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向平：国家认同与私人信仰的互动

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宗教需求，往往以一种中国人特别喜好的扩散信仰（diffused religion）形式，而不会直接表达为一种制度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 ) 的形式。前者可被认为是一种是私人信仰(private believe )，后者则是一种公共宗教(communal religion)格局。1

在此格局中，公共宗教是藉由着权力秩序，表达为国家机制的神圣化要求，同时也具有了强大的强制性特征；私人信仰的表达方式，则可以表现得比较自由随意，不拘时空，不太承受外在条件的限制，特别是这些私人信仰方式常以主导信仰与次级信仰之间，如儒道或儒佛间互补的现实呈现出来。因此，公共宗教与私人信仰之间的互动，主要是信仰者个人面对强大的公共权力秩序，镶嵌于国家神圣化的强大要求之中，以追随精神随意和个人意志的暂时自在。

时下里人们极为关注的宗教管理的法制化要求、及其政教关系的再讨论问题，应当是在公共宗教与私人信仰间变异出来的宗教领域，尤其是在1980年代后、在国家与个人间的新生地带所所呈现出来的政教关系变迁。这是中国当代社会所独有的宗教社会学现象。它导致了中国宗教的发展，在如何进入宪政建设架构的问题上，不得不制约于国家层面的神圣化要求以及私人信仰的群体性、或组织性的表达路径。为此，公共宗教、私人信仰以及信仰群体--即宗教组织的制度化，建构了一种特殊的三角变量关系。它们之间的大小、强弱、宽窄关系的任何变动，都会影响或制约了政教关系与中国信仰、中国社会宗教发展的内在关系。

为此，本文把宗教活动、信仰表达的空间资源、信仰群体组织化必须具备的合法性条件、中国人的精神信仰如何神圣化的基本前提等等，视为当代中国宗教与信仰体系必须具备的神圣资源，进而集中讨论这些神圣资源在国家、私人和社会三大层面之间的分配和使用状况，由此论述当代中国及其个人、社会、国家对于神圣资源的不同需求及其层次结构，如何打造了"宗教社会化"以及"宗教法制化"的语境和困境。

一．公共宗教在国家层面的神圣化要求

宗教的一个基本功能，就是如何使世间秩序得以神圣化，进而证明世间秩序的神圣化与合法性。

就中国宗教而言，一个悠久和强大的儒教传统，给予当代中国社会和中国宗教的最大影响，就是儒教信仰及其制度化要求，基本是因了公共权力秩序，而无法建构出制度型的宗教信仰体系。所以，中国人的主导型儒教信仰模式，一般就呈现为两大层次：一个国家公共权力秩序，一个是私人的、采用儒佛、儒道互补、甚至是礼失而求诸野的民间信仰方式。

近代辛亥革命之后，儒教信仰的制度支持体系已经消解，但儒教的信仰却被以私人信仰的方式，保留在个人的精神领域里。当近代中国的政治体制得以逐步建立之后，国家权力的合法性证明方式--神圣化的要求，却在不同程度上承继了儒教传统的最大影响，即把天命的合法性源头转变为意识形态与政治权力的契合，用富有政治思潮特点的"主义" 证明模式，替代了传统权力合法性证明的"天命"信仰2，从而在二十世纪中国公共权力建构的同时，也使国家权力秩序的建构，内涵了极其复杂并非常强大的神圣化要求。

这种神圣化要求，自觉不自觉地保留在1949年之后新中国政权发展的历程中。这一传统，不是宗教，却似宗教，甚至比制度宗教的神圣化要求更加强烈。它们并不具备制度宗教的组织特征，却依然对国家权力存有强烈的制度依赖，或者就出自公共权力本身所具有的合法性证明需要。这就是说，它必须把公共宗教的神圣化要求，紧紧地纳入自己的权力秩序建构过程中，想方设法地要从这种神圣化要求之中，获得合法性的证明资源。

更加重要的是，这一特征，决定了公共宗教在国家层面所内涵的神圣化要求，并不直接表达为宗教，而是一种以公共权力合法性的证明要求，以各种公共型象征符号、特别是对于神圣资源的配置和使用等方式来表达。因此，这些神圣化要求，直接依赖并且表现为国家公共权力的制度设置，进入了公共权力秩序。所以，国家权力秩序之中往往亦内涵了相应的神圣化要求。而这些要求的表达路径，大多不在宗教或法制的领域，却深深镶嵌在政治秩序及其公共权力的相关领域中。

在这里，应当深入讨论的问题是：公共权力及其秩序所必须的神圣化资源和神圣化需求如何满足？它们如何使用公共权力所能掌握的神圣资源，建构国家认同与政治认同？

其基本特点是，公共权力层面这种独特的神圣化要求，大多是以公共权力对中国社会神圣资源的把握为前提，并使用了公共权力分配和使用神圣资源的最大职能。因此，国家层面的神圣化要求及其建构模式，大多是依赖着公共权力的相关制度安排，而不是直接的表现为宗教管理和宗教资源的分配和使用。特别是因为这些资源的分配和使用，使它们不会进入宗教领域，而偏向于政教关系之中的"意识形态"领域，局限在公共权力的运作场域。

诚然，这一宗教－政治的社会学现象，已说明了国家层面的神圣化要求，不仅仅是宗教法制化的问题，而是一个内涵了政治民主化、宗教社会化的主题。所以，如何处理政治信仰、国家信仰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张力？应当是当代中国宪政建设的两权分立要求3、政教关系的梳理方法，如何纳入社会化和法制化领域的最重要前提。

中国社会的宗教要求，在其公共影响力层面，常常借助于国家权力秩序。它对宗教资源的神圣化要求，最为直截了当。宗教运作的边界，故不以制度为界，而以宗教功能的表达为要求，随着不同层面的具体要求，可以突破已有的制度界限。倘若是国家公共权力的神圣化要求，它就有可能以其独特的功能需求，淡化甚至消解了公共宗教的制度设置；同时，也可能因为对此功能的需求减低或者消逝，而把这种原来具有的神圣化要求，以其行政权力加以抑止、或使其边缘化。这说明国家权力对公共宗教的管辖模式，实际上是公共宗教在作为国家权力的合法性证明功能时，常常要通过国家权力对神圣资源的分配和使用方式来实现。

因此，由于中国社会中公共宗教与私人信仰的彼此分别，促使宗教需求在国家权力与社会、个人等层面之间，大致建构了一种三角变量关系；而公共宗教及其对权力秩序的制度依赖，却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为这种三角变量关系之中的主要变量。就此而言，国家、社会与个人之间在宗教需求层面的互动关系，常常呈现为如下几种格局：

公共权力的宗教需求强大，社会的宗教需求就会弱小；

社会组织的宗教需求弱小，个人的宗教需求就会强大；

个人之间的宗教需求强大，宗教群体表达功能就弱小。

在此三种关系变量之中，国家与个人的需求最为强大，呈现一种非对称关系。正如在一个社会结构之中，如以弱小个人直接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那么，个人就无法与国家机器直接对话、构成互动。一个常有的现象就是，各行其是，井水不犯河水。

然而，中国社会里却有一种很奇特的现象：公共权力甚至会与信仰者个人形成一种普遍的契合，甚至是一种不约而同的同构合谋关系。它们都不喜欢宗教信仰的群体格局，不太愿意把个人的信仰整合、建构为一个体系化的宗教。公共宗教喜欢这样，私人信仰亦是如此。虽然个人的信仰，却常与国家、秩序无涉，但求个人的精神解脱、个人的灵性满足，个人的利益回报，但是，私人的信仰与公共宗教之间的默契，即是在于私人信仰常常也不倾向、接纳于一个制度化的宗教体系，而在宗教生活层面就是对公共宗教最大的配合。因为，它们对制度宗教的需求都不强烈，因而才在私人信仰与国家认同之间具有了最基本的互动。

至于在社会层面，甚至包括了各类宗教组织，它们对于宗教资源的大量需求，则必须通过公共权力设置的宗教制度来获取。这就在公共权力的资源分配与使用层面，与社会与各类宗教组织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博弈关系。倘若国家层面所需要的神圣资源过于强大，社会与各个宗教的需求就会相应减少；反之亦然。惟有个人的信仰追求，局限在个人的利害选择和精神超脱，通常不需要组织化的神圣资源，从而能够在国家与社会的张力之间悄悄地获得一份自在。传统的说法，所谓儒道互补、儒佛互补，六合之外，方外之交、身在江湖云云，说的就是这是互动关系。它的信仰表达、行动关系都是处在制度之外、庙堂之外。诚然，这些信仰方式，对于固有的权力秩序大多是无动于衷的。

于是公共宗教与私人信仰构成了中国社会宗教－信仰的两极，两者的力量和关系可以同时呈现，更可以相互整合。一方面，这种整合，显示了公共权力借助于神圣化资源，得以建构的国家认同和权力认同；另一方面，则是扩散的、随性的、不需要组织化的个人信仰。然而，社会及其宗教组织对于神圣化的需求，如果得以充分满足和体现的话，个人的信仰往往就会被建构为群体信仰、变成了组织化的宗教体系，从而改变了公共宗教与私人信仰之间的固有对应关系，演变成为公共宗教与宗教社会之间的制度互动。伴随着这种互动，宗教的社会形态就会要求在神圣资源的分配和使用上，渐渐博弈出一种双方能够接受、彼此认可的方法出来。

然需指出的是，公共权力与宗教组织之间的关系，应当出自政治民主化、以及社会公共领域，因为宗教与法制的关系依赖于政治的民主化，促使神圣资源能够从权力领域之中"脱魅"出来，最终实现它的社会化，使神圣资源的分配和使用，成为社会领域和宗教组织自己的事情，而非公共权力的直接负担。所以，宪政建设过程中的两权分离的关系，本质上是属于社会－宗教及其信仰的民主化要求，不得不以权力祛魅、去其神圣化、还原公共性的过程作为最基本的前提。或可换句话说，公共宗教权力与私人信仰权利的两权分离，实在是有助于中国宪政建设的有效进程。

二．私人信仰的合法性与扩散型

公共宗教与私人信仰之间的互动，基本倾向是一种对应、而非对立的关系。公共权力的神圣化与私人信仰的扩散型，往往构成正比关系，显示为一种正比例关系的增长或减少。这在制度宗教资源极其微弱的中国社会之中，这是一种极其常见的现象。

最有意思的是--中国社会中的个人，很需要宗教－信仰，喜爱那种私人的、个人的、多元的信仰模式。这种自由的、松散的、不需组织化的信仰精神生活，成为大多数中国人在公共权力神圣秩序之中的个人空间。但这种私人的、多元的、个人的信仰，并非如现代欧洲宗教多元化、私人化的结果，而是公共权力强制神圣化的结果。个人信仰只能是个人的信仰，不允许构成信徒群体，不允许构成组织化的信仰群体，所以，方外之交式的儒道互补、儒佛互补，或者是山高皇帝远的民间信仰，惟有个人的精神追求和信仰利害，独善其身而已。当然，这里也会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当个人的精神追求，难以在这种强制神圣化秩序之中获得满足的时候，他们就会礼失而求诸野，另寻个人的信仰方式，即私人化、出离人间社会的精神解脱形式。这种中国宗教－信仰之间的公－私对应现象，我把它称之为"精神走私"。

这既是传统，亦是中国人的信仰现状。它们当然也不是所谓的后现代信仰方式，反对任何结构形式。实际上，它们都是传统中国人的扩散型宗教的继承人。经由扩散的宗教模式，而在当代中国社会之中表达为一种制度外的方外之交，非但不与强大的公共权力交往，而且是敬而远之，顺其自然，但求个人的精神慰安。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信仰空间是个人的，甚至是私密的。于是，就常有中国人认为，信仰是一种个人的隐私，获得了法律的保护，他人不得干预。因此，言及中国人的信仰现状，这是最难把握的中国宗教的社会学现象。如果要以欧美宗教社会学制度宗教的问题意识来面对的话，似乎难得其要领。

因为，中国宪法明确规定，宗教信仰自由。个人选择的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力量不得干预。所以，所有中国人的信仰自由，是具有合法性的信仰自由。在现有的五大宗教领域以内，无论中国人信仰什么宗教，他都将是一种自由选择和自由信仰。即使是民间信仰的选择，中国人却同样具有相当大的表达空间，尤其是在民间底层社会，民间信仰更是活跃、自由。由此而言，中国人的信仰很是丰富自由，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有自己的信仰，曾经谈论的信仰危机现象，似乎已经消逝了。

可是，中国宗教社会化、中国宗教管理的法制化问题，究竟出处何在？不在信仰，即是宗教了。但是，信仰与宗教没有关系吗？为什么在公共宗教具有强大的神圣资源配置能力的时候，个人信仰依然能够自由选择，无碍大局？

最基本的问题，当然是个人的信仰选择和信仰表达。它们不需要什么外在的条件，无需神圣资源的分配和使用限制。个人能够直接面对自己的信仰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