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宇洁：教派主义与中东政治

摘要：伊斯兰教教派的产生与不同人群在伊斯兰社会政治发展中的不同权力主张有着密切的关系，其本身也对政治的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后，特别是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教派主义的影响日益彰显。近年西亚北非的政治变化中，教派主义的概念更是被频频使用。本文通过对近年中东政治中教派主义因素进行系统分析，指出宗教既非中东地区安全问题的主要根源，也非治愈此问题的灵丹妙药。如把教派差异视为目前中东政治变局产生的主因，不仅不利于冲突的解决，反而会使得所谓“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千年之争”成为真正的自我实现的预言。

教派主义伴随着宗教在人类生活中的产生和发展而出现。它是指人们对某一宗教或宗教派别的强烈信仰和忠诚，以及由此对其他宗教或教派及其信仰者产生的过高优越感、偏见、歧视甚至仇恨。这不仅存在于各宗教之间，也存在于同一宗教传统的内部。在某些时候，产生于宗教内部的教派主义由于强烈的共同情感和自我认同感，更强调本教派信仰的唯一正确性，因而更具排他性。在伊斯兰教内部，教派主义长期以来主要表现为逊尼派与什叶派的正统性之争，以及对与之相伴的有关差异和分歧的强调。

与世界其他宗教一样，伊斯兰教产生后不久，内部即因诸种原因发生了意见分歧，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教派区分。教派的产生与不同人群在早期穆斯林社会政治发展中的不同权力主张有着密切关系，其本身也对政治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在此后一千多年的历史中，逊尼派和什叶派两个教派一直是伊斯兰宗教和政治思想争论的一个主要问题，同时也时常对伊斯兰世界的现实政治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不论是在四大正统哈里发统治的结束时期，还是在伍麦叶王朝后期的社会动荡中，亦或蒙古人西征后留下的政治真空中，教派主义的旗号都曾被不同的政治力量所利用。

一、伊朗伊斯兰革命与教派主义因素的凸现

20世纪前半期是中东地区各伊斯兰国家政治格局变迁最为剧烈的时期。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伊朗恺加王朝解体之后，现代民族国家纷纷建立起来。整个中东地区在20世纪中期出现了世俗化的趋势，在政治领域，带有世俗化色彩的思想超过了具有宗教背景的思想，一度成为各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时，带有普世主义色彩的宗教观也在思想界扩散。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教派主义在该地区的影响，一些逊尼派知识分子也开始号召弥合不同教法学派之间的差异，包括逊尼派和什叶派教法学派间的差异。在这一大环境下，1959年爱资哈尔大学宣布承认什叶派所属的加法里教法学派为伊斯兰教的第五大教法学派，与逊尼派盛行的四大教法学派享有同等的地位。爱资哈尔大学的谢赫马哈茂德・沙尔图特也发布“法特瓦”，允许逊尼派和什叶派一起礼拜。此后，伊朗知名什叶派宗教人士开始在开罗设立机构，致力于弥合不同教法学派间的差异。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前，一些什叶派宗教组织非常活跃，在埃及出版了不少什叶派书籍。逊尼派和什叶派宗教学者也在杂志上共同发表了多篇文章，以调和两个教派间的关系，促进相互理解。

然而，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爆发迅速中止了这一趋势。在近代历史上，伊斯兰世界绝大部分沦为西方殖民地或势力范围。虽然20世纪中期以来的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运动令伊斯兰世界部分地摆脱了殖民主义的困扰，但总体而言，社会发展状况不尽如人意。在与受西方支持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中，阿拉伯一方屡战屡败，受压迫、被西方主宰的第三世界情绪在伊斯兰世界蔓延。在伊朗伊斯兰革命中，伊朗民众主宰了自己的命运。新政府对待美国与以色列的坚决态度，使有着深刻挫折感的伊斯兰世界感到振奋。霍梅尼的教法学家统治理论中虽有一定的什叶派因素，但他号召伊斯兰世界大团结和统一的革命主张却是泛伊斯兰主义的。不同地区与背景的穆斯林从不同角度对革命作出解读，有些认为这是“对美帝国主义的沉重打击”，有些则视其为对顺从美国的本国专制政府的挑战，有些认为这是摒弃西方式道路、以本土方式谋求发展的有益尝试，有些则视之为伊斯兰教的胜利，或是整个非西方世界的一次胜利。总体而言，这场革命极大地鼓舞了自近代以来屡屡受挫的伊斯兰世界，其影响并非局限于什叶派社团，而是整个穆斯林世界。

伊斯兰共和国建立之后，伊朗开始以伊斯兰世界团结的捍卫者自居，意识形态宣传具有非常明显的泛伊斯兰特点，并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淡化其什叶派色彩，以证明该诉求的正当性。革命后不久，伊斯兰文化和指导部宣布禁止在布道、出版、广播和电视节目中出现一切反逊尼派的言论；此后阿亚图拉霍梅尼向所有前往麦加和麦地那朝觐的什叶派穆斯林发布“法特瓦”，要求他们和逊尼派穆斯林一起，进行公开的集体礼拜；1982年，阿亚图拉阿里・蒙塔泽里启动了每年伊斯兰教历3月12-17日的伊斯兰“团结周”活动，以纪念穆圣诞辰等。[1]伊朗强化自身泛伊斯兰特性，并借此扩展其地区影响的做法，对沙特阿拉伯在伊斯兰世界的宗教地位和地区政治影响构成巨大的挑战。

自20世纪初麦加和麦地那两圣地被纳入现代沙特阿拉伯国家的疆域以来，沙特就以“两圣地监护者”和“正统伊斯兰信仰代言人”自居，积极扮演着伊斯兰世界盟主和世界穆斯林精神领袖的角色。什叶派的一些信仰和实践与作为沙特官方信仰的瓦哈比主义相悖，因此时常被认为违背了“认主独一”的根本信条。生活在沙特的什叶派因而遭遇严峻的挑战。但沙特把建国的历程定义为反对异族统治、重振伊斯兰信仰的过程，此后其经济实力的增长和作为“两圣地监护者”的身份更强化了其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中的地位。它倡导建立了世界穆斯林大会和伊斯兰世界联盟两大泛伊斯兰国际组织，凭借巨额石油财富在全球范围内开展活动。它领导着伊斯兰世界联盟并开办学校，资助从尼日利亚到马来西亚的穆斯林学生在沙特学习，其宗教与政治影响随之扩散到世界各地的穆斯林社团。可以说瓦哈比主义激发其雄心，而石油财富资助其事业不断发展。沙特在伊斯兰世界的领导者地位由此奠定。

霍梅尼号召的伊斯兰世界大团结，是以伊朗为首、以伊斯兰革命为榜样。他公开对沙特苦心经营的伊斯兰世界领袖、“两圣地监护者”的身份提出质疑，认为沙特奉行的君主制腐败、堕落，背离了真正的伊斯兰道路，缺乏人民的支持，也不配担任麦加、麦地那两圣地监护者。由于沙特在美苏两极对抗的世界格局中一向亲美，霍梅尼指责沙特不过是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走卒。伊朗对沙特泛伊斯兰主义运动领导地位的挑战，极大地影响了沙特地区战略的实施，伊朗和沙特关系日益紧张。

自此之后，教派主义以一种更为明显的方式表现了出来，并成为地区政治中的一个重要标杆。虽然霍梅尼一直宣扬伊斯兰世界大团结，但与西方认知的伊斯兰革命连锁反应所相反的是，很多伊斯兰国家并不认为伊朗革命是真正的伊斯兰运动的胜利，认为它是一场挑战各国现存政治秩序的政治动荡，更是什叶派对逊尼派的宗教挑战。代表逊尼派的沙特与代表什叶派的伊朗，在中东及其他地区的穆斯林社团当中展开了以宗教为旗帜的意识形态宣传战，并将其与自身争取地区霸权和伊斯兰世界领袖的战略目标结合起来。

教派主义的影响涉及地区格局和国际政治层面。什叶派和逊尼派历史上的差异和冲突被置于伊朗和沙特两个地区大国扩展自身地区影响力、谋求各自政治目标的斗争的背景下，显得格外引人瞩目。两国带有政治目的的教派主义宣传使得有穆斯林的地方，就有教派间的互相攻讦和冲突。教派主义成为当代中东地区政治中的重要因素。

二、作为宗教少数派的逊尼派和什叶派

中东各国不同程度地存在教派问题，其中伊拉克和黎巴嫩等国教派构成多元，教派冲突也较明显。伊朗和沙特虽都是以某一教派为绝对多数，但教派区分依然对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具体来说，什叶派在沙特国内是毋庸置疑的宗教少数派，而逊尼派在伊朗也屈居什叶派之后。在教派主义影响日益浓厚的背景下，宗教少数派的身份令其所处的地位和境遇都非常微妙。

沙特什叶派人口比例约为10-15%[2]，其分布以东部省为主，占该省居民总数的1/3左右，其中90%以上的什叶派穆斯林又集中居住在沙特油气资源最为丰富的哈萨、卡提夫和加瓦尔附近。近几十年来，石油资源的开发使大部分什叶派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但他们在宗教、文化方面的处境并无多大变化。对于沙特这样一个以瓦哈比主义为立国之本的国家来说，承认什叶派的合法宗教身份就等于否定自己的宗教合法性。即使在1959年爱资哈尔大学权威学者发布“法特瓦”，认可什叶派乃是与逊尼派四大教法学派并立的第五大教法学派之后，沙特依然拒绝承认什叶派的穆斯林身份。在这种环境下，什叶派信徒的人身安全虽有保障，但其宗教习俗和活动依然受到种种限制。政府一直竭力让什叶派在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领域之间划分明确的界限，即什叶派信徒可以保持自身传统，但不能在公开场合表露，更不应过分强调自身信仰的特殊性。什叶派作为穆斯林的身份不被认可，但又不是受传统伊斯兰教法保护的“有经人”，其地位比沙特境内为数甚少的犹太人和基督徒更低。可以说，在海湾各国中，沙特国内什叶派人数仅次于伊拉克，但其融入现代国家的程度却是最低。被占据主流的瓦哈比派意识形态排斥之后，什叶派的二等公民地位让其一直对外来新鲜政治思想和政治环境的变动非常敏感。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沙特国内的什叶派随即开展了一系列社会抗议运动，这促使政府对有关什叶派地区和社团的政策进行调整。但在社会经济条件有所改善的同时，沙特政府并没有采取积极措施来融合什叶派国民。对什叶派的不信任感和文化方面的压力持续存在。伊朗革命后的10年，被沙特什叶派视为自身境遇最差的10年，沙特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关系使沙特什叶派时常被视为潜伏的“第五纵队”。

“9・11”事件之后，沙特连续几次遭受恐怖主义活动的威胁。出于对带有宗教色彩的极端主义组织迅速发展的忧虑，一些开明的逊尼派改革主义者意识到，相较于宗教极端主义者，什叶派对国家安全的危害更小，他们不再排斥与什叶派联合，进而共同倡导社会政治方面的变革，反对腐败，促进少数派权益。一场要求全面改革的社会政治运动席卷整个沙特。有研究者将这场运动称之为“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因为它改变了此前沙特伊斯兰主义运动和自由主义运动各行其是的状况并表现出某种合流迹象。[3]在此趋势下，沙特什叶派反对派开始走上与政府的和解之路。在清楚表达对沙特国家忠诚的前提下，他们提出了平等权利的要求，即要求国家正式承认什叶派是与逊尼派平等的国民，并尊重其权利。[4]

伊拉克局势的变化把什叶派推至国家权力舞台的中央，黎巴嫩真主党因其对以色列的不妥协态度在阿拉伯世界广受欢迎。在一个什叶派似乎要占据优势的时期，沙特作为逊尼派国家的代表似乎不会在此刻纵容什叶派力量的增长。国王阿卜杜拉一度准备公开与什叶派领导人会晤，但最终放弃了这一计划。除外来影响外，国王本人也很难说已完全摒弃对什叶派的提防之心。2007年，一家科威特报纸的记者曾问及目前有什叶派致力于转化逊尼派，沙特作为逊尼派穆斯林的宗教权威和真主法度的维护者，应如何应对？国王显然承认了问题中关于什叶派在力促逊尼派改宗的预设，回答说沙特的领导者在密切关注这一问题，但什叶派的行动会失败，因为逊尼派坚信自己的信仰。[5]

       被视为什叶派世界“精神祖国”的伊朗，是全球什叶派人口最多、所占比例最高的国家，但据不同的估计，其境内也有6%-8%的逊尼派。这些人口分布在伊朗全境，主要居住在俾路支斯坦、库尔德斯坦和呼罗珊地区。伊斯兰革命迄今的30多年中，伊朗一直高举以泛伊斯兰主义和伊斯兰团结为旗帜，宣传伊朗经验的普适性，强调伊斯兰世界团结的重要性。但对本国的教派主义问题，伊朗政府显然还未能完全解决。确实，在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至今的30多年中，伊朗政府和官方宗教人士很少强调自身的什叶派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