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激进变革

一次把竞争和淘汰法则引入象牙塔的变革，一次为中国大学找寻新路的尝试。

燕园“地震”

5月12日，北大的张老师得到通知：学校有一项改革将涉及到自己。“我当时想，会是什么改革？是分房子？从筒子楼搬出来换大房子？不可能，哪有那么好的事！”

张老师打开电子邮件，有一份WORD附件，标题是《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文件要求老师们赶紧提意见，由系里将意见汇总给学校。

“我赶紧看，越看越难受，脑子一下子感觉有点懵。我对北大有很深的感情，有一种家园似的归属感，但看到这份文件，我忍不住怀疑：这个‘家’是不是我的？”

让张老师震动的这封邮件显示，如果上面的条款变为实际措施，他在北大的“铁饭碗”立马就会被打破，也就是说，过去一进北大终生不用担心被解雇的局面不再存在。《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的核心是引入竞争和淘汰机制，方案规定，在讲师和副教授岗位的教员都有定期合同，在合同期内最多只能有两次申请晋升的机会，不能晋升的将不再续约；副教授一旦晋升为正教授，则将获得长期教职（类似国外的终身教职）。

身为副教授的张老师如果在规定期限内不能晋升为教授，那么就将离开北大。

张老师觉得这变化太突然，“晚上我一个人睡不着，想不通！突然，电话铃响了，外系一个比较好的哥们打过来的电话。”

那天晚上，两个人通了好长时间的电话，对方也是副教授，他对张老师说，“我们系里那么多哥们等着上（评正教授）呢，指标就那么几个，我忍了一年又一年，不忍心‘同室操戈’，这么多年还是副教授，我认了。可是，这个方案是逼着我要么争，要么走！”

通话在越来越低沉的语气中结束。第二天，关于此事的讨论在燕园内迅速蔓延开来。开始是朋友之间，后来在网络上形成风潮。

据了解，《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在公布之前，已经在学校管理层内部研讨了5个月的时间，先后九易其稿。方案的基本原则是：教员实行聘任制度和分级流动制；学科实行“末位淘汰制”；在招聘和晋升中引入外部竞争机制，原则上不直接从本院系应届毕业生中招聘新教员；对教员实行分类管理，招聘和晋升中引入“教授会评议制”。

当时SARS在北京的肆虐之势未见消减，但北大的这个人事改革方案在燕园引发的震动丝毫不亚于SARS病毒。

支持者说，方案具有前瞻性，与国际规则接轨，有助于北大尽快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反对者则对改革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提出质疑，认为中国的大学是公立大学，教师为公职人员，不能说解聘就解聘，没有法律根据。

由于改革方案主要涉及的是讲师和副教授，因此受影响最大的是中青年教师，反应最强烈的也是他们。

中青年教师最大的意见，是认为改革不公正：“不少教授的水平不如副教授，甚至不如年轻讲师，为什么他们要受到保护，不跟我们在同一起步线竞争？”“北大问题更多的在管理上，为什么不从行政系统的改革入手，而首先向教师队伍开刀？”

校方的思路很明显：用阻力最小、最可操作的方式推进改革，“改革没有最优，只有次优！”北大人事改革方案的起草者、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说，“我们的改革是希望以最小的代价换来一个新的体制而不是与任何人过不去。”

不同的声音在燕园激荡，利益各方在方案背后暗暗博弈。

北大校领导在不同场合表达了“北大等不及了”的声音：不改革可以活下去，但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将是镜花水月。

其间，作为改革方案的执笔人和重要推动者的张维迎发表了广场演说。他说，北大的学生不是万里挑一，也是千里挑一，而北大的老师却不是。张的露天演讲得到了部分学生的共鸣。

在谈到改革引起巨大反弹的时候，张维迎说：“之所以改革会遇到强大的阻力，是因为大家习惯了旧的体制。”张此言一出，顿成众矢之的，张维迎不得不在各种场合进行艰难的解释。

历史系一个老师的文字在互联网上引起了中青年教师的共鸣：“中青年教师没有‘灯火辉煌’的办公室，一些人在不到30平米的家中，往往只有等到妻、儿睡觉以后，才能在狭小的阳台上展书工作。而他们因为对改革方案提出了一些意见，竟然被视为了改革的反对者。”

6月16日，在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见之后，北大又拿出了第二份征求意见稿，再次提交全校教师讨论。

“第二稿是在第一稿的基础上修改的，更加符合院系的情况，更具操作性。”北大校长许智宏说，“目前的第二稿会更广泛地听取意见，接下来可能还有第三轮征求意见。”

人们注意到，第二稿删除了对“分级流动制”的一些具体要求，如“讲师层面的流动比例控制在总量的1／3以上，副教授层面的流动比例控制在总量的1／4以上”。而空缺教授岗位1／2以上对校外公开招聘，对外招聘名额不得用于内部晋升等规定也因受到激烈反对，在第二次征求意见稿中取消了比例限制，改成了“内部申请人和外部申请人平等竞争”。

显然，各方在一些问题上有了相互妥协。

尽管第二稿有了一些修改，但争论仍然存在。

对此，北大副秘书长赵维明说，这是一种非常健康的现象，也是一种非常正常的现象，“学校也始终认为，北大改革要取得成功，最终要得到全校师生的认同。所以，学校现在没有回避大家的意见，而是以积极的态度来听取大家的意见，而且就在听意见的过程当中，不断完善这个改革方案。”

“改革本来就需要一个过程，是逐渐成熟的。”改革小组基本上由学校的各个职能部门负责人组成，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规划部副部长李强认为，从草案到最后实施，实际上是个利益调整的过程，也是集体形成共识的过程。“任何人都有局限性，所以方案要修改，不但有二稿，很可能还会有三稿、四稿，逐步来平衡各种利益。不对的地方就改，改了就好了，大家不必纠缠于细节。”

改革动力

据北大校方介绍，北大此次改革的直接动因，源于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压力。

1999年1月，北京大学全面启动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计划，这就是通常所说的“985”计划。为支持北大的发展建设，从1999年开始到2001年，国家财政为北京大学额外拨款18亿元。这18亿，使校园建设和教职员工的待遇得到了较大改善，但一些意见也接连而来，“一些政府部门的主要官员甚至明确地提出对我们的批评，北大教师质量的提高速度和科研水平远远赶不上国家对北大的支持速度和北大教师的工资增长速度。有些人甚至提出把用于北大清华985计划的经费转投于农村普及教育的建议。”

在这种情况下，北大感到了压力，而要想继续获得国家的支持和经费，要想实现一流大学的目标，必须得有实质性的改革举措。

主政者自然而然把目光投向了教师队伍。一流的大学首先得有一流的教师，而在北大流行着这样一句话：“一流的学生，二流的老师，三流的管理。”北大有最优秀的学生，但并没有最优秀的老师。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曾举了一个例子说明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就听说，美国东海岸那些跟中国学术交流较多的著名大学里，有些研究中心的负责人，经常跟他们的成员（多半是访问学者和教授）说，你们到我们这儿来，许多事情都不用你们做，但有一件事情可要帮忙，就是一旦中国内地的教授学者来作报告，你们无论如何也要来凑个数。为什么？因为研究中心请人来作报告，讲得好人家坐下来听，讲得不好没人听。只是来自中国内地的教授学者来作报告的时候，无论你们愿意不愿意听，都要来帮忙凑个人数。就是说，相对于整个东亚高教界来说，中国内地教授们的水平都是最低或接近最低的。至少西方学术界这么认为。”

北大的这次激进改革，试图通过竞争和淘汰机制，放眼国际，选拔优秀人才，筛除平庸之辈，尽快地提高教师的整体素质。

“不管以前北大提的教授合格与否，一定要保证改革后提的教授都合格。”张维迎说。

事实上，在北大推出这个改革之前，光华管理学院已经进行了类似的尝试。但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厉以宁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否认了北大改革“移植”于光华模式的说法。

“光华改革是我主持的，有好几个副院长参加，尤其是常务副院长朱善立。现在外面说张维迎主持光华学院日常事务，那是过去的事情，他担任校长助理后，常务工作就是朱善利副院长主持。”

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朱善利说，光华的改革与学校有所区别，采取的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兼顾了效益和公平”，不像学校那么激烈。

扭曲的评价机制

尽管北大人事改革方案争议很大，但几乎所有的人在“北大必须改革”上都有共识。争议的只是改革的途径、模式和突破口的选择上。而争议的过程，把北大乃至整个中国大学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更加清晰地摆在我们面前，比如近亲繁殖问题、学术评价机制问题、泛行政化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提出，给改革者把握改革方向、加强改革的系统性无疑大有帮助。

几年前曾有一篇曾轰动北大的文章《北大，魂兮归来》，文章说，1991－1993年，某文科大系的学术委员会，每年都要“枪毙”一两篇已答辩通过了的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其理由一概是：看不懂。

1999年，“通不过”的命运降临到北大博士生刘燕文身上，论文答辩委员会以及刘所在的系学位评定分委员会通过了刘燕文的论文答辩。

按既定程序，论文被提交到北大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但校学位委员会否决了刘的论文。刘多方求解，无人告知否决的实质理由，只是告诉他，票数不够。

刘燕文的博士论文题目是《超短脉冲激光驱动的大电流密度的光电阴极的研究》，“不仅文科的人不可能懂，而且，即使是无线电专业的人士，如果不是专门研究‘阴极’，也难以搞懂。”刘说。

而评定刘燕文博士论文的北大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只有一人来自与无线电相关的专业――物理系，其他委员来自诸如法律、文学、历史等等院系。

“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出现了：这个学位评定委员会能够进行学术讨论吗？”刘燕文的代理律师、同为北大博士的法学院学生何兵（如今已是中国政法大学教师）对本报记者说。

按照北大官方网站上数据是，2002年，北大合计招收博士生879名，硕士生2940名。

何兵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按北大和国家的有关规定，硕士以上的学位论文必须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评定。也就是说，到2005年夏季，北大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每一位委员须评定879篇博士论文和2940篇硕士论文。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按现行的学位论文撰写的基本要求和实际惯例，硕士论文一般最低应达到3万字，博士论文一般最低应达到8万字，两项合计，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的总字数最低应为15852万字。按各校惯例，学生答辩应在每年的5月至6月间。答辩完毕后，首先交由系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评定，再交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评定，而学生应在每年的7月中旬离校。这就是说，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评阅论文的时间，充其量不足一个月。以此计算，每位评委平均每天的阅读量为528.4万字。”

“如果按一本书30万字计算，平均每位评委每天要读17.6部书！这些委员们是如何在一天之内读完17.6部书的？”

何兵认为，中国的这种校学术评定委员会设置并非国际上的通例，很大程度上，它是独一无二的，是建国以后一段时间内，国家行政权力无所不及这一历史现象的现代遗存，是教育行政化和学术行政化的一种具体体现。

这样一种运作安排不仅是一个人的命运被改变，“更重要的是严格的学术民主制度可能被送入未名湖底！”这也仅仅反映了北大乃至中国大学学术评价问题之巨大冰山的一角。

与“看不懂”相比，更可怕的是学术的评价往往让位于关系的竞争。北大某社科类系的一位副教授说，学术委员会投票之前，如果你想评上要先进行“电话外交”，有时，评定之前，票数已定。

据了解，去年该系只有一个教授晋升名额，而竞争者众，只有一个人上去了，于是引起其他一些人的不满，于是人们便向上反映他的“问题”，直到他从教授上“掉”了下来，同大家回到同一起跑线。

狭窄的通道，过之者众，在竞争中，学术评价机制的评价功能被高度扭曲。

目前，中国高校的职称评价机制是“三级评审，系为基础”，三级是：系学术委员会、学科评审组、校学术委员会，每个参评者的命运，将由来自不同学科、不同专业、持有不同见解和主张，特别是拥有不同利益考虑的近百位评委投票裁定。

“每个人都必须在每一级全票通过方可进入下一级，显然，这对于有独立学术见解，倡导一家之言者尤其是死路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