学，正式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并于5月4日正式上课。这所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建而成的战时中国的最高学府，先后在校学生不过八千，其在现代中国教育史上的意义，却无论如何估计都不会过分。如此艰难岁月，僻居边陲的西南联大，居然弦歌不辍，且成绩骄人，实在是个奇迹。北大的激情，清华的严谨，南开的质朴，在西南联大时期各得其所，且互相渗透。正如《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所说：“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在中国读书人中广为传诵；更因燕园立有此冯友兰撰文、闻一多篆额、罗庸书丹的名碑，北大学子普遍对其耳熟能详。可重读一遍，照样还是令人感慨万千。碑文称西南联大可纪念者有四，中云：“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碑文力求简洁，有些话无法敞开来说。比如此“兼容并包之精神”，一般人都会联想到蔡元培校长确立的老北大传统。这当然没错。可在战时特殊环境下，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坚持“兼容并包之精神”，成为大后方重要的“民主堡垒”，还必须提及由清华大学带入的教授会制度。

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曾撰文，高度评价梅贻琦校长之建立教授会制度，称其：“在校内，它有以民主的名义对抗校长独断专权的一面；在校外，它有以学术自主的名义对抗国民党派系势力对教育学术机构的侵入和控制的一面。”（《三四十年代清华大学校务领导体制和前校长梅贻琦》）而西南联大决策和管理之相对民主，与梅贻琦长期主持常委会工作，以及教授会制度的确立不无关系。

1952年，院系调整与北大迁校

发生在本年的“院系调整”，乃现代中国教育史上的大事，牵涉面很广，并不限于北大一家。但北大的调整过程，依旧有其特殊性。读王学珍等主编的《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你很容易发现，被“调整”的不仅仅是专业。本年4月，经济学系周炳琳教授、西语系朱光潜教授分别在法学院师生大会、全校师生大会上作第三次检讨，依然无法顺利过关；5月，北大“三反”学习班结业，转入忠诚老实运动；6月，北大党政领导开会研究院系调整工作；7月，请苏联专家给全校教师作报告，介绍苏联高校情况与改革经验；8月，北大、清华、燕京三校领导讨论人事调整方案，并编制新北大的系、专业及专修科设置；9月，北大从城内沙滩迁往西郊原燕京大学校址；10月4日，院系调整后的新北大在燕园东操场举行开学典礼。如此神速，让后世的读史者感叹不已。当初院系调整之所以能够“雷厉风行”，是整个意识形态及社会氛围在支撑，包括大学里的思想整顿，也包括不容置疑的“向苏联学习”。

从长远看，院系调整对于中国大学发展，弊大于利，这点今天看得很清楚，也比较容易达成共识。具体落实到北大，则有点微妙。因集中了大批著名教授，此举大大提升了北大文科及理科的地位。但即便如此，经由此次改革，北大也是伤痕累累。1948年的北大，乃学科齐全的综合性大学，共有文学、理学、法学、工学、农学、医学等六大学院。此后便每况愈下，日渐萎缩。1949年6月农学院独立，1950年9月医学院割去，1952年的院系调整又切掉了工学院和法学院，只保留了原先的文理学院，加上一个经济学系。这一局面，严重制约着此后几十年北大的发展。

1970年，“上管改”与工农兵学员

在停止招收新生整整4年后，北大于本年6月4日开始在北京地区试行招生。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规定废除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并确定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简称“上、管、改”。这一决策迅速得到推广和落实，一直到1977年方才被高考制度所取代。

由于招收的工农兵学员是由各地“革委会”推荐，其学历及素质参差不齐。本年度北大共招生2665人，其文化程度为：高中171人，初中2142人，小学79人（不包括短训班）。

8月间，北大完成《北京大学（1971―1975）五年规划纲要》（讨论稿），提出“要在五年内把北京大学建设成为一个世界上最先进、最革命的以文科为特点的社会主义综合大学”。具体措施包括建立“三结合”的教师队伍，“达到教师会做工、种田，工人能教学、搞科研”。课程设置方面则是：“文科要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外语教材要‘七分政治三分文学’，适应国际阶级斗争需要；理科教材要不断总结我国工农兵的发明创造，批判吸收世界先进科学技术。”另外，建设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基地，不断增加学校经费，五年后“实现全校粮食基本自给”。

1983年，“国际水平”与学位制度

本年8月4日，北京大学举行仪式，第一次为自己培养的研究生授予博士学位。此前，经国务院批准，北大有45个专业70位导师有权授予博士学位，93个专业有权授予硕士学位。学位制度的确立与完善，象征着北大（以及其他中国著名大学）学术实力的日渐雄厚以及参与国际竞争的志气。

同月，校方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北京大学“五定”方案的报告》，特别强调：“逐步扩大学生中研究生的比例，培养大批相当于国际水平的硕士和博士”；适当调整专业设置，“要成为一所设有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等多种学科的；既重视基础科学的教育和研究，又重视应用科学的教育和研究的综合性大学”。如何兼及理论与应用，至今仍是北大的软肋；至于扩大研究生比例，则逐步得到了落实。

从1903年的预备设立通儒院，到1947年的讨论博士学位授予，再到1983年的举行仪式为本国学生颁发博士学位，北大整整走过了八十年。将“学术独立”与学位制度挂钩，希望“培养大批相当于国际水平的硕士和博士”，不仅仅是责任，也是尊严―――大学以及国家的尊严。

1993年，“拆南墙”与面向市场

本年3月4日，北大南街改造工程开工典礼暨北大资源开发公司成立大会举行，引起中外媒体的极大兴趣，一时间关于北大“拆南墙”的报道及评论铺天盖地。各方说法不一，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推倒校园临街600米长的虎皮斑石南墙，改建为面积约25000平方米的商业街，此举象征着北大走出象牙塔，从注重政治与学术，转向强调市场与社会。

同月，校方提出1993年教学改革计划，本着“面向社会、适应市场、发扬优势，增强活力”的指导思想，“使学科建设和教学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在同年8月学校召开的科技开发、校办产业工作研讨会上，校长称：“发展校办产业、科技开发，在今天经济、教育、科技密不可分的形势下，绝不是学校分外的事，也不是权宜之计，应看作是同学校密不可分的一项工作，是关系到学校的稳定、改革和发展的重要环节。”

在“产学研一体化”口号的引领下，北大校办企业得到迅速发展，部分缓解了教育经费短缺的尴尬局面。八年后的2000年，全国校企销售收入483亿，科技产业收入300多亿，其中北大就有120亿，是排名第二的清华的近两倍。但批评者认为，学校直接创办企业，必然过多地考虑短期效应以及利益分配，使得原本以学理深厚、思想自由见长的北大，开始变得急功近利起来，这将直接冲击北大的教学及科研水平。

2001年4月，北大宣布重树南墙，理由是整治大学周边环境。

2003年夏，北大人事制度改革引起广泛争议。因事态仍在发展，暂不评说。（本文的撰写，参考了《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大学史料》、《北京大学日刊》、《北京大学校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