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章润：德沃金教授及其中国之行

一、给他的心灵以最精微的激动

2002年5月17上午，德沃金教授自英国抵京。按原定计划，法学院的两位学生去机场接机，乘出租车到友谊宾馆，帮忙安排住下。大家都忙于会务，接待陆续抵莅的国内代表，无法抽身，遂嘱咐接机的同学午饭后陪德翁去颐和园看看。不想长途旅行，飞机晚点，在宾馆为住宿安排又历周折，费时甚久。至此，老先生人困马乏，饭也没吃，洗一洗，就睡下了。

德翁此行是应邀来清华大学参加“德沃金法哲学思想国际研讨会”。说来不好意思，筹备这样的“国际会议”，是在既无钱，又无任何支持的情形下动手的。总共两、三个教书匠，加上请来帮忙的几位学生，就准备搭架子开会。当然，学术会议大抵如此，真正有财力、权力和心力，又是会务组，又是接待组什么的，多半倒未必学术了。直到会期临近一月不到的时候，才知道召开这样的“国际会议”，光学者乐意不行，还必须获得“上面”的批准，王晨光教授遂连夜赶写申请报告。毕竟是改革开放的年月，学校管外事的很通达，轻描淡写地指正几句后，不仅批准开会，而且叮嘱要筹够资金，把会开好。是的，是要把会开好，可钱呢？王晨光教授动员了自己的人脉，几经协商，福特基金会答应解决美国天普大学法学院一位教授的全程旅费。德翁的住宿费尚无着落。会议以“清华大学法治与人权研究中心”的名义筹组，而这种中心，在学界吃饭的同事都明白，倘若主事的不想折腾，是一分钱也没有的。所谓自由组合，灵活机动，皮包公司，就是这么回事。怎么办呢？关键时刻，还是使出了吃“单位”大锅饭的老传统，请求清华大学法学院帮忙。院领导班子经过研究，积极支持，认为只要有学术价值，花钱就花吧！反正需要报销的主要款项只有德翁的住宿费和国内机票，招待莅会代表的饭费。都是法学院的教员和学生，自觉自愿做这件事，也不存在什么报酬的问题。再说，就算是花钱让年轻学子们见见这位享誉全球的大学者，听听人家是怎么谈问题的，也是值得的。如此这般，一块石头落了地，因而也就可以大模大样地本中华之美德，结“外宾”之欢心，叮咛接机的学生：“德翁年纪大了，要打好一点的的啊！”

当日傍晚稍早时分，老人家和携行的女友一起“打的”来到清华园。他们两位，接机的两位女同学，四人一路说说笑笑，“联袂”从东门走进校园。五月的清华园，草青树绿，天蓝蓝，和风徐来。德翁中等身量，微驼背，一身浅白便装，缓步当车，映衬其间，竟是那般蔼蔼恂恂，而又飘然无拘。德翁笑着说，旅行尚好，饮食尚好，休息尚好，他是她们的英文老师，教学尚好。

会期共两天，外加两次公众讲座。即5月18和19日两天开会，5月21日德翁为清华师生作一次公开演讲。另一次公众讲座由天普大学的戴维？凯瑞斯教授主持。凯教授批判法学中人，虽人到中年，“批判”精神不减，声音宏亮，吐字清晰，骨碌碌，真像“半空中滚过一排响雷”。（注1） 18日上午，与会代表依次发言，描摹“德沃金法哲学思想”这只大象的不同部位。下午则以自由讨论为主，虚虚实实之间，中国外国两头，递招接招，不亦乐乎。事后，德翁说发言者对于西方学术思想的熟悉，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二天上午，由德翁和凯瑞斯教授分别作中心发言。两位教授谱系有别，声名不等，但都论点分明，向听众讲明白的同时，还不忘对等商榷，彼此之间讲明白，可算是“烟丝皮里纯”，见血不封喉，使出了浑身解数。下午，就在紧邻清华园的万圣书园，由上述研究中心和《读书》杂志共同主持一个小型座谈会，题目是“自由主义法律精神与美国宪政传统”，主要是想借助《读书》的名气，为宪政研究张本。说是小型座谈会，没想到出席者竟有百余人，多是周围院校的学生，以清华、北大和法大三校居多。室内人多势众，气温升，设计使用空调而空调尚未开通的书屋窗户密闭，老先生端坐中间，云蒸霞蔚，一身大汗，不停喝水。店主苏里兄文化人也，虽说见过的阵势不少，此刻却也感同身受，陪同流汗不已，喝水无数。将近三小时下来，就如唐德刚先生借太史公之言状喻胡适老夫子，此时此刻，德老夫子也已有几许“惶惶如丧家之犬！”的模样了。看他老人家这么累，还被人拖去赶饭局，真是不忍。不过，据事后德翁相告，那顿饭是他在北京吃得最luxurious 的。――真高兴他有口福！

20日，按计划，德翁去看看长城，中午时分去长城脚下的中国政法大学作一次演讲，与这座中国最大的法学院的同学们见面。陪同前往的，是笔者和舒国滢教授二人。这次不用打的，由法大派车，送去。迄至登临绝顶，眺高天之下，山峦起伏，浑浑莽莽，地球胸膛里，一脉大墙于山脊逶迤，默然无声，老先生似乎真是有点恍然而憬然。笔者告谓“不到长城非好汉”，他一转头就转告女友，并且添油加醋说，“孔子说的”。

法大校园条件之差，行政管理之劣，在京城高校中恐怕位列前茅，而学生素质之高，钻研风气之浓厚，亦且名列前茅。德翁的演讲是如此激越豪迈，而又充溢着理性的光辉。学生的提问也丁一卯二，直捷无忌，旗鼓相当。看得出来，不少学生对已经译为中文的德翁的那些著述，是相当熟悉的，而现场用英语提问和应对，也颇得体，不卑不亢间彰显了新一代年轻人的底气。就象雪莱的诗句吟诵的那样：

他从幼小起，就由庄严的幻象

和温柔而灿烂的梦所培育。

大地和天空的每一景象，每种声音，

都给他的心灵以最精微的激动。

神圣的哲学之泉源没有逃过

他干渴的嘴唇，他熟悉庄严的过去

以故事或论理所宣示的一切

真的、美的和善的。少年流去了，

他离开了与他隔阂的家，要到

陌生的远方去寻求奇异的真理。

“认真对待人权”，这是第二天德翁在清华园的公众演讲题目，显然点化自作者早年的名著《认真对待权利》。二者的命意，在笔者理解，恰如某教授的调侃，在于吁请“把权利当回事”。从积极意义来看，作为受托一方，权力机构应当为公民行使权利一任驰驱，――“领导就是服务嘛！”；从消极意义来看，尤其是不要动不动就拿小老百姓过日子的事情开涮。

德翁来华之前即已函告演讲题目，说明是有备而来的。果然，讲演以两大原则为基点，直指究竟人权意味着什么、为何人权如此重要这一问题的核心。第一项原则是“人人平等”，即每个人的生命均同等重要而宝贵，都应善加对待，促其圆满。推而言之，笔者理解，还当包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等的命意在内。第二条原则是“特殊责任”，用德翁的原话就是，“人必须自己就成功的人生担负主要责任”。此处的人，当然是才质、基础各不相等的个人。根据第一条原则，政府应当合理分配社会财富，而基于第二条原则，言论自由和政治活动自由自然不在话下。对于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意味着手握大权的政府自积极意义上表达对于全体公民的“平等的关切”，它构成了政治社会的“至上之善”。在法制文明秩序之下， 经由一整套的法制安排，对社会财富的占有、分配和使用予以合理配置，是政府的职责所在。说穿了，养活你政府一大家子干吗，还不就是托你办这件事么！否则，只好另托别人了。正如德翁此前即已阐说的那样，政府宣称对全体公民拥有统治权力，并且要求他们献出自己的忠诚，可如果政府对于他们的命运没有表现出平等的关切，那它就不是一个合法的政府。换言之，全体公民也就没有义务献出自己的政治忠诚。（注2）而“平等的关切”，主要的或者说关键的，是要落实为合理分配社会财富的体制。――这年月，没钱叫人怎么过日子。因而，就法律角度来看，它至少包括税收、信贷、保险、劳动、环保、福利、产权、契约、侵权和民权保障等等一系列法制安排。说来让人感慨莫名，从当年培根论说自由，将它与私有财产紧密联系在一起，近世西人对于财富的取得、分配和使用，一直以来就是如此上纲上线，而又细致入微。（注3）它不仅有助于实现平等，同时，并造成了“平等”的实际结果就是“平等者，金钱目前人人平等也！”这一怪胎。可倘非如此，可能反而更糟。就像今日中国有一伙据说叫什么“自由主义者”的，吁求保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听着特别顺耳的当然还是新贵们，而与亿万受剥夺的人们无涉。可不这样，又能好到哪里去，或者，只会更糟。难局，难局，大声疾呼民主与平等的中国今日也要面对的难局，真是让人愁肠百结。

这两大个人主义原则，浅白而直接，却如“分配正义与校正正义”，或者“人是生而自由的，却又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一类的命题，牵一发而动全身，泱泱乎其为大端矣！怎一个“通俗”了得。而如此难题，德翁的论述真可谓通俗，举重若轻，一层层，一条条，缕析着让你看清了，小子！而用词之贴切，出语无浮饰，表达流畅密不透风，却又间架豁达明明朗朗，直如老农耘地，用力婉转，徐疾裕如，身手矫健里风声不惊，就把活做了，令人感佩、感佩。――这后面，该是多少的汗水呀！

那天，担任翻译的是朱伟一博士。朱博士负笈哥伦比亚大学，获法律博士学位，传译精到、专业，措辞平实而优美，与德翁原文气质相当，堪称佳译。特别是朱兄身体好，连续几天工作，乐在其中，始终不显疲态，为会议挣了面子。就学生的提问来看，既有自然率切的，也有同样是有备而来的，如同德翁的接招不慌不忙，同学们的问答也可以说是理性而友好的。虽说如今的学生几乎个个气壮如牛、天生大才的模样，将不讲礼貌当作个性独立，但此时此刻，笔者可以打包票，他们哪里会有什么“敌意”哟！

第二天，老先生“南巡”，往杭州、上海和香港而去。德翁“在北京认真地对待权利”的故事，到此谢幕。

二、权利的象征

当今在世的西方法学家中，论在汉语法学界的影响，无出德翁之右者。不仅其主要著述均已译为中文，海峡两岸四地一纸风行，如《法律帝国》、《认真对待权利》、《自由的法》和《至上之善》，而且，他的著作及其论述理路，折服了无数读者，而不分年老年少，什么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至于真看得懂还是真看不懂，属于慢慢来的事，倒不是问题的关键，不妨遵循学术上没有高高在上的裁判这一思路往前迈步，谁也不能打包票，更用不着自诩高明，好像举世滔滔，只有自己才“认真对待学术”。君不见，一句“认真对待权利”，直让人眼热心跳。品味再三后，热血澎湃与沉着吟咏兼有，跺脚跳骂与默默摇头齐出。实际上，就近世中西思想交通史而言，八十年前泰戈尔、杜威访华，四十年代庞德来华“指导”立法，近年的哈贝马斯、德里达相继过境，都是在在可志者。就法学言，百年间来华讲学，堪称世界级大家的，也只有“庞、德”二人而已。若说有所不同，则当年庞德来华，官方盛接，媒体猛报，学界高奉，欹欤盛哉。德翁此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有年，“科学”及其“家”是生产力，因而老人家也就是“悄悄的来，正如静静地去，不带走一片云彩”。媒体自然无遑顾及，――没有卖点嘛；实际上，鄙校的高层技术官僚们，对德翁也是闻所未闻的。只在听说他也是英、美两国的什么“院士”，这才临时由“主管文科”的副校长，在21日的讲座前，作二十来分钟“亲切交谈”，“认真对待”了一下他。

是的，这二十来年间，西方来华的各色学人，可谓过江之鲫，而往访西国的中国学人，包括假冒伪劣的，尤有过之。为什么偏偏德沃金、哈贝马斯搅动一池涟漪，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呢？

罗纳德？德沃金何许人也？一介书生嘛！一位教书匠嘛！书生之职志，在书生事业。那么，就让我们从“德沃金教授”的书讲起。

《法律帝国》是德翁的代表作，也是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在英语文明圈产生巨大反响的名著。此书紧紧攫住普通法传统中“法官说什么，法律也就常常变成了什么”（注4）这一关键铺展思路，而最后落实为对于究竟法官凭什么这样说的说明，――自内在的、拟设的法官这一司法的参与者的立场而作的深度的说明。具体来看，德翁是这样来铺陈自己的思路的：法官为了说出法律“是”什么，当然并不一定“应”是什么，必须经由诉讼来查明事实和法律，因而，事实、法律暨蕴涵于二者背后的道德－正义三大因素，构成了诉讼过程的基本语境和主导判决结果的基本因素。其中，核心是法律问题，包括“法律命题”和“法律依据”这两个子项。法律命题的证成有待于法律依据的圆融，正是围绕于此，法官大人纠缠于“理论性争论”；也正是不同的“理论性争论”，为法律依据的正当性提供了不同的论证。法官为什么要这样判决而不是那样判决，那是因为法官信采了特定的正当性论证。由此，建设性的阐释性概念和整体一致性概念联袂而出，构成了德氏法律帝国的基本阐释元素，蔚然担负起法律依据正当性的论证杠杆，而建立起一种关于法律的正当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