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阳：青年协会书局与中国基督教文字事业

基督教会历来重视文字出版事业，它是包括教育、医疗在内在华三大传教方式之一[1]。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各地方言造成的信息传播障碍，政府对基督教传教的禁止，文字出版成了将基督教带入中国的有效方式。来华传教士设立印刷出版机构，译印《圣经》和基督教典籍、西方思想科技书籍，发行报刊，介绍新知识，联系教会、信徒和传教士。活版印刷使基督教会大量印发书籍、将其观念传播到全世界成为可能，如马克思所言“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基督教文字出版对中国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它从技术和观念上促进了中国文字出版印刷业的近代化，早期的西学东渐促进了中国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的转型，编印杂志、创办社团以倡导现代学术精神和讨论。

基督教出版机构的目的是为了在中国大地传播福音、皈依教民，如何让中国人接受上帝的福音，文字出版本土化是他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如何开启中国民众对基督教基本观念的了解，并达到对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作为拯救自己和世界的力量的认知？如何将上帝的福音从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语言载体转译成异质异教文化的汉语言载体，并表达皈依者对上帝的赞美与信仰？如何将基督教思想与高度发达的中华文化相结合，建立属于中国人的汉语语境中的基督教神学思想？如何将基督福音有效地与处于千年未有巨变的中国信徒所面临的社会困境结合起来，成为他们的行动指导和精神依靠？这些时至今日仍然没有解决的问题，一直困挠着中国教会和信徒。

青年会是面向社会和青年、注重社会服务的基督教社会团体，其出版机构是通过基督教活动为社会服务、通过社会服务达到社会拯救的重要方面。它注重从基督教立场出发关注和讨论社会问题，调和其它文化现象与宗教的差异，介绍世界各国发展动态，宣传社会改良和进化，引导青年丰富文化生活，颇受青年的欢迎。多年以来，学界对基督教出版事业更多关注的是晚清时期的广学会、墨海书馆、美华书馆等机构，关注它们对中国印刷出版近代化的技术贡献和以科学技术为主题的西学东渐传播贡献，更多关注基督教出版机构对世俗社会的影响和意义，忽视了它作为传教布道方式的宗教传播意义，以及外来宗教如何在中国生存发展的宗教本土化意义。本文以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所属的青年协会书局的历史演变过程为例，重点探讨基督教文字本土化的思考和实践，讨论只限于1949年以前接受外国教会支持的基督教出版机构，不涉及现在的中国基督教会出版事业。

一、青年协会书局历史

早期来华传教士几乎都是通过文字出版开始传教工作。1840年以前，传教士在马六甲、巴达维亚创建了马六甲英华书院印刷所、巴达维亚印刷所。鸦片战争后，基督教文字出版也伸展到广州、福州、上海等通商口岸，形成了著名的墨海书馆、美华书馆、广学会等机构。

1877年、1890年和1907年召开的三次全国大会上，都肯定了“文字布道”的作用和重要性[2]。1910年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在爱丁堡召开会议，再次强调了在传教地区文字工作的重要性[3]。

中国基督教青年会非常重视文字出版工作。1896年青年会第一次全国大会议定四项工作之一即为文字出版。最早出版物是1896年6月仅出版一次的《基督会报》[4]，1897年2月发行《学塾月报》[5]，1902年成立青年会书报部，3月，《学塾月报》改名《青年会报》。

1903年，谢洪赉这位著作等身的基督徒作家的到来，“奠定协会书报部之基础”[6]。1906年2月，《青年会报》改名《青年》，他任主笔。同时创办英文《青年季刊》。1911年创办“接近中国上流人物”的《进步》。这时青年会杂志已三足鼎立，英文《青年季刊》面向欧美留学生，销售约1千册[7]；《进步》面向社会上层及学生，“不沾于宗教”，“发展其新知识与新道德”[8]，受到教育界人士的特别欢迎，销售约3000册[9]；《青年》以青年会四育宗旨为宗旨，寓宗教于教育中，是当时“销路最广”的基督教刊物[10]，遍布全国17省，甚至远至香港、日本、美国。1908年销售3700册，1910年达56252册，1911年达69977册，1912年保持在64086册[11]。

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以“德智体群”为宗旨，是20世纪初期增长率最快的基督教团体，遍布全国的会员成为其书刊杂志的基本读者。1912年再次明确了编译发行宗旨，“凡合乎基督教青年会宗旨足以辅助青年会”、“阐明新文化之学理”、“使国家社会日有进步”、“纪述各地会务，使彼此得有借鉴之资”的书籍、报章都在出版范围之内[12]。

1916年谢洪赉去世，《青年》销售量下降。1917年3月，《青年》与《进步》合并为《青年进步》，作为青年会全国协会机构刊物，“负责提倡、启导之两责任”[13]。它保持着两个刊物的传统，介绍欧美最新社会宗教思潮和发展，用浅显文字研究现代社会政治，关注中国社会现实问题，注意国学大师用新的方法“发扬中国文化真髓”，始终以“以新颖公正之言论，讨论现代各项问题”相标榜[14]，“不独为教会人士所欢迎，亦颇得教外人士的好评。”[15]《教务杂志》进行的学生最爱读杂志调查中，《青年进步》为第一[16]，无论在纽约公立图书馆，还是在中国图书馆和学校阅报室，都可以看到，成为基督教三大权威刊物之一[17]。它还出版专号集中讨论社会或宗教关心的热点问题，如36册为体育专刊；48册为儿童专刊；49册、61册为家庭专刊；51册为社会问题专刊；52册为中华基督教全国大会专刊；53册为文学专刊；54册教会专刊；57册、62册为劳工问题专刊；65册为两性问题专刊；73册、86册为国际问题与基督教专刊；75册为婚姻问题专刊等。1932年一二八事变，《青年进步》印刷所亦被日军所毁，直到5月才把2月期勉强出完，决议停止。《青年进步》共历15年，出版150期。

1921年青年会还创办市会机关刊物《同工》，1928年创办校会机关刊物《消息》。在全国各地的市会和校会中，亦多有刊物宣传，其中天津青年会的《天津青年》、上海青年会的《上海青年》和广州青年会的《广州青年》，尤为著名。

青年会文字事业的“天职”是“做全国思想的领导者，输入西方文化，以为中国固有文化的辅助”[18]。奚伯绶、胡贻谷、简又文、谢扶雅、沈体兰、应元道、张仕章、吴耀宗等人的加入扩大了青年会出版事业，他们扩充杂志版面、编译撰写书籍，从青年会修德小丛书及研经课本开始，以传记故事、智育、体育、会务、布道以及立身处事等多方面发展，出版了学校青年会丛书、城市青年会丛书、青年读经丛书、青年修养丛书、远东运动会系列规则等。

1924年，青年会书报部发展成为青年协会书局。20年代，配合青年会倡导并发展至全国的平民教育运动、公民教育运动，出版销售了大量平民教育、公民教育丛书，在整个社会上建立了青年协会书局的地位。1925年至1927年上半年销售公民教育丛书171488册[19]；1920至1935年销售千字课本达100万册[20]。

30年代，青年协会书局更加关注基督教本土化、基督教与中国改造、教会与世俗社会等问题，出版了百本丛书，包括青年丛书50本、社会问题20本、宗教问题20本、基督教与中国改造20本。其中吴雷川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徐宝谦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吴耀宗的《社会福音》、赵紫宸的《耶稣传》、徐宝谦编的《宗教经验谈》、曾宝荪编译的《实验宗教学教程》等已成为中国基督教思想和历史的经典。应远涛译的《近代科学与宗教思想》、《现代潮流中的上帝观》、张仕章译的《近代科学家的宇宙观》、《科学对宗教的贡献》、《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杨缤译的《苏联的宗教与无神论》、吴耀宗译的《科学的宗教观》等力图解释20世纪上半叶争论激烈的科学与宗教、宗教与无神论之间的关系和矛盾；邓裕志的《中国劳工问题概要》、曹亮的《中国出路问题的研究》、谢扶雅的《基督教对今日中国的使命》、梅贻宝的《基督教与农村改造》、、陈文渊的《基督教与新青年》都反映了基督教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关注和认识，以及用基督教来改造中国社会的探讨，扩大了包括出版文字在内的基督教本土化的思考，体现了中国教会对现实世俗社会的关注。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大部分在上海的基督教出版机构迁往成都。1942年9月18日，青年协会书局与华英书局、广学会、《田家半月刊》成立了基督教联合出版社[21]。1945年3月，世界基督教协进会派美国人德威廉（J.W.Decker）到重庆，制定了《战后中国的基督教文字工作》，规定战后仍采用联合出版形式。1947年11月，青年协会书局、广学会、美华浸信会书局、宣道书局、中国主日学会等联合组织了中华基督教出版协会。

40年代，成本激增、交通不便、经费困难、人才缺乏，整个基督教出版事业均不兴盛。以1947年最大的几家出版社为例，广学会才出版29种，再版135种；浸会书局出版12种，再版3种；青年协会书局新书12种，再版9种[22]。

新中国成立初期，对民营和非全部官僚资本经营的出版机构，采取“不接收，仍准继续营业”的政策，对基督教出版亦采取了较为宽松的政策[23]。1950年6月朝鲜战争使形势陡然改变，12月16日美国政府冻结了对中国教会的津贴以及中国公私团体在美国的资财，长年来依靠外国支助、尤其美国津贴的中国基督教会立刻面临巨大困难。基督教出版事业也顿时萎缩，广学会上半年只出版了6种新书；时兆报馆等自动息业。青年协会书局仍比较活跃，编著12册新时代学习丛书，在教会内部宣传新形势。

1951年3月召开了基督教出版会议，通过了《基督教出版事业今后努力的方向》，发表了《为肃清基督教书刊中的毒素向全国同道呼吁！》，决议了“反帝”和“合一”两个主题[24]。教会合一运动是20世纪以来世界教会和中国教会的主要潮流，也是中国基督教出版事业长期来的目标，但在50年代也是唯一的出路。1953年，中华基督教出版协会自行结束，在全国三自革新筹备委员会宣传组的推动下，广学会、浸会书局、青年协会书局、中国主日学合会成立了联合编辑委员会。1956年12月，这四个机构又联合成立了“中国基督教联合书局”。

联合书局在1957年前仍出版了少量书籍，后来只能以出售存书来维持局面[25]。1959年三自委员会成立了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史料组，1962年至1963年还制订了基督教出版五年规划和基督教史料研究五年规划，考虑重版旧书和系统翻译基督教经典著作。1966年文革爆发，联合书局被横扫封闭，从而结束了中国基督教联合书局，包括青年协会书局长达半个世纪的历史。

二、基督教出版机构本土化与文字本土化

作为“现代中国唯一无二的、独立自主的基督教出版机关”[26]，青年协会书局出版物是创作多于翻译[27]，与其它基督教出版机构形成了反比。作为域外传来的宗教，基督教必然面对如何对待历史文化悠久、社会制度完备的中国社会和文化，“坐着大炮进入”使基督教同帝国主义“在有意无意、有形无形之中发生了关系”，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和困难性。基督教本土化是基督教继续生存和发展的捷径，它必须体现和表达中华民族的精神思想和情感，否则不能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土壤中，也就没有了生命力。作为基督教最本土化团体的基督教青年会，早在1915年就有中国人王正廷任总干事，继任余日章总干事长达20年的本土化努力更使它带有强烈的世俗化和社会化特征，协会书局正是青年会最早由中国人主持的部门。三位主持人，即谢洪赉（1903－1916年主持）、胡贻谷（1917－1932年主持）和吴耀宗（1932－1955主持）均为有中西文化功底、对中国教会和神学有思考、翻译创作了大量基督教著作之人，使协会书局的“思想与事工”显示出浓厚的“中国色彩”[28]。

谢洪赉是对中国基督教早期文字有相当影响的人，颇为恰当地被誉为“当时唯一伟大之基督徒作家”[29]。他早年协助传教士翻译了大量的自然科学书籍，认识到基督教文字本土化任务只有靠中国人自己才能完成[30]，在书报部大部分经费还依靠北美青年会的情况下，由“中国干事经营一切”，虽“有争权之嫌”[31]，但终究为中国基督教文字争得了一席重要之地。谢洪赉不仅翻译了大量基督教作品，更重要的是创作了大量结合中国基督教社会问题的作品，尤其是针对青年会会务和通过宗教加强提高青年适应社会和选择能力的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