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新平：当代西方基督宗教思想研究

基督宗教思想研究在西方人文学术领域占有很大比重,其历史传统悠久,学术成果颇丰。本来,基督宗教思想研究纯属神学研究的范畴,拥有明确的基督宗教信仰前提。但随着19 世纪西方宗教学的兴起,神学与宗教学亦逐渐形成了交融互渗的局面,研究方法和主题相互影响,从而在许多方面使神学与宗教学的界线模糊,神学论题已超出了其传统学科之限,表现为宗教哲学、宗教伦理和宗教社会学之意向。因此,当代西方基督宗教思想研究虽仍以神学领域为主,却不再为其单独所涵盖,而成为神学、宗教学、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领域所共同关心的论题。

当代西方基督宗教思想研究与传统神学不同,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基督宗教思想研究具有跨学科的特征,为一种“科际整合”之研究。其思想内容已成为多门学科所研究的对象,而不再为单一的神学话语;其二,基督宗教思想研究不再是经院哲学式的研究,而与当代社会及其文化思潮的脉络神髓紧密相连,尤其与基督宗教在当代社会的跌宕起伏、发展变迁融为一体。这样,当代西方基督宗教思想研究给人一种能动感和现实感,展示出时代发展的变化和社会前进的跳动,成为反映时局动荡和学术变迁的晴雨表,其中许多理论因其独特性和前沿性而代表着时代思潮和学科发展的新动向、新趋势。限于篇幅,下面仅对20 世纪以来西方基督宗教思想研究作一粗线条的速描。

一、生存论关切存在主义哲学是当代西方思想发展中的重要潮流,而其兴起亦离不开西方基督教会的生存论关切。存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大多为基督徒,尤其是德国存在主义思想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本人在其精神历程上就曾有过从哲学沉思到信仰期盼的转向。海德格尔对基督教存在主义的产生起过直接作用,可以说他促成了存在主义哲学与存在主义神学的同步发展及其有机共构。当代西方基督宗教的存在主义思潮以布尔特曼(Rudolf Bultmann) 、蒂利希( Paul Tillich) 和麦奎利(John Macquarrie) 等人为主要代表。布尔特曼曾是海德格尔的同事,两人早年曾共同执教于德国马堡大学,在1923 至1928 年间交往颇深。在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哲学构思的影响下,布尔特曼从其生存论关切出发,结合历史神学和哲理神学从而开创了一种生存神学,开始了基督教存在主义思潮的体系化。布尔特曼从海德格尔“自我能存在”(selbstseink?nnen) 之意义上来体会“生存”,以历史性、时间性、抉择性和未来性地“去存在”作为人之生存的基本条件,认为社会的机构化会使人失去自我,因此,人之机构化的存在乃是非本质的“, 一旦相互关系乃通过机构来确立,那种对存在人与人之间的结盟的信仰就会消失。”①在其神学体系构筑中,他强调现代基督教思想应如椭圆体那样形成两个焦点:上帝和自我本真。而这一自我本真正是人的“生存”,为此他从“上帝与生存”关系方面提出了“对基督教传统的生存论解释”,发展出颇具现代意识的圣经解经学和神学诠释学。蒂利希关于人的生存处境和终极关切之论已脍炙人口,受到普遍关注。他认为现代基督宗教的理论重构和神学沉思必须面对人的生存处境,意识到人的存在危机和焦虑,由此而发掘人的存在意义和勇气,展示人的精神关切的迫切性和终极性。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之后,他深感现代人处于一种“非在”之中,经受着与其本质存在的疏离和异化。所谓“异化”在他看来即人与“存在”的分裂,人由此疏远了其存在的基础,脱离了人生的本源和目的,失去了其自我本真,而这正是《圣经》关于“犯罪”、“堕落”的存在论意义。但他进而指出,处于“非在”这种绝望之境的人,亦可深刻体会到最真实的存在,因为绝境使人在心灵深处和精神渊源中全力寻找永恒生命的存在,这种“置于死地而后生”能让绝望变希望、由怀疑到确信,即找到人之生存所依据的本真“存在”。在此，“生存”也会从人体验的“非在”与虚无中站出来,追求这种“新的存在”。基于这种思考,蒂利希强调人之生存应具有厚重和深度,即将人之存在意义及其精神关注“从日常生活的尘嚣和世俗琐事的嘈杂中显露出来”。②在他看来,人对自身存在及意义的关切属于终极的、无条件的、整体的和无限的关切范畴,表现出一种“宗教”的维度和精神。于是,他提出了“宗教是人的终极关切”之说,从生存论的角度阐述了宗教信仰在人类生活中的内在性和普泛性。根据存在主义的理解,蒂利希还尝试了现代哲学与神学的沟通。他认为人对存在的询问乃是哲学和神学关注的共同主题,哲学涉及“存在的自在结构”,而神学则关涉“存在对我们的意义”,而作为哲学中心的本体论亦与作为神学中心的上帝论异曲同工、不谋而合,因为“若无揭示本体论问题的哲学,基督教神学则无法向那些想了解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确有上帝的人解释上帝的存在”。③针对17 世纪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 关于宗教与哲学迥异之叹,蒂利希作出了积极的回应:“与帕斯卡尔相反,我宣称,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上帝与哲学家的上帝是同一个上帝”。④蒂利希的理论代表着当代基督宗教存在主义思想发展的高峰,他以存在主义的思维方式和特有术语而完成了其神学体系的方法变更和话语转换,阐述了基督宗教对当代人类生存问题的问答,故有当代“神学大师”之誉。麦奎利则为当代存在主义哲学和神学的著名诠释者。为了对存在主义有系统而深入的了解,他与美国哲学家罗宾逊( Edward Robinson) 一道将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译成英文出版。他对海德格尔、布尔特曼等人亦有匠心独到的研究。麦奎利认为,存在主义给神学接近当代思想提供了可能和路径,有利于神学与哲学的合作、理性与信仰的协调。他关注存在主义对当代神学重构所具有的意义及价值,并受其启迪而创立了自己的系统神学体系和研究方法,提出了一种“生存论―本体论”的神学理论,主张用“参与存在”的思辨之探来回答人们的信仰问题。与上述基督宗教存在主义思想家相似,麦奎利也从其对“存在”意义的领会中体悟到人类宗教和信仰共容、共存的希望,并借此理解来寻求一种超越基督教会本身的宗教普遍对话。

二、过程思想当代西方哲学与基督宗教神学珠联壁合的另一领域即“过程”(process) 思想。如果说,“存在”思想代表了当代西方思想界的“空间”思维,那么“过程”思想则是其“时间”思维的绝妙表述。前者的根基在欧陆,而后者的兴起则在英美。曾在英美两国任教的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 以其《过程与实在》(1929) 一书既为过程哲学,亦为过程神学奠定了基础,并在“过程”思想的形成初期就促成了二者在一定程度上的融合与重叠。“存在”与“过程”的思想萌芽均可追溯到古希腊时代。但在西方思想发展史上,关于“存在”、“本体”的思想基本上处于统治地位。只是随着19 世纪以来西方社会浪漫主义进化发展论、生物进化论和自然科学之能动世界观的兴起及发展,这种局面才发生了根本改观,“过程”思想为当代基督宗教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时间观,它从“变化”意义上来观察、把握世界万物“流动”、“演变”和“进化”之过程,突出对“形成”、“进程”、“变化”、“流动”、“生灭”之“动”态的关注。当怀特海奠定了现代过程神学之后,这一思路被当代基督宗教思想家哈特肖恩(Charles Hartshorne) 、威廉姆斯(Daniel Day Williams) 、奥格登(Schubert Ogden) 和科布(John B. Cobb) 等人所继承和发挥。怀特海因强调“能动的过程”而将其思想理论称为“有机哲学”,他把世界视为一种能动的进程,认为进化、发展、过程乃构成实在之本质。他主张基于自然世界的发展演变和现代科学方法来探究时间湍流的意义,基于作为能动过程的世界来把握实在,弄清其本质,由此来体认和领悟宗教信仰中的上帝。为此,他指出实在绝非静止的本质,而乃能动的进程。根据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的见解,怀特海认为思想家亦不可能两次进行同一种思维,人也不会两次获得完全相同的经验。在流动之进程中乃时时更新,其每一瞬间都具有以往瞬间所没有的新内容、新变化。因此,世界不是重复、回返,而是演进、创新;实际或现实之事态乃在事态之流中彼此依存、相互关联和前后呼应。每一事态都面对一种“创新目标”,具有自我创造性,而事态之流则被上帝所终极性地把握,上帝并不脱离事态,而是参与其形成的过程,由此揭示其为构成世界过程整体的“永恒实体”。这里,怀特海以上帝来表达其过程思想所蕴涵的永恒观:一种事态在涌现后会转瞬即逝,但其“消逝”或“飞逝”并非变成虚无,并没有真正丧失;它不仅是先在者为下一事态准备的形式,可被其后继事态所把握,而且也增加了上帝的“经验”,被上帝所终极把握,在上帝那里永恒保存。所以,过去、现在和未来并没有割裂开来,而是在上帝的永恒统一中得到保留,体现出意义。哈特肖恩根据其对“过程”思想的体悟而发展出一种“超泛神论”,旨在对传统有神论及其二元世界观的扬弃。在他看来,人们应该在世界过程本身之中找寻上帝,世界的一切变化进程均“在上帝之中”发生,上帝不离时间,而是处于过程之中,在其发展“途中”不断展示上帝;上帝并不与时间性截然对立,而乃在一种向前发展的经验过程中不断完善、丰富自身。这样,与传统有神论空间性的上帝理解相对照,哈特肖恩强调一种时间性的能动、进程、发展之上帝观。也就是说,他所理解的上帝乃与世界处于一种动态的整合,上帝在世界进程中不断充实、完善自身,从而使世界也能不断趋于圆满和完整。科布则进而使“过程”思想的研究体制化和机构化,他在美国与人合作创办了“过程研究中心”,推出了《过程研究》杂志,并致力于“过程”思想研究与后现代主义研究相结合,提出一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但与平稳、缓进的过程观不同,科布强调“倏忽”性和“突变”,并为此提出了一种“创造性转变”的观念。在他看来,过程中的上帝并非全能的上帝,故不可能保证善必然战胜恶,而人对死亡的克服,善对邪恶的涤除亦不一定是历史必然性。世界进程的复杂、曲折亦需人来积极面对未来之开放性,以其努力来实现“创造性转变”,获得上帝“创造性回应之爱”。科布这种“非绝对化”之上帝理解促使他重视此时、今世和现实,从而为其突出“道成肉身”的基督论奠定了基础。按其理解,基督作为“道成肉身”即上帝之原初本质在世界的具体化,意指现今事态在自身之中已包容了过去的经验和原初的目的。其理论促使科布将注意力转向现今,并由此提出,处于过程演进中的基督宗教应面对现实问题,正视并应付自然科学、生态危机、种族歧视、核弹威胁、经济失衡、宗教相遇和文化冲突等带来的挑战,希望能在这一动态进程中改变世界实在,同时亦改造基督信仰本身。这样,科布又给“过程”思想提供了一种现实维度。

三、“人学”新论对“人”的发现曾被视为16 世纪马丁・路德之宗教改革的重要标志和贡献,但西方近现代工业化的进程却使人重新异化、消失和隳沉。因此,“人”不见了再度成为西方现代人文关注的一大主题,而对“人”的重新发现及认识,则为当代基督宗教的人格主义神学和神学人类学的崛起提供了契机。“人格”(Person) 在西方文化语境中本指人之所以为人的位格生成,而基督宗教的三一神学则专指上帝三位一体中的“位格”。此词在古希腊文和拉丁文中的原初涵义为“面具”,指演员用此而扮演的角色,由此引申出“人性面具”,演绎出人之个体特征及其社会角色等含义,成为标示人之独特定位的重要概念。人格主义作为现代西方的一种思潮亦关涉哲学和神学,其代表人物之一鲍恩(Borden Parker Bowne) 即受到这两大领域的关注和评述。面对现代社会进程对人性的湮灭,鲍恩呼吁人们回归“自我”和“自主”。其人格主义思想强调个人存在的意义及价值,承认个人对自身思想和行为的自主。他将“人格”解释为一种具有自我意识、自我创造和自我控制的力量,指出人格能使世界具有意义,世界亦只是相对于人格而存在。“人格”才是惟一实在,才是具有自主、自控能力和具有情感、知觉、意志等机能的主体。“人格”的这些特性亦使“人格”变动不居,有着发展、向善和趋于完备之潜能。人格主义寻求在社会物质化、机械化生存中重现人的“灵性”和“个性”,对“人”被社会工业化、现代化挤压成“一般化”、“群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