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时语：以色列、伊斯兰极端主义与穆斯林民主

武装组织“伊斯兰国”异军突起，把伊斯兰极端主义对国际安全的威胁提到新的高峰。8月29日，英国内政部把恐怖袭击威胁级别提高到“严峻”，仅次于最高的“危急”；巴基斯坦记者报道：积极卷入疆独运动的巴基斯坦“红色清真寺”领袖阿齐兹（Abdul Maulana Aziz），新近也公开宣布支持自封哈里发的“伊斯兰国”领袖，极端主义剑锋直指中国。

欧美朝野纷纷怪罪伊拉克前什叶派总理马利基的“派性”领导，但是如原名“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斯兰国”提示，这一极端组织崛起的关键在于叙利亚的内乱。后者正是西方与海湾逊尼派各国为了打击伊朗和俄罗斯的利益，联手支持反巴沙尔・阿萨德政府运动引发。

美国总统奥巴马如今自己强调，期待叙利亚世俗反对派会在内战中占上风“一直是个幻想”，所以极端主义借机扩展，完全是意料中事。尤其是沙特阿拉伯为首的海湾国家，在欧美鼓励之下，向叙利亚的逊尼派宗教势力武装提供大笔金钱和军械，如今“种瓜得瓜”，岂有他哉。

同样并不诡秘的，是“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斯兰国”年前就控制了伊拉克安巴省大部，欧美并不在意；6月初，它攻占伊拉克第二大城摩苏尔，准备向巴格达大举进军，西方反应也大都在于口头，伊朗却马上军事卷入。后来真正引发华盛顿和北约盟国军事行动的，是伊斯兰国组织攻势转向库尔德族区，库尔德族武装溃不成军。

这就回到我早先提出的论点：库尔德族是伊斯兰国组织崛起和伊拉克内乱的最大赢家，抓住这一历史机会强化独立。欧美在库尔德区被攻的节骨眼上采取军事行动，表明维护库尔德族的变相独立，代表了西方的利益。从更高的角度，叙利亚内战和伊拉克动乱推进了“大库尔德斯坦”运动，威胁到土耳其和伊朗的国家统一。

由此再进一步，看到伊斯兰国组织崛起的另一大赢家──以色列。这不仅是库尔德地区提供了以色列迫切需要的战略纵深，被摩萨德特工全面渗透，还反映了更重要的事实：以色列的最大敌人，实在是穆斯林和阿拉伯民主，而决不是伊斯兰极端主义。

伊斯兰极端主义符合以色列利益

再是不够完善，土耳其和伊朗代表了伊斯兰现代民主的样板，国家政策受到基层民意的支配制约。西方伊斯兰权威路易斯（Bernard Lewis）因此很有远见地预言两国体制的最终汇聚。对比之下，现代阿拉伯世界的最大缺失，便是“阿拉伯街头”与政权上层严重脱节。这是伊斯兰极端主义泛滥的主要原因，却在许多方面符合以色列的利益。

首先，巴勒斯坦人民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是穆斯林民意和“阿拉伯街头”的关注重点。以色列目前的最大两个敌手──真主党和哈马斯都是阿拉伯民主选举的赢家。伊朗之外，土耳其政治民主化之后，迅速从以色列的盟友变成最强烈的批评者，由总理出任总统的埃尔多安甚至将以色列政府比拟为纳粹。埃及在穆斯林兄弟会通过选举执掌政权后，与以色列关系迅速退化，都是例证。

对比之下，历史上极端宗教势力或和狂热意识形态，都把内部“异端”看成最大的敌人。例如当年“共产国际”便把“托派”视作超过帝国主义的仇敌，必欲除之而后快。基地组织（卡伊达）和伊斯兰国组织代表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因此把什叶派看成主敌，对犹太复国主义，却是“君子动口不动手”。西方记者早就观察到逊尼派极端势力一般避免触犯以色列。近来在以色列对加沙地区狂轰滥炸之际，从欧美到大中东的逊尼派极端分子，却仍然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内战中前赴后继。

穆斯林民主的另一主敌，便是沙特为首的海湾君主国和其他阿拉伯专制政权。这不仅解释以色列与沙特的“权宜同盟”，也说明在新近加沙战争中，如《纽约时报》观察，沙特和埃及都对哈马斯落井下石。加沙战争血迹未干，以色列马上宣布吞并约旦河西岸的大片土地，扩建犹太殖民点。伊斯兰极端主义为以色列创造的历史机会非常明显。

但是，“民主是个好东西”。新近的加沙战争，在缺乏民主的阿拉伯世界固然未能掀起风浪，对欧美社会却造成深刻冲击。欧洲不断增长的穆斯林人口推动的“反犹主义”成为媒体主题，英国更出现首位穆斯林内阁大臣反对政府有关外交政策辞职的轰动事件。更不祥的是美国民调显示，年轻一代对以色列的支持率下降到少数。随着美国非白人人口的继续增长，有朝一日，欧美民主制度或许也会成为以色列的“安全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