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玲：中国共产党八十八岁生日反思

今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88岁。88岁被民间称为“米寿”，因为“米”字拆开后是“八十八”。身为农业大国的中国，“米”字寿似乎亦蕴含着生活中的“足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确实解决了13亿人的吃、穿等基本温饱问题，经济发展取得长足进步。但近年来，中国社会在温饱之外的问题上，却呈现出越来越尖锐的现实，使之进入“矛盾凸现期”。在全国范围内，一年超过10万件的群体事件，令得中共在为自己庆生的时候，特别是将于10月1日隆重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之际，系统整治及反思处理一系列迫在眉睫的政治与民生问题，便显得刻不容缓。

虽然88和60在中国都是吉利的数字，加之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又被世界一致看好，正踌躇满志地迅速崛起于国际，似乎可以放心颐养天年。然而，风起云涌的国内现状，让中南海不可能高枕无忧。因为中共领导着中国政府，且管理着中国的一切，所以要切实解决国家的痼疾和百姓的诉求，中国共产党需要首先从自身入手加以有效改革。在此，我们不妨择几起今年以来发生的案件，从中认知中共自身寻求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官僚体制存在严重缺陷

“邓玉娇杀官案”，从事洗浴业的民女自卫杀色官；“广东高官系列贪腐案”，广东政坛地震使三位副省级以上高官倒下；“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案”，郑州规划局副局长用这句话把党与民的对立公开化；“石首群体骚乱案”，因一位厨师的死亡导致数万百姓与警方暴力对峙五天；“最年轻市长遭质疑案”，清华大学毕业的29岁市长遭遇一系列质疑。

“邓玉娇杀官案”，从最初的官方认定故意杀人到最后宣判无罪释放，可以说是网民的力量使事态逆转。湖北省巴东县野三关镇政府的三个干部，酒后去该镇雄风宾馆梦想幻城消费时，强迫21岁的女服务员邓玉娇提供特殊服务，邓不干，在推搡中邓用水果刀刺死一人刺伤一人，事后主动报案。案件被媒体披露后，一片哗然。当地政府和警方认定邓故意杀人而非自卫，激起强烈公愤。人们怀疑地方政府“兔死狐悲”、“官官相护”，一些网民组成救援团前去相助，最终中央在保持稳定的需求下，责令地方政府使事态顺了民意。值得总结的是，整个事件的处理显得十分被动，完全被形势牵着走。地方政府试图孤注一掷，网民舆论穷追不舍，人们要求的是公开案件与公平处理，但未然。这期间，党与政府的形象受损，民众的不信任度增加，最后事件虽然被高压平息，但至今有些真相仍不了了之，因而百姓的余怨与余愤也未全消。

“广东高官系列贪腐案”，在一个月内广东政协主席、调到外省的原省委书记兼纪委书记、深圳市长纷纷落马，除让世人震惊外，更看出官场的群体腐败与盘根错节。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贪污数字巨大、人品道德败坏的许宗衡，却有着“清廉市长”的美誉，曾被称作低调黑马。在当深圳市长之初，他曾口口声声“清、明、勤、思”；今年4月的深圳市人大会上，许宗衡又誓言“不漂浮、不作秀、不忽悠”，并承诺“不留败笔、不留遗憾、不留骂名”，并表示历史和时间将是最好的检验尺度。这种“假面人”在官场颇具代表性，几乎每个被揪出的贪官都是“说一套做一套”，亦使百姓怀疑还没被揪出的官员恐怕也多是如此。据报道，有的官员初为官时确实清廉正派，但进入仕途染缸后，迅速变质为贪财享乐之人，这说明一个坏的制度能把好人变坏人。

中国的官僚体制存在严重的缺陷，已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关键看能否绝然行动。民间不断呼吁的财产公示法案，却因官员这个强大势力集团的反对而迟迟无法出世，社会大众怎能服气信赖？

干群、警民、贫富之间的冲突

“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案”，缘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赴郑州调查采访河南郑州市须水镇西岗村原本被划拨为建设经济适用房的土地上被开发商建成联体别墅之事，记者在郑州市规划局信访接待日采访主管信访工作的副局长逯军时，他却反问记者：“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

此事被报道后的第一天，网上搜索就高达100多万，跟贴增加不止。逯军有如说破皇帝新衣的小男孩，把一个长期存在的事实捅破了，这种“自己便是党”的权力心态，以前只能做不能说，党与民的对立在不经意间被逯军公开化。所以网民玩起黑色幽默，推举逯军为“2009最敢说实话的副局长”，并把此语推荐为“2009年流行语”。尽管逯军其后被免职查办，但他之名言对党的打击可谓深重，影响也可谓深远。

“石首群体骚乱案”，一个在石首永隆大酒店当厨师的青年讨薪中死亡，当地警方判定其跳楼自杀，但其家人不认可，因为盛传此酒店背后有官员入股，且以前也曾不明不白死人。当在群众闻讯后，怀着对政府和警方的不信任、对社会不公正的不满意，陆续加入支持死者家人的行列。因政府迟迟不公布民众要求的真相，且动用公安和武警抢尸，进一步给百姓造成试图掩盖真相的印象，遂演变成大规模官民对峙的暴力事件。

为借贵州瓮安之鉴，中央曾把全国县委书记和县公安局长专门集中到北京组织培训应对，但当事件真正爆发时，为何石首的此次应对反而比瓮安还要拙劣？关键在于这些“县太爷”的观念根本没有转变，他们仍然采用传统的封锁消息、滥用警力、称群众不明真相、以“文革”语言号召人们“不要被少数不法分子蛊惑”，诸如此类的做法只能加强人们的反感和对抗。

据参加此事件应急处理的工作人员刘国林总结道：石首事件演变不是单纯的死因质疑事件，而是由死因质疑引发的长期以来积淀的社会深层次矛盾的暴露。这些深层次矛盾说穿了，就是干群之间、警民之间、贫富之间的矛盾。在石首，赌场多、毒蠓子多、街头扒手多、盗劫案件多、没破的命案多、参与娱乐场所经营或为娱乐场所做保护伞的多、交通罚款和违规收费的多，一些警察的丑行多，还有一些警察对群众的态度相当专横，作风非常霸道，人民群众深恶痛绝。

“最年轻市长遭置疑案”，29岁的清华大学硕士毕业生周森锋，在湖北宜城工作五年后出任宜城市长，结果引起许多猜疑。随着各种报料与搜索，如今有三件事恐怕让周颇感不爽：一是硕士论文涉嫌抄袭，二是抽与他收入不符的贵烟，三是下乡视察时由别人打伞。面对这些置疑，周采取的对策是谢绝采访，阻止工作过的部门和母校透露任何信息。他的“沉默是金”，换来的是社会的普遍不满，有讽刺他年纪轻轻已学会官场自我保护法的，有指责他态度傲慢不把民众需求放眼里的，有认为他不敢诚实面对缺乏开明精神的。

总之，他的“冷对”，不但未让人们看到他身上的“新”，反而看到了横行官场的“旧”。作为新型公众人物，他应该明白，没有任何理由回避问题，需有胆有识接受人们的监督甚至挑剔。成为一市之长，他在面对自己的“危机”时都不知如何公关应对，面对全市的危机处理时他又能如何？他要求“给我一个不受干扰的成长环境”，显然不现实，因为现在已没有这样的真空。既然选择了这条路，逃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只能勇敢面对。

现代版官场现形记

随着中国网络信息的快速发展，揭露腐败，寻求真相，正如火如荼风行于大江南北。这两年来，多少官场黑幕被网民一片片撕开，多少民间冤案被网民一件件曝光，网民们不懈的努力及其形成的越来越强盛的民意力量，推动着中国社会的公开透明，也推动着中国的民主进程，官场里以前密不透风的事情渐次变得无处可藏。

既然这股力量不可遏制，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正视它的同时，就必须修行自身。上面列举的今年发生的五起案例，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制度、管理等一些层面还有待改善的地方，与其时常被动地疲于应付，不如适时主动痛切改革。

稳定和发展是当务之要，国家要维稳，国民要维权，这本身并不矛盾，就看怎样恰当处理。在社会转型、企业改制、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环境污染、诉讼不公等问题解决不了时，下层的老百姓就会抱着最后的希望上京城告状。以维稳的名义，各省市对在北京周边对上访者围追堵截，消耗大量人力财力。

据报道，现在地方上开始了“花钱买稳定”，像建国60周年前这样的敏感时期，地方上采用人盯人、陪吃喝、塞红包、免费旅游等方式。如果软的行不通，就来硬的，进行强制截访、办“学习班”限制自由、扭送精神病院等手段五花八门。然而，在许多地方，这些招数不但没有达成稳定局面，反而引发了更为频繁和更为强烈的上访，因为强力按下的葫芦会浮起得更猛。

若要解决这些问题，根本方向是党内改革，主要取决两个方面：一是制度革新，二是选举变化。在制度设计与应用中，理应选择最科学、最合理的制度。众所周知，目前中国实行的制度存在不少漏洞，因为它所赋予的绝对权力必会产生绝对腐败。把这些年《人民日报》所登载的腐败案例记载下来，不加任何虚构加工，合成一本《现代官场现形记》相信不会逊于古版；根据新华社所报道的各类案件组合成一本《三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也不会逊于古版《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明摆着的事实，腐败不除，上访难止，治本之策只能选用人类迄今行之有效的制度。

有了好的制度，还需有好的人。现在的民乱，大都发生在县一级政府的管辖区。县官是中共治下非常重要的一环。目前为止，县官的选拔与任用都由上级决定，所以意欲为官者，眼睛始终盯着上面，即只对上面负责，无需对下面负责，因为民众决定不了其政治前途，所以官员对社情民意漠然。不妨考虑从县级选举开始改革，让为官者对上负责也对下负责，以期改变县官的产生过程，就是先由上级挑出数名候选人，交由当地百姓投票定夺，够年龄的一人一票，但严格监督以防贿选，争取产生出的县官既能得上方赏识又能得到民心支持。

中国共产党诞生88年，执政60年，有必要从今迈出新的一步。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7月1日来临前一天政治局集体学习的会议上提出，要“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这也可视为一个新信号，让人抱持希望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