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章润：“归来的陌生人”：被遗忘的民国法学家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界有两场争论旷日持久，一则围绕“民主还是独裁”，在国难当头之际讨论如何才能实现独立富强；二则讨论因上一问题引发的文化建设路向，究竟“全盘西化”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一大批法学家在这些讨论中发出有力的声音，如张君劢（1887~1969）、燕树棠（1891~1984）、萧公权（1897~1981）、吴经熊（1899~1986）、张佛泉（1907~1993）等等，他们从法理角度梳理这些问题，依照自己在海外求学所得及对中国现实的观察思考，提出不少真知灼见。然而这些声音竟被历史湮没，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鲜有人知他们的存在与贡献。

有感于这样的图景，自2004年起，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主编“汉语法学文丛”，将这些被遗忘的民国法学家的著作重新编辑出版，迄今为止已经出版10余种。这些曾经声动一时、后来逐渐陌生的名字，重新回到读者的视野，借用北岛在1986年出版的一本散文集标题，他们是“归来的陌生人”。

丛书主编、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先生在《法学家的智慧》一书中，将中国自有现代法学系统以来的法学家划分为五代。第一代在清末变法改制时期登场，如梁启超、伍廷芳、王宠惠，而上文所述诸位则基本属于第二代法学家，许章润称为“真正纯粹法学意义上的中国学术传统”。

回溯中国社会20世纪的发展，上半叶国人为救亡图存而努力，国共在各个领域开展路线斗争；新中国成立后，接踵而来的各种运动则将此前几十年来逐渐成形的政治、文化主流一一打破，一切另起炉灶，直到“文革”之后再“拨乱反正”，又一次回炉再造。

萧公权、吴经熊、张佛泉等人的命运恰与此过程相始终，在年轻有为时处于国家患难，在中年要出成果时遭遇政治变革，此后或到台湾或海外潜心教书，或留在大陆，至此沉寂。真正能将法学抱负致力于社会现实的时间，不过20年左右。少年成名，老无所用，这是这代法学家的写照。

上篇：“中国向何处去”的百年追问

五代学人，薪火相传

《南风窗》：您自己最早是怎么接触到这些民国著作的？

许章润：真正关注民国法政学思及其作品，是在80年代初期以还。特别是80年代中期发生的那场中西文化讨论，无异于是对60年前爆发的同题讨论的重温，再检讨之下，大家都似乎恍然“去古未远”，明白“中国问题”依旧，“同志仍需努力”，愈加激发了我们这个年龄段的“青年学人”追索既往的意识。

当其时，陆续接触到一些作品，比如，学校出售的台版法律书刊，将我们这些贫寒学子的腰包掏空，幸福而凄惶。朦胧间，知晓了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时代，法学和法学家们挥洒其间，反帝反殖之外，立宪斗争、议会民主等等政制剧目亦曾上演。不过是昨日的事，但一层帷幔，就将心灵蒙蔽，非得钻天钻地才能看清真相，这便是20世纪上演的中国故事，可见历史确乎是人写的。晚近中国，当政治上的四分五裂造成国族不幸的时候，可能恰恰意味着自由思想获得了自己的空间。之所以近代中国的主要思想成果多数诞生于江山一统之前，就在于政治分裂导致管制出现了空隙，思想之树因而得以栉风沐雨，在时代的激荡下茁生。因而，接续这个时代及其情思，揣摩其运思，反思其心思，光大其学思，既在承前，更在启后，舍我其谁。

因而，总括来看，我们这一代人对于前辈的了解主要通过三个渠道：一是图书馆里读“旧书”。婆娑旧籍，仿佛就与往日打个照面，而心心相应，非时间和世间所能阻隔。二是港台来的一批书籍。80年代初，老八一中学旁边，现在的中关村科技园商务区，有一个八一书店专门卖盗版港台书，周边高校的青年声气相通，比肩光顾，心情犹如盗火。第三个渠道，对于文史哲学科的学子，也许这是一条重要的通道，而于法学院的学生来说，可能只有辅助性质，那就是亲炙前辈学人。

《南风窗》：能谈谈对前辈学人的印象吗？

许章润：法学界的先辈，所剩无几，故尔，后来人多不复见也。“不复见”似乎就等于没存在过。恢复高考后入学的77、78和79级学生，所谓的“新三届”，与当时“年富力强”的老师们并无多少共同语言，这是当年的一大怪事，而且，此后可能也未必见得有多少沟通。原因无他，盖因后者大多是50年代以后接受教育，60年代初期以还逐步毕业任教的。另一方面，青年学子与老人家们谈得来，有共同语言，他们是所谓“解放前过来的旧知识分子”，或者，“解放初期”出道的，一些人多少还有点旧日读书人的风范遗传。

当其时，他们多已六七十岁，倘若现在还在世，怕已90上下了。历经风霜，硕果仅存，老人们本身就是历史，一种不屈不挠的时代记忆，让后辈们藉由近身观瞻，而遥想当年。当时政法大学的老辈中，朱奇武、汪先生均为所谓“解放前过来的知识分子”。晚一辈的，自宁汉林先生而江平、余叔通诸先生，都还站在讲台上。爷孙辈之间的交流，经由代际互动，将晚辈的视野霎那间穿越时空，拓展到两代人以上。真真切切，至少就人文学科而言，老先生们可是大学的宝啊！

90年代后在国外，做讨饭营生稻粮谋之外，一个重要消遣就是到中文图书馆随手翻看汉籍，摸摸中文“老书”。比如，把《德国民法典》翻译成英文的王宠惠先生的文集及其纪念文集，在大陆是看不到的。

《南风窗》：您在著述中曾将近代中国法律学人划分为五代，刚刚讲的“爷孙之间”是第四代与第五代吗？

许章润：打倒“四人帮”、恢复“高考”之后，70年代末期入学攻读法学院的这批人属于第五代。像蔡枢衡先生、王铁崖先生，在30年代中后期即已出道，可谓第三代。二者之间，还有一批人，于40年代末50年代初学成出道，介于新旧之间，比如江平先生，属于第四代。回想30年前，青年学生主要与第三、第四两代分享共同语言。第三代学人其实所剩不多，不少力挺十载春秋以上，为后来人展示风范。

在第四代与我们之间，还有“一批人”，即50年代中期以后陆续大学毕业的一代人，以齿德为序，固为尊长，但在学术意义上，则不成代。这批人现在大约70来岁上下，最好的时光荒废了，绝大多数也早已出局。

与断裂的历史重新接头

《南风窗》：您大概什么时候萌生了编辑“汉语法学文丛”的想法？

许章润：2004年出版了“丛书”的第一批作品，而开始运作则始于此前两年。当其时，百度更张，思潮澎湃。萌发于80年代中期、90年代初期以及再度涌动国中的一些思潮，彼此抵牾，各擅其长，而尤以下述两种理论取向和思想阵营，颇具代表性。

首先，一批自诩为自由主义者的知识分子，以西方启蒙早期的古典自由主义理念武装自己，进而观照中国当下。其以对不明所以的西方社会作为理想的乌托邦样本，要求中国的一切在与国际接轨的名目下全面向西方文明靠拢，真诚而炽烈，却似乎失之于天真烂漫。比如，法学界同人提倡法官配饰假发，这便有点不明所以了。即便在刻下“西方”，衙门口子也是尽量能不戴假发就不戴，原因无他，这既不卫生，又是中世纪魅力统治下的装腔作势。而现代恰恰是所谓的除魅时代，取消它们才是正道。旁观者见贤思齐，花了眼，亦真亦幻，载清载浊。

与之相对，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力倡“王道政治”，甚至指认只有儒家教义才能救中国。这话同样真诚而炽烈，但同样似乎失之于天真烂漫。它没有对占据统治地位、滥觞于近代西北欧的现代普适性政体做出开放性回应，只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式的观点立论，说轻点，得谓一厢情愿，说重点，真所谓痴人说梦。

除此之外，还有一批人，持取审慎中道的立场。他们对于中、西两方过日子的好处与难处，看来都有一些体验，也似乎均有所同情和体贴；他们对于古今之变，左看右看，好像颇能设身处地，而均有所顾应。不仅明白教条式的自由主义大哄大起无济于事，相反，却可能适得其反，而且，对于文化乡愁式的罗曼蒂克，亦多警怵。在他们看来，自由主义理念和文化乡愁式的王道政治憧憬，均不过“中国问题”的因应之策，而“中国问题”千头万绪，至少以两个世纪为疗程，绝非一招一策所能打发，更非短期即可见效。

《南风窗》：这些当代的思潮怎么促使您关注七八十年前的民国法学家？

许章润：凡此种种思绪，并非始自今日，亦非只是30年间的大哄大起，实为百年思潮在新时代的轰隆回想而已。实际上，自晚清以还，历经“五四”荡涤和其后文化大讨论的洗礼，中国思想中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的文化检讨愈见深入，也愈加激烈，最终演变为政治路线之争，乃至于兵戎相见。此情此景，借用黄仁宇先生“历史出现了僵局，只好用战争来打开缺口”这句话，不妨说，“理论逻辑纠结不清，遂用历史逻辑取而代之，一时间也好向现实做个交待”。其间，围绕着中西文明传承与个性的价值性分析，有关民主与法治、专制与独裁的历史性追究，打开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多维可能性窗口。其思其虑，虽时光暌违，而不失其光辉，重温包括法律思想和法律文化智慧在内的先贤虑思，看一看先辈们是如何在相近似的历史状况下做出自己的回应的，不仅可能，而且必要，自不待言。

其次，曾几何时，整个中国，600余所法学院，从教师到学生，有几个人知道中国曾经有位世界级法学家，宁波吴公德生（吴经熊，字德生――编者按）先生？大家竞相标榜阅读汉译世界名著，满嘴汉译世界名著的词汇，引经据典的不是盎格鲁就是德意志。不仅举为有学有识的标志，而且等同于普世性不言自明之真理。隔绝久矣，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趋之若鹜，正说明我们这个民族具有强劲有力的吐故纳新的自强不息精神，同时，又说明不明所以，一时间阵脚乱了，丧失了文化自觉，长期以往，总不是个事。其利在开拓视野，一下子让自己与占据主流地位的世界文化拉近了距离，同时，它遮蔽了中国问题，消泯了学人的中国问题意识，从而对于中国问题的解决可能会隔靴搔痒。凡此心态，我们固然不好说是洋奴心态，但至少表明放弃了对于自身问题的理论思考，以及思想的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整理出版百多年来积攒下来最为优秀的汉语法律哲学与政治哲学著述，一定能打动万千学生的心，让学生在历史的维度里重新站在中国的视角思考中国问题，找寻问题的答案。

这一点已然有些效果了。几年前，我曾在课堂上做过测验，问学生，知道吴经熊的人请举手。结果没有一个人举手。最近几年，零零星星有人举手了，甚至多半举手了。怎么知道的？还不就是看吴经熊的书。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它的新生代，对于自己民族的前辈居然不知道，而且并不是说古代，更非史前，仅仅是眼面前的，这说得过去吗？这种遮蔽不是因为大浪淘沙，而是一种人为遮蔽，它所造成的认识的片面、思想的狭隘、文化视野的单薄，已然对中国近代一些问题的解决方案造成了负面影响。

《南风窗》：回溯20世纪的思想，您发现这些民国法学思想是真的完全被遗忘、被遮蔽的吗？

许章润：其中可能有几个例外，比如蔡枢衡先生，他不是一个重要的法律思想家，但也是那一代人里面较为杰出的一位。他的幸运在于他是一位刑法学专家，而且直到80年代还在世，所以侥幸为人们所知道。

其他的，如以思想性思考为主业的法学家，比如法哲学家吴经熊、政治哲学家张君劢，甚至较为书斋型的萧公权，因为在1949年后走了一条不同的人生轨迹，基本上在大陆学人尤其是年轻学人的视野里彻底消失了。这种情况下，对于一个人的复原，如果以点到面形成对一代人的复原，就意味着历史又重新接上了头。

各种思潮互相碰撞

《南风窗》：刚才提到的国内流行的几种思潮，您认为是怎么出现的？

许章润：凡此思潮，均为一种应激反应，不是平地起高楼式地突然萌发于今天，相反，百年中国思想史上，它们屡仆屡起，不绝如缕。“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其间的分野就已经出现。他们有共同的文化意识和政治抱负，就是救国、建国，但是如何做，出现了思想理论上的路线之争。激进的全盘西化派很多实际是西方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作为对于它们的应激反应，以梁漱溟为首，基于对于中国的情怀、对中国文化“花果飘零”的一腔惋惜（唐君毅语），起而捍卫中国文化，他们与全盘西化的自由派之间的论战丰富、深化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并且延续了这样一脉思想。可以说包括中国法律文明在内的中国文明，经历了百年的批判，有如凤凰涅般地经过了洗礼，所以今天的诸多思潮你很难说是完全来自哪个西方国家的，或者说中国古代哪一脉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