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基层社会的政治生态令人忧虑

很多社会现象表明，中国社会一些地方的基层正在进入令人担忧的“无政府”状态。黑龙江省通河县魏玺村48户农民的土地被地方政府和恶势力霸占（中新网2009年4月27日报道），农民上告，反而成了被告。类似的案例，其他县、乡、镇也不同程度地存在。

更令人发指的是发生在贵州习水的大规模性侵幼女案和浙江丽水数十名中学生遭强奸案。这些案件的主犯竟是政府的基层干部，是县干部、村主任、党支部书记等。这个群体是中国政权的基础，是政权和人民的连接点。基层社会希望这个群体能够代表他们的利益，保护他们的利益，但现在，某些人的所作所为刚好与人们的期望相反。

基层“无政府”状态有几层含义。首先，无政府可以指基层权力出现真空。权力真空给各种恶势力如黑帮团体等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其次，无政府也可以指地方政府职能失效、失控甚至失败，导致恶性社会后果。在这个方面，“无政府”早已不新鲜。早年河南省等地方流行艾滋病和各级地方官员不当的经济发展政策有很大关系。特殊病村（如癌症村、肺炎村等）的出现同样与地方官员对经济发展的恶性追求有关。

更为重要的是第三类，即政府本身制造的“无政府”状态。恶势力世界各地都有，但可以整治。政府和恶势力之间的较量从未停止过。最可怕的是个别代表公权力的地方官员被恶势力所利用，或者利用恶势力。在这里，群众和政府都成为受害者。

在数千年的传统社会，中国社会基层处于高度自治状态。社会本身发展出了相当发达的自治共同体，有很多机制可以保护地方社会的利益和安宁。1949年后，革命使得政权第一次有能力深入社会。在基层，中国社会建立了一种全新的机制。除了权力管治，新中国领导人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意识形态和道德的功能，给基层官员一种道德感。

但今天的农村居民很难像在传统社会那样保护自己的利益，也不能像建国初那样对地方官员的行为构成制约。同时因为人口的流动，一些农村实际上一直处于衰败状态。不管中央政府实行怎样的新政，基层似乎很难有所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似乎难以扭转。

对基层政权冲击最大的莫过于金钱主义全面有效地取代了道德主义。今天，部分基层政权已高度非道德化或者道德虚无化。上述强暴幼女和强奸中学生的基层干部对自己的兽行不仅毫无羞耻感，反而引以为豪、互相攀比，就非常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因为一切都已被货币化，不管干了多么令人发指的事情，在他们的思维里，都可以证明自己是合理的。

在中国，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今天，道德一直是政权的基石，道德甚至比政府的政绩更重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老百姓视官员为“父母官”。但一旦道德解体，就没有可以制约地方官员的有效机制了。这并不是说执政者忽视了基层政权建设。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领导层一直在强调此事。执政党能够接受农村的民主选举方法就是一个例证。但问题是，上层花了那么多的精力进行基层政权建设，为什么基层的状况未见明显改善，反而有越来越糟的趋势呢？

在传统社会，基层共同体能够抵御政权某些不合理的侵入。建国初，老百姓还拥有应付基层官员的机制。但现在呢？权和钱被少数人垄断，人民在某些官员面前赤裸裸、一穷二白――他们还能做什么呢？一些基层官员把老百姓视为权和钱的奴隶，一些百姓也被迫沦为钱和权的奴隶。尽管有一定的民主机制，但在某些人面前，民主机制几乎毫无价值。例如上访，这可以说是基层人民发出声音的无奈办法――人民在地方难以实现正义，只好往上找。

因为缺乏自下而上的压力和压力机制，“唯上”成了某些基层干部唯一的责任。但是，“唯上”并不意味着基层干部的确可以对上负责。在某些干部那里，“唯上”变成了“欺上”，欺骗上级政府。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个道理没有比从基层开始打天下的共产党认识得更清楚的了。基层是整个政权的基础，一旦失去基层，执政大厦就会摇晃。这些年来，多少人沉醉于高速的经济发展和年年变化的GDP数据，但很少有人认识到，腐败、毫无羞耻感、粉饰太平，这些才是政权的最强大的敌人。原因很简单――这些敌人不是他人，而是自己。

执政者应当认识到，光靠自身体制内的改革已难有成效。走出旧体制，走出既得利益，直接面向人民，才是唯一办法。 （作者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教授）

来源：同舟共进2009年第7期