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江雨：地缘政治、国际话语权与国际法上的规则制定权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这是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少见的一次意图以实力支撑的战略运作来改变国际秩序和实现国际力量重组的重大国家规划，也是新一届中国政府确定的对外关系顶层设计。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9月访问哈萨克斯坦首倡“丝绸之路经济带”和10月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来，加快“一带一路”建设成为中国领导人外事访谈双边合作的必用语。

作为顶层设计的国家方略，“一带一路”自然成为中国地方各省区热炒的题目，在2015年的中国地方工作报告中，有31个省提出积极对接“一带一路”的诉求，而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也以各种方式表达了参与这一规划的愿望。此外，“一带一路”在国外也引发热议，众多知名国际媒体对这一规划作过认真的报道和探讨。

一方面，尽管其具体内容仍然缺乏细节，而学者之间对“一带一路”的性质仍有一定争论，比如它到底应该被称为“战略”还是“倡议”，或者别的什么，但无人否定它是本届政府对外关系的大方略，甚至被认为是恰当其时的最佳战略。另一方面，“一带一路”规划虽然气势如虹，已经出现了“‘一带一路’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的中国特色跟风潮，但总给人一点不知具体内容到底为何的感觉。

细节终归可以补充也必须得到补充。不过，仅就这个设想的提出本身而言，其在国际关系上具有重大意义。它在国际政治上提出一套新的论述和战略，其暗中契合地缘政治的一个流传已久的重大理论；若成功实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实现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在区域内的重整和再组，并在此基础上产生全球性影响。

一、文件上的“一带一路”方略

首先简要总结依现有可获得信息能理解到的“一带一路”基本框架和某些具体内容。这方面的主要官方文件是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和商务部经国务院授权于2015年3月28日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根据这份文件，“一带一路”具有如下特点：

1.“一带一路”的宗旨是实现沿线各国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正如上述文件所说：“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构架”。

2.“一带一路”的地理涵盖范围点明是“亚欧非大陆及其附近海洋”。“一带”的三个走向是：（1）从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2）中国经中亚、西亚到波斯湾、地中海；（3）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一路”的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经南海到印度洋并延伸至欧洲，以及从中国沿海港口经南海到南太平洋。

3．中国要推动的“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合作的重点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互通”，而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作为优先建设领域。

4.“一带一路”的推进是要依托中国与沿线有关国家和地区既有的双多边合作机制和区域合作平台，“充分发挥现有联委会、混委会、协委会、指导委员会、管理委员会等双边机制作用，协调推动合作项目实施”。

可以看出，“一带一路”本身不是一个国际组织或者国际协议，不具有实体和固定机制或治理框架，而是一系列倡议、协议、项目等的综合，借助“丝绸之路”这个历史符号，旨在通过政府号召和鼓励来推动企业通过市场来进行产能合作。在这个意义上，它的目标很明确，但具体实现缺少正式的机制，因而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二、“一带一路”的地缘政治

显而易见，“一带一路”战略的着眼点是建设欧亚大陆，其可辨别的最明确目标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来实现欧亚大陆的互联互通。这会使很多国际关系研究者联想到地缘政治学中最重要的理论之一，即英国政治地理学家麦金德的“历史的地理枢纽”理论，或称“世界岛”理论及“大陆心脏说”。1904年麦金德在其著名论文《历史的地理枢纽》中将世界政治力量划分为陆上力量和海上力量，陆上力量的主要源泉在于广阔的亚洲中心地区，麦金德称之为“历史的地理枢纽”。麦金德断言，控制枢纽地带的大国相对于海权国家来说处于优势，其安全固若金汤。“一战”以后，麦金德将枢纽地带更名为“心脏地带”，其范围被他定义为包括了从日德兰半岛到爱琴海一线以东的整个欧洲部分，而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也位于“心脏地带”以内。

麦金德认为“心脏地带”是海权国家鞭长莫及的，不仅战略上无懈可击，同时拥有巨大的经济潜力，富有能源、矿产资源、原材料和农产品。麦金德由此推断，“心脏地带具备了成为世界权力的根本中心的潜力。而开启这一潜力的根本途径是现代化的通信系统，这在20世纪早期意味着要修建铁路”。他甚至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中断言，“任何可能的社会变革，似乎都不会改变它和它生存的巨大地理界线之间的基本关系”。今天如果麦金德被要求修订这一理论，他大概只会说应该修建更多更快的铁路和机场。

麦金德的理论当然只是一家之言，在他之后也有学者提出边缘地带理论，认为欧亚大陆的沿海地区才是世界政治力量争夺的中心，而以后的世界历史发展也昭然若揭：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并不在欧亚大陆，而最接近完全控制“世界岛”的苏联其实很脆弱，最后解体了。但平心而论，这不改变划分海权和陆权及世界政治力量空间分布的分析方法的巨大而恒久的意义，而其实随后的历史发展也并不必然能证伪麦金德的理论。换言之，历史上虽然还未出现通过控制“心脏地带”而称霸世界的国家，并不等于以后不会有。

这大陆“心脏地带”理论和中国有何联系？传统上德国和俄国被认为是最关注“心脏地带”统治权的大国，但麦金德本人很早就对中国的角色表示过警惕，尽管他只是担心中国被日本利用，因为当时的中国尚处在列强侵凌之下。他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中声称，“假如中国被日本组织起来去推翻俄罗斯帝国，并征服它的领土的话，那时就会因为他们将面临海洋的优越地位和把巨大的大陆资源加到一起―这是占有枢纽地位的俄国人现在还没到手的有利条件，构成对世界自由威胁的黄祸”。在这个意义上，麦金德作出了一个重要预测，为以后的西方地缘政治学者时时提起，即一个强大的中国，由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而具有特殊的地缘优势，如果能染指“世界岛”，那么将会把陆权和海权结合起来，构建世界权力的主要中心。中国积弱百年，这一点因而一直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但中国可能睡狮猛醒，因而也还有这种可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自1949年建政以来从来没有公开宣示过自己的地缘战略。在学界，麦金德的理论长期处于被批判的境地。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随之而来的军事力量的大幅度增强，加上与某些大国和周边国家的冲突也在日渐频密，中国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地缘战略，开始成为国内讨论和国际上猜测的一个议题。

当代国际社会并不是没有秩序。相反，它有着一个相当稳定的国际秩序，包括政治上基于雅尔塔体系而建立的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秩序和国际经济上以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为基本理念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本质上，这个体系是由美国主导建立和维护的，是所谓“美国治下的和平”（Pax-Americana）。但是中国的崛起，无论在客观上还是主观上都造成现有体系的不稳定。但无论对体系有什么影响，中国追求富国强兵总是合理的，而在崛起的过程中，寻求自身地缘空间的安全以及参与构建有利于自身的地缘秩序，也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当然，必须指出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终可算是现行国际体系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结合中国的地缘环境，历史上始终有海防与塞防之争，隐隐与海权和陆权的两分法有所契合。海防、塞防这个说法今天自然已经不能正确描述和解释中国现在面对的地缘政治问题，但仍然可以用来点明中国必须处理的地缘政治大势，以及中国地缘战略所必须考虑的因素。简单讲，中国地缘政治大势的三条政治线，对哪一条都不可偏废和偏颇。大体上，与在北部和西北与中国接壤的俄罗斯等国构成中国地缘政治的北一西北线，与新疆、西藏相邻的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等构成西线，东部和南部与中国相邻或隔海相望的国家构成东线或东一南线。我们从前述的“一带一路”战略的涵盖范围可以看出，“一带一路”有着同时兼顾中国所有地缘政治线的企图心。

“一带一路”自丝绸之路经济带始，针对的就是地缘政治线的西线与北一西北线。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眼光一直放在东线，外交也以处理好大国关系为要务。这在首重经济发展的国策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近年来中国所面临的情势已然大为改变，尤其是美国提出并实施以“重返亚太”为主题的“战略再平衡”，大国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竞争转向冷战后前所未有的激烈，中国在东线的发展受到很大阻碍。这种局面下，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教授在《“西进”：中国地缘战略的再平衡》中提出了关于中国地缘战略的一个新设想：

“当美国战略重点‘东移’，欧印俄等‘东望’之际，地处亚太中心位置的中国，不应将眼光局限于沿海疆域、传统竞争对象与合作伙伴，而应有‘西进’的战略谋划。”

据称这篇文章就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思想资源之一。大体上讲，王缉思教授提出，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需要新的地缘战略支柱。

显而易见，王缉思教授提出的有关方略，基本被纳入了中国政府后来公布的《“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对于为什么要“西进”的原因，王教授提出，西部各国位于欧亚大陆的核心地带，资源丰富，但该地区充满各种动荡冲突，“将对未来的全球秩序和大国关系造成严重冲击，也必将对中国在该地区迅速拓展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影响造成严重冲击”，对此中国不能置身事外，必须积极主动介入。另外，这一带大国协调机制和竞争合作规则未确立，大国势力范围处在交叉和重塑的过程中，但美国已经在下“先手棋”，俄罗斯和日本也多有卷入。在这种情况下，“西进战略”的意义在于，首先，有利于建立更为平衡的中美关系，可以和美国在该地区合作多于冲突。其次，西部各国为中国提供了参与大国多边协调、提高国际地位的良好机遇。

从王缉思教授在理论和方略上的论证与中国政府公布的“一带一路”官方文件内容来看，如果有观察者要将“一带一路”尤其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与麦金德的“大陆心脏地带说”联系起来，这不应该令人惊讶，虽然王缉思教授在《“西进”：中国地缘战略的再平衡》一文中从策略层面反对“西进”成为明确成文的国家战略。固然中国的“西进”确实当其时也，有着林林总总的必要原因和可行条件，但麦金德的理论就在那里，任何染指“心脏地带”的陆权大国会被套入这个分析框架，也几乎是必然之事。在这个意义上，麦金德的理论既是加持也是诅咒。对国内的民族主义者来说，没有比这更好的支持“一带一路”的理由了：挺进“心脏地带”，控制“世界岛”，进而雄霸天下，天下还有比这更好的“大棋”吗？但对于国外那些处处通过“中国威胁论”的有色眼镜观察中国的人来说，中国在欧亚大陆的任何重大举动都极可能引发猜疑和敌视。

对中国而言，“一带一路”，尤其是其中“西进”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国家利益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不可能因为其他国家的猜疑而止步不前。大概最好的做法，就是如王缉思教授所建议的，“中国‘西进’不可能不引起其他大国的疑虑和防范。要尽力避免它们联手排挤中国，不能以争霸、争权、争利的面目出现，动辄做出‘突破美国围堵’之类的姿态，视正常竞争为零和格局，将经济问题政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