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忠：改革开放的合法性危机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人们已经开始系统地总结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中国高层领导人近期纷纷表态肯定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绩，并誓言将继续坚持改革开放。但与此同时，对改革开放进行质疑的声音似乎也越来越大。

改革不只是既定政策的改变。政策的改变至少应具备“决策程序的正当性”、“执行程序的预定性”以及“政策结果的可检讨性”等要素，才可能被视为具有道德正当性的改革。在以上三个要素中，决策程序的正当性（即政策改变的决定是通过正当和合理的公共选择而产生的）是最重要的因素，其作用在于确保利益相关者都能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决策。

在文革刚结束时，中国社会正处于崩溃的边缘，民众身心疲惫。对于刚刚经历文革劫难的人们，任何拨乱反正的措施都像是久旱之后的甘露。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开放尽管只是由少数高层领导人决策启动，但仍能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实际上，在改革开放的前期阶段，大多数人都能感受到它所带来的有利变化。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利益格局的日益复杂，人们开始看清小圈子决策的巨大弊端。面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政治上处于弱势的群体显得不堪一击，他们的利益总是因为他们未曾参与的决策而牺牲。当大量国有企业的职工被迫离开熟悉的工作岗位后，人们看到的不是更有效率的国企，而是国有资源向私人手中不可遏止的非法转移。

相反，当妨碍效率或公平的人恰好手握权力时，人们却束手无策。中国各级政府机构的臃肿和低效是举世罕见的，但屡次行政改革的结果却是更严重的机构膨胀和行政成本不成比例的快速攀升。

在中国，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少数靠近权力的人垄断着经济增长的成果，大多数人却必须为经济增长付出惨重的代价。当投资者和政府官员忙着计算和分享投资利润时，当地民众却必须长期面对被污染的水源和被破坏的环境。正如最近的三鹿奶粉事件和山西溃坝事件所昭示的那样，许多无辜的人甚至要为权力和资本的贪婪付出生命的代价。

在财政收入和财政开支以高于经济增长的速度而攀升时，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却越来越让人失望。在医疗、教育和住房等领域，都曾以市场化的名义进行过所谓的改革，但这些改革措施对人们的不利影响，似乎恰好与人们的政治地位高低成反比。地位越高，不利影响越小，反之亦然。

以医疗为例，有限的公共卫生资源几乎完全按照人们的政治影响力进行分配，国家公共卫生开支的绝大部分是用于政府公务人员的医疗福利。在各大医院，干部病房的整洁、宽敞与普通病房的肮脏、拥挤形成了惊人的反差。

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改革开放”这一短语曾经具有较强的正面色彩，但这种色彩已经开始消褪。因为，今天人们所听到的“改革”措施，经常是为了使权力寻租更为便利，而不是为了革除各种显而易见的社会弊病。

权力和资本都需要必要的政治约束。缺乏制约的权力和逐利成性的资本一旦结合在一起，所产生的力量蛮横而不可抗拒，所造成的社会不公更是令人触目惊心。对一般百姓来说，问题已不再是能否分享改革的成果，而是能否保住安身立命的少许资源，因为城市居民的房屋正不断被强制拆迁，农村居民的土地也不断被强行侵占。

权力运用的不正当和权力产生的不公平总是如影随形。在中国，特别是在基层政权中，一种隐性的政治权力世袭制已经悄然形成。根据笔者对个别县市的初步调查，在中层领导干部（科级和副科级）中，大多数人的父亲或母亲是（或者曾经是）科级以上的领导干部。看来，人们很快就会怀念那“腐朽的”科举制度了。

其实，各种各样的社会改革可大致分为两大类型，即政治的变革和政策的改变；前者涉及社会政治结构的调整和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后者则只是某一特定领域具体政策的调整。

在已经实现政治现代化（或民主化）的社会，民众较为平等地分享政治权力，各种具体政策在制定和执行都能在一个较为稳定的政治框架中进行。在这种社会，最大的争执很可能只是几磅牛肉的进口问题，很少有人去质疑政治结构本身的合理性。人们更加关注具体政策的各种后果，政策一旦出现问题，纠正起来也较为容易。

在政治权力仍被少数人垄断的社会，政治的变革具有更强的迫切性。因为，在政治结构本身受到质疑的情况下，各项具体政策也难以得到普遍的讨论和充分的评估。一项政策除非较为均衡地惠及大多数人（这在权力垄断的情况下很难做到），否则总是会受到多数人的反对。

十年文革曾给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带来了巨大的合法性危机，邓小平果敢地通过改革开放政策化解了这一危机。但伴随三十年改革开放而来的严重贫富差距和各种社会不公，使改革开放本身也开始面临合法性危机。

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进行必要的政治变革，以便各项政策都能够通过制度性的公共选择获得必要的正当性。在当前的中国，仅仅是打着改革的旗号，已不可能使一项政策得到人们的普遍拥护。毕竟，一个人不可能总是一边光着身子，一边又指望他人赞美他的“服饰”。

作者任教于中国华东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