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勇：扬官场时髦，令知识偏废

一

一个极权而封闭的时代，官场时髦可以从上至下在全国推广开来，在民间得到普及(时间是漫长的)。比如在赣南，我就知道，在1950年代初期，一些不怎么富贵的家庭，宗祠或家里挂的男女祖宗像（画），祖宗都是身着清朝的官服，戴的是清朝官帽（女人则宫廷贵妇人的发式和服饰）。其实这些“祖宗”并没有做清朝的官，也远非贵妇人，山高皇帝远，这些家族或家庭不过是崇拜向往一种官场富贵，属于一种“富贵秀”罢了。自然，清庭自会借鉴前朝宫廷的富雍华贵，推出一种新的官场时髦，于是全国上下莫不以新的官场时髦为正宗，为效仿的蓝本。前现代各个国家的情况都差不多。

仔细玩味，自古到今一浪撵一浪的官场时髦里，作为开国君主，其作派确有顾盼自雄的意味，就是说，华丽富贵出自其内心，他们觉得自己有本钱也有资格挥洒官场秀，如此时髦具有一定的血肉和血性，形成文化积淀，臣民百姓莫不顶礼膜拜而仿效，“汉官威仪”昂然而立。由于将官场时髦程序化――既形式也内容化了，不会让人觉得是时髦，而觉得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必需。

官场时髦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国家――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在现实中国则是执政党意志的表达。不过它大于国家意志，因为它的骄奢淫逸和摆阔并不是国家意志能够涵盖的，只是统治阶级独大自雄的派生物，与治下的臣民内外呼应，它也就形成了这么一种政治现象和文化现象。

推翻清朝，中国进入现代，情形依然。同是现代，一些国家如英国日本，只是延续和保持着“皇室时髦”，官场则与此不怎么相干，因为它是公民选出来的，必须遵照朗朗明规则。沉浸在“官场时髦”里不可自拔的偌大中国，倒是全球的典型。比如孙中山的“中山装”，蒋介石的光头“发型”，毛泽东的“发型”和“语式”，绿军装，好大喜功的种种作派，都曾经或正在被社会广泛地模仿。当然，花样翻新的官场时髦在现当代中国，总是伴随诸如“革命”、“人民”、“改革开放”、“三个代表”、“与世界接轨”、“和谐”等尊贵而华美的包装。纵然每一位最高执政者都有其理论与实践的着眼点，并不相同，在我看来，由于核心构件原封不动，我宁可看作是一种花样翻新的官场时髦。

从形式即内容角度，作为一种政府行为，“官场时髦”自有其相应的内容，但与其所造成的“知识偏废”相比，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后者显然大于前者。不过，各个层面的“知识偏废”现象是难以察觉并引起注意的。

不要多久，如此“官场时髦”就会演变成没有“血肉”的空壳，成了一种“护身符”，成了不含金质却又炫目的“镀金粉”，一种外表与内质相分离的空洞作派，其“内质”就是官员们明里暗里对自身和圈子利益的追逐，而故意炫耀其“外表”，制造神秘，既诱惑又吓唬“圈外”的人，最大限度地减少竞争者和觊觎者。

在可以公开讲利益及追逐利益的今天，各种利益集团莫不挖空心思追逐自己的最大利益，但在现实中国，官场为至尊，利益集团代言人于是凭借“官场时髦”煞有介事地说事。其结果，一方面为“官场时髦”推波助澜，另一方面为本集团和个人攫取最大利益。前些年我在某机关曾见厚厚的精装本《论“三个代表”》（大意），其中文章大都是县市领导干部和中层干部所“写”，其实都是些冠冕堂皇的政治表态，表示一种政治身份，也包含想往上爬和挤进“核心圈”的算计，利用“枪手”代写（也在网上互相抄袭）和官僚系统内部推销，摆在办公室里纯粹装门面，有几个人会翻看？转眼到“科学发展观”成为官场时髦的年代，颇具政治敏感的官员把《论“三个代表”》一类书不知扔到哪里去了。联系贪官层出不穷的现实，这些鼓吹“官场时髦”的人表里不一的行径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只要一种官方新提法（所谓创新）――官场时髦出现，下面呼应式、应付式过度阐释便如雨后春笋冒出，乍看，官员们多热情，水平多高呀。其实连他们本人也知道这是一种“空转”，进入政治程序必要的空转。因而特定的“官场时髦”这一形式本身所具有的“特定内容”必然越来越稀薄了。

如此种种作派里，作为官员队伍中的一员，不管你是中学水平大学水平，还是海归博士、本国名牌大学博士，文章水平都差不多，缺乏原创则是一致的。那些洋博士土博士的学识底气与风采哪里去了？被偏废了。

于是不能再回避“知识偏废”这个问题。

二

这里，我倒不想把笔力放在官员如何表里不一致的分析上，而是想到那些为种种“官场时髦”推波助澜的干部们，他们都具备大专――本科――研究生――博士学历呀，从这些学历所蕴含的学识，早就应该大大超过写“论三个代表”一类应时文章的水平呀，为什么还以“中学作文”水平为炫耀？只能是这样的解释：一是如此高学历是用的公费，自己并没有用心用脑攻读，反正回来能做官；二是中国做官不需要很多专门知识，学历只是“敲门砖”，只要跟顶头上司保持一致，才会有真正的前程；三是专门做给权力看的政治表态；四就是认真学了，所学其实不为中国官场所用，进入中国官场还得学习并熟悉官场规则（包括潜规则），掌握另一套知识，甚至从头来过，就是说，只能让自己原先用以立身的现代知识偏废了。

准确地说，在中国，单位一把手（党委）就是最高水平，副手们只有践行其“设想”，决不能违背其“设想”，只能在其“设想”中创造性进行工作（以上述为例，你只能围绕上面钦定的口径“思想解放”地阐释“三个代表”，决不能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螺丝壳里做道场，所以，你即使才高八斗富有全球视野具有良好的现代学识，你也不能“露峥嵘”。你只有耐心熬，等到你做了第一把手，才能稍稍施展你的某些真正学识，为什么说是“稍稍”？因为其时你仍在某个官僚系统之中，你仍有顶头上司，你的所作所为还是不能出格，注定要“知识偏废”。还有，你此时又是部下的顶头上司，你自然也会要求部下与你保持一致。何况你进入了官场，官场的诸种实惠、诱惑和隋力乖乖让你许多知识偏废。这么说，只要你进入官场，成了“官场时髦”的一个组成，不管你学历（真才实学的学历）再高，知识的偏废是相当惊人的，甚至作为立身之本的人格和正常人的情怀也会被偏废掉。而且，由官僚系统到整个社会层面，都只能阐释一个调门，别的真知灼见被一概视为别有用心的杂音，而受到排斥。借用陈行之先生说的“国家意志（应该视为政党意志――李注）对知识分子人格的切割”，官员头脑中的许多思想和知识自愿被切割了。

何止是对知识分子，官场时髦对非知识分子身份官员的思想切割也是如此。比如，1950年代初的官场时髦是“起用工农干部”，70年代是起用工农兵大学生（跟时下选拔大学生到乡村任职差不多），除成分好政治可靠，他们具有一定的乡土情感和基层经验，也了解底层的真实情况，也算是一笔基本知识吧，在理论上以确能为执政党注入新鲜血液做论证，可是在57年反右，60年大饥饿，70年代农村每况愈下的情势下，他们整体上失语了，他们身上的“基本知识”被官场切割了，就是说，在他们基本知识中有相当部分是官场不喜欢的，不为官场所用，这其中就包含乡土朴素的人格和良知，本真意义上的乡情（这一概被称之为非无产阶级思想）。它们都被国家意志切割了，当时最高当局就有“讲良心多了，就离马列远了”的革命告诫。由此可见，官场的封闭性、狭隘性及排他性，对知识的套用和切割历来如此，每一次“官场时髦”之后，只是表面上称许颂扬“正确及时的决策”，实际上又是一次大面积的“知识偏废”。

于是常常出现这么一种盛况：一种官场时髦（政策）造成了饿孚遍野生计维艰，而基层干部（包括知识分子）和主流媒体却一味歌功颂德；外国某记者拍摄了落后却真实的中国生活场景，我们却义愤填膺地声讨人家，拍着胸膛说“我们生活在幸福之中”。真实的人心和生活坠落于“沉默的视野”，围绕官场时髦我们可以编造一个又一个很稀薄甚至不存在的“真实”来。

从这里，我们可以掂量，在最基本的人心层面，社会是进步、停滞还是倒退了。整个社会（大学到社会，权门到底层）的“知识偏废”大面积而持续地发生着。

三

当下，“最年轻市长”周森峰的个案正好又提供了这方面的例证。

周森峰是提倡年轻化高学历的“官场时髦”中有幸成为宣城市长的。他有清华大学硕士的知识背景。且不纠缠他的读硕论文的抄袭一事，这也是从清华北大培养行政官员――大学价值取向的一个成果。因为当代好几个国家领导人都出自清华，清华也就进入了“官场时髦”圈，清华头头顺势利导，以哈佛牛津出了许多国家政要的国际视野自许，也把清华当作培养中国政要的摇篮，能立竿见影地获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自不待言，年轻的周森峰为官也就浮出水面。按照中国做官的程序，周森峰有清华硕士的知识背景，也还得去党校泡一场，明白一些为官的明规则，感悟一些官场的潜规则。于是与“博士”相对应的现代知识注定受到偏废，“博士”已跟相应的知识不相干，只是一种符号一种光环罢了。

在中国速成培养各级官员的有党校。为什么中央党校不具备清华这样的声望呢？道理很简单，清华具有国际声望，说确切一点，如同北大以人文社会科学著称，清华以自然科学著称，而科学技术成了第一生产力的年代，清华也就愈加显眼了。应当承认，在科学技术研究方面，清华确有其长，其学子确有视野开阔科技底蕴绵厚的“学识储备”，它是用其长而步入中国官场时髦之圈的。也可以说，它是以其全球大视野而进入官方小格局的，而且以小格局自许自雄，且不说它背离了因它培养了像罗隆基、闻一多、吴景超、吴晗等而称誉天下的“清华精神”，不说它在阶级斗争年代仍保持自然科学研究的某些优势，它步入官场（官僚化），它与官场时髦合为一体，把培养高级行政官僚成为自己的特色，就必定把中国官场的时髦即虚假带进来，既然某些学子注定以后是相当级别的官员，硕士或博士论文做一点假有什么关系呢？君不见，全国从上到下培养各级官员的各级党校绝大多数都在不同程度做假，所在党校和学子本人共同做假，还不是先后做了官――做了大官？这在官场上就叫“变通”。其实就是图时下盛行的――大专、本科、研究生、硕士、博士――官场时髦的一场演绎罢了。在其人履历上显示份量，在对外界介绍上显示水平，在官职晋升上显示实力，在民众中显示官方与时俱进。不过在实际层面，必定遭遇“知识偏废”的命运。

按照中国官员提升的既定台阶，即使周森峰坐“直升飞机”，也还得站某几个台阶（即使时间短暂），这就意味着他必须进相应级别的党校进行再学习，于是“知识偏废”自自然然发生了――他必须付出“知识偏废”的代价。（这在一些海归做官者那里更是如此。）这种知识偏废过程在几个层面发生，一是党校洗脑，用政治意识形态取代现代大学里富有全球视野和知识储备的人文与法制精神；二是在工作实践中，作为副职，如前所述，他必须适应顶头上司与其保持一致（这样才有“转正”然后施展自己才能的可能，其实这也是他的一厢情愿），因而他一些知识不能不偏废。如此折腾或“淘洗”，只能是不断偏废属于自己的知识，不断增强依傍上司――体制的惯性和隋性，但他仍披着清华的光环，以此作战胜竞争对手的一个官场时髦的法码。也就可以肯定，他以后即使官居高位，由于自身知识不断偏废，也不会有大作为，他只不过演绎了一番“官场时髦”而已。情形同20世纪70年代推崇工农兵大学生差不多，只不过对基层如何进行政治运作增加一些感性经验和人生经验，这样得来的知识比在大学里学的知识大大缩水则是肯定的。

偏废的知识里，我以为最重要的是人文情怀人格精神遭到惨淡的淘洗。

我们不能要求周森峰具有上述“清华精神”，就在他出于真心多学些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硕士生涯里，在清华培养中国政要的气氛里，他是把“官场时髦”看在眼里热在心头的。显然，得益于官场时髦比寂寞地进行某项科学研究，名利实惠来得快，在这样的时候，“人生在世还不是图舒适尊荣”、“做官做府还是图个肚子”（赣南土话）的人生精神标杆取代了心里原有的抱负，“站什么山头唱什么歌”就自自然然出现了，“大学精神”水流花谢，但在外表上倒可以亮出堂皇的理由：做官做大官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周森峰幸运地做了市长，是官场时髦的产物，他自己也就构成了官场时髦的一环（如视察时有人给他提包打伞），这样我们就能明白，时下社会生活中五花八门的“年轻化”、“高学历”、“大学生任村官”、“海归做高官”、“清华选拔生”之类，全是“官场时髦”的演绎，对基层――社会文明进步的推动作用等于零。我就近观察了从外地到县里乡村做小官的若干大学选拔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