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枫：倾听与奥秘

一

俄国的老托尔斯泰曾毫不含糊地认为：“即使我们从来没有听到它被解释过，或者试图自己去解释它，在我们心中都有一种对基督教根本教义的内在的深刻信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同一位父亲的孩子，是的，我们中的每一个人，不论我们在何处居住，不论我们操着何种语言，我们都是兄弟，只服从于我们共同的父亲在我们心中植下的爱的律令。”老托尔斯泰的这话显然不是只对俄国人而言，而是对居住在这个地球上的所有人而言。

基督教的精神价值从一开始就与民族主义绝然对立，这也是基督教与古犹太教的重要区别之一。由此，上帝与人的关系成为此世的真理和价值的基本关联域，这意味着，此世的真理和价值应从上帝与人的关系来衡量，而非依据民族、地理或历史与人的关系来衡量。人首先应该倾听的是上帝的话，而非从民族、地理或历史中发生的声音。就此而言，上帝为何于一千九百多年前降身于拿撒勒的耶稣身上，纯然是一奥秘，是一神圣的事件之发生，它与民族、地理和历史的因素毫不相干。换言之，耶稣基督乃穿透民族、地理和历史的神人，他把一个永恒的奥秘――人性与神性的奥秘摆在所有人面前，从此，每个人作为人首先面对这一奥秘，并就自己生命的终极问题询问这一奥秘。不同民族、居住在不同地理位置上的人向这一奥秘敞开还是封闭自身，倾听还是拒绝上帝通过基督十字架受难传出的话，只能是每一个人在生存论上作出的抉择，而不能是以民族、地理或历史为依据的经验论上的抉择。

这一问题笔者绝非随意提出，它显然关涉到基督宗教的精神价值与中国人的生存信念问题。于此华土，人们长期耳闻如此说法：基督教是外来宗教，上帝是外来之神，洋教(亦可等同于邪教)与中国的国情和传统不合；即便基督宗教的精神价值不可比拟，中国也没有它植根的土壤；至于认为进入基督宗教的信仰就是出卖国格人格的说法，我们也并不少见多怪。总而言之，在不少人看来，中国人首先应正视的是民族、地理和历史文化的传统和习惯，而非关涉人本身的至高真理。的确，有一条无形地制约着中国人的至今不衰的传统律令：要做中国人，而不要做人。

中国人与作为社会形态的基督教之关系问题，是社会学的问题，中国人与人的神圣奥秘的关系问题，是人类学的问题。前者涉及人的历史社会经验域，后者则涉及人的价值生命的本体论域，简言之：中国是中国人的前提，抑或人是中国和中国人的前提，乃为一人类学之问题。

近代以来，人的问题成为西方思想关注的中心，中世纪的“神本中心世界”转换成现代的所谓“人本中心世界”，然而，上帝与人的关系依然为透视终极真理的基本景观，只是，着眼点由神移到了人的身上。引人注意的是，基督教神学本身对促成这一转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宗教改革导致的向信仰之主体意义的推进。如莫尔特曼所言，“近代以来的基督宗教人本中心化和主体化了，不是上帝，而是对上帝的意识，不是基督的历史，而是信仰者的历史性，不是客观的信仰，而是主观的信仰成了中心”。随着哲学人类学的诞生和发展，基督教神学与人类学的结合亦成为二十世纪基督教神学的一大特色：新教神学(布鲁纳、潘伦伯格)和天主教神学(拉纳、巴尔特哈萨)无不把目光投向作为主体之人。当今中国日趋深化的人学思考能否从这种神学人类学中学得一点什么呢？

二

在二十世纪基督教神学的人类学趋向中，拉纳的神学人类学的地位显得尤为突出。这不仅因为，拉纳的神学人类学极富特色，提出了不少富有启发性的创见，而且因为，作为天主教神学家，拉纳的神学有显著而又广泛的建树，在战后天主教神学的发展中起着重要角色，影响深远，威望很高，并深得罗马赏识。换言之，拉纳是一位相当正统的天主教神学家，在丝毫不变卖基督教神学的传统教义的前提下，拉纳推进了天主教神学，为二十世纪神学思想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神学的人学思考则不过是其丰富的神学思想的基本构架，而恰是这一点使拉纳神学又与二十世纪的人的问题水乳交融。据称，传统信理与现代境遇的矛盾，在拉纳神学中得到了富有成果的解决。

卡尔•拉纳(Karl Rahner 一九○四――一九八四)出生在德国西南部弗莱堡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家庭。中学毕业后，拉纳进入天主教耶稣会的学堂念书，以后又被送去弗莱堡大学学习哲学。最初，他只是想成为一名哲学史教师和普通基督徒，没有想到自己竟成为战后天主教神学思想泰斗，被誉为“神学原子物理学家”。

就拉纳的家世而言，我们自然很容易认为，拉纳之所以信奉天主教，成为神学家，完全是其家庭和传统的影响。幸尔拉纳自己对此早有答复，似乎他早已预知中国人会如此误解他。在谈及自己的信仰时，拉纳明确提出：信仰，就其真实意义而言，乃是个人的决断、灵魂转向的力量，这是人面对良身的存在奥秘作出的决断和转向，而非依据家庭习俗、社会条件或历史传统作出的决断和转向。“人们肯定要有理由以一种方式转向，这种方式与人们依其行事的法则不相干。谁要是没有这样的理由而转向，就会恒久地安于自己存在的因袭处境，安于自己精神人品的一时形成。”但这一信仰(灵魂转向)的理由只能来自人已经生活过、驻足过的根处，来自于存在的原初信赖馈赠的开端。换言之，信仰乃是一个人在生存论上的决断。显然，拉纳之信奉天主教，并非是在因袭家庭传统和社会传统。拉纳表示，作为一位天主教徒，他只是暂时还没有找到能促使他放弃这一信仰的存在论上的理由。

借此，拉纳澄清了宗教传统与个人信仰的关系。在拉纳看来，即便是人处身于传统遗留下来的信仰之中，也必须把这种信仰转化为个人本己的决断和本真的信仰。

如果传统将高贵和神圣赠给了某人，如果传统敞开了无限的远景，如果传统带着一个绝对的、永恒的呼唤与某人相遇，那么，仅仅把传统作为不加反省的经验来对待，不带一点反感和怀疑去简单地继承，并不意味着这一传统的根据言之成理和经得起反省，并不意味着这一传统的理由在批判的良心和询问的理性面前就真实可靠。

无法否认，拉纳的信仰与盲信是不相干的，他自己也承认经受过许多对自己信仰的反驳和怀疑；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拉纳并不把传统信仰作为自己个人信仰的必然理由，一切都取决于个人的发问，而这发问即是人的存在本身。相比之下，我们当今那些以种种心理学、文化学、人类学为口实把儒家传统硬强加给国人的思想家们的做法，就显得多少有些拙劣了。

三

按照拉纳的见解，基督教教义尽管复杂，但却源于一个最简单、最一般的道理：奥秘永远是奥秘。这一奥秘就是无限的、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上帝。然而，这一神圣的奥秘却与人自身的奥秘相关联。从人类学的角度说，人乃是一无限的虚空，乃是一有限的奥秘――有限存在的终有一死的奥秘。当人对作为奥秘的自身发问时，人也就是在对无限的神圣的奥秘发问，在这一发问中，人将聆听到一种来自神圣奥秘的声音。神圣的奥秘和人的奥秘在此发问过程中，叠合为一个奥秘。

显然，拉纳把发问描述为人的生存之基本本体论状态。当对人的存在论分析深入到尽头，人们发现的只是呈现为奥秘的虚空，它直接引起人的存在的终极体验，使人的精神晦暗、厌倦、绝望的体验。然而，恰恰是这一终极体验，对拉纳看来，成了信仰基督教的理由，因为，只有在基督教那里，处于存在的终极体验中的人才听聆到一种慈恩般的、获救的、照亮人之此在的声音。

值得注意的是，拉纳对作为神圣奥秘的上帝的询问，是从对作为有限奥秘的人之此在的追问入手的，这颇类似于海德格尔对作为整体之存在意义的询问，从作为有限个体的此在的追问入手。在他们两人那里，发问都是一个基本本体论的规定。作为有限个别的此在就是发问本身，而存在之整体意义或神圣的无限奥秘就在这发问中作为应答出现。

《世界中的精神》是拉纳的博士论文，它不是一部神学论著，而是一部讨论托马斯•阿奎那和康德的知识论的哲学专著，但它的结论则引向了天主教神学。拉纳力图表明：人在面临世界和自身的奥秘时的不断发问这一活动本身，已证明人有一个超越时空、趋向于绝对实在的目标。人是一个会发问的存在，当人问这是什么或这是为什么时，发问所指向的实际上是作为整体的存在和人自身的存在。如果进一步追问发问的存在本身，人们就会发现，在人的发问活动背后，伸展着一个无限的、绝对的视域。因而，发问活动本身使人成为世界中的精神性的存在，此一性质为人能听到上帝的传言提供了可能性和条件。

由此，发问与否成为人之为人的前提，如果人不发问，就只能是聪明动物而已。拉纳后来一再强调，人不应对无限的发问漠然置之。逃离到日常奔忙的贫庸中去，只表明人在逃避发问，逃避自己的本真存在，因为人自己即是这发问本身。一旦人把那默默无言但却包罗万象的有关自己之存在的问题作为生命问题向自己提出来，不逃避这一问题，而是呼喊这一问题本身，同它倾谈，向它敞开自己，进而把它当作无限之爱的奥秘来接受，那么，人也就被作为神圣奥秘的上帝接受了。

四

发问的本体论规定表明，人本身即是一个奥秘，发问呈现为一超越性的活动，因而，人之奥秘亦为不断超越自身走向上帝的奥秘。然而，上帝作为神圣的奥秘绝非被动地、静止地呆在冥冥之中，让人去摸索。基督教的上帝是主动倾近人的上帝，是以无限的爱的方式并带着爱的无限慈恩自我传达的上帝。这种自我传达历史具体地发生在耶稣基督的生、死、复活的神性事件之中，基督的生、死、复活就是上帝自我传达、自己让自己与世界和人为伍的方式。在十字架上受难的耶稣表明，神圣奥秘作为自行馈赠的位临，在绝对的自我传达中，把自己传达给了处身于有限的空虚经验之中的人之精神。

然而，作为发问之超越性存在的人，能认出耶稣基督即是上帝的自我传达么？人在无限的发问中能听懂上帝的奥秘之言吗？尽管基督参与了我们的此在，使人分享神圣奥秘有了可能，但人要能听懂上帝的传言，还要取决于人倾听奥秘的条件。

对这一条件的研究和阐述，构成了拉纳富有特色的先验神学。换言之，拉纳神学批判地循着德国古典先验哲学的思路重新探讨上帝对人之主体的自我传达这一基督教思想中的传统主题。因此，先验神学的课题就是阐明信仰主体认识任何信仰真理之对象的先验条件。当人之主体在发问中倾听到上帝的传言――这一点为人类的历史所证实，这就表明作为主体的人的认知结构中对神圣传言有一个先验的把握或日前领悟。

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问世后，一直被视为对天主教传统神学的冲击，因为，康德对纯粹理性的批判直接危及证明上帝的传统方式，以致于康德的理性批判一度被认作具有新教神学意义。不过，本世纪以来，康德的理性批判逐渐为天主教神学家所正视和采纳，拉纳作为天主教神学家在这一方面做得较为彻底一些而已。

拉纳首先赞同海德格尔对康德的批评：康德的认知范畴只能在客观知识的认识论域中运用，而无法应用于对人的存在本身的认识域，如要认识人的存在本身，就需要另一截然不同的先验范畴，即生存结构的基本本体论范畴。拉纳以为，正是从这一先验范畴可以究明人倾听神圣传言的能力。

拉纳进一步提出，实际上，康德的先验哲学是未完成的先验论，因为，康德事实上承认人有超验认知的本然冲动(《实践理性批判》)，只是，从自然理性之路进入超验就是悖谬。但是，如果我们并不把自然理性视作进达超验之路，而是把它视为人之主体倾听神圣传言的可能性条件，那么，自然神学的探求就并未失效。天主教神学并非认定，人单靠理智就可得到上帝的知识，而是说，人的理智的超验要求本身(康德视为背反)表明，人作为理智之主体有获悉上帝消息的可能性。

作为主体之人能倾听神圣之言的先验可能性条件究竟是什么呢？拉纳着重阐明了两项先验规定：其一，人的理智判断本身隐含着普遍的一般的存在，尽管人的理智永远只能指向个别的、有限的存在物，但一切知识都得在以“是”(Being)来表达的存在整体之背景中发生，可见，人的理智本性先验地拥有趋向普遍存在的超越性可能；其二，就人之存在本体论范畴来看，人之本质存在乃是一个先验的敞开结构，亦即人之自我敞开是人的先验本质。所谓自我敞开也就是人之自我超越，就是人之走向自己的不可规定性，从有限存在走向无限存在，发问活动本身即这自我敞开、自我超越的体现，这自我敞开的存在结构，也就是人转向并倾听神圣奥秘的先验内在可能性。所以，拉纳在其名著《神圣之言的倾听者》一书中，从神学人类学角度，把人描述为先天就能听懂上帝传言的此在。人之自我敞开的先验性与上帝之自我传达的启示性同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